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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年的进程到今天,我们已经形成了共识,就是市场经济必须以诚信为基石。这种共识的取得,是每一个消费者在付出了很大代价之后才形成的。 今天,当“扶不扶”成为一个问题,“救不救”要先找证据,人与人之间不但没有了热情互助,见义勇为反而可能惹祸上身,“人人自危”不幸成为现实。礼仪之邦的中华大地,对道德文明的重构已经从文化的呼唤变成了现实的需求。面对现实的挫折和困惑,我们不得不重新将目光投向传统,寻找中华文明原始的智慧之光,从中汲取力量,重拾自信。 “三大制度” 在技术上,中国有“四大发明”。在文化思想上,中国有“三大制度”,已经并继续影响全球。 第一,秦朝开设郡县制,是现在企业管理制度的鼻祖。自秦朝开始,废除周王朝的分封制,改为郡县制,从而确立了“皇帝-宰相”的管理制度,类似于“董事长-职业经理人”的现代管理制度。这套体制,演变成今天包括欧美跨国公司在内都采用的董事会体制,产权与管理权分开。 第二,从汉朝的汉武帝开始,“独尊儒术”。儒家对各个阶层都进行了系统化的规范,不仅规定了普通人怎么做人,更规定了皇帝怎么做皇帝。 第三,隋朝开始,建立了科举制度,为教育体制奠定了基础。以前的选官制度,主要是皇室成员推荐,民间很难进入体制内,也就没有上升渠道。通过科举选拔,基层的人可以进入“董事会管理团队”,宰相可以由民间人士来做。这就导致自隋朝之后,形成“唯有读书高”的社会氛围,社会出现大量私塾,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和文明起到极大的提升作用。 这三个方面,包含了制度、思想和文化,形成了文明、秩序和价值观支撑的中国软文化。在这套软文化之下,造就了以士绅阶层为主的中产阶级,既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士子,也有“君子爱财,取之以道”的儒商。这套文化体系,一直在向全世界输出,对世界的影响不亚于“四大发明”。 新商业文明 近代以来,我们在各种运动中不断否定自己,学习西方,抛弃自己,脏水、孩子一起泼出去了。我们几千年的文化精髓逐渐被抛弃,出现了“君子爱财,取之无道”的现象。 我们这一代企业家要带头,一要遵守法制,行为符合企业游戏规则,例如WTO的规定;同时,要继承“君子爱财,取之以道”的价值观。我们的核心,就是重建儒商,重建新时代的商业文明价值观。 对儒商来说,“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真正做到“达则兼济天下”的层次。 日本现代发达的商业文明,就是把儒家文化和现代的法治结合起来了。日本的企业之父涩泽荣一,著有《论语与算盘》,创造性地提出“义利合一”“士魂商才”的现代儒商精神基础。现在大家推崇的稻盛和夫,也是一位儒商,他的管理思想大多来自儒家。除了日本,韩国,还有我们的台湾,都是儒家和法治结合得很好的地方,出现了一批现代儒商。 儒商的中国梦 《礼记·大学》里有一段名言:“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最后两句话,东汉大儒郑玄注解为:“仁人有了财富则务于施与他人,以此来立身立名;不仁之人则将身心投入到敛财中去,以追求财富的积累。” 中国商人有“仁者”的传统。孔子的弟子子贡,被称作儒商的鼻祖,司马迁就认为儒学之所以成为显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子贡推动的缘故。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晚清民国时期,张謇就是卓越的代表,他获得财富全都用来引进新的教育、医疗、公共设施等。 “仁”是慈爱之心,“义”是正能量,是勇于担当;“礼”是遵守规则,“智”是思想火花,“信”是内心的坚守。 现代意义上的儒商,首先要秉持诚信,为社会创造价值,就要从大众利益出发,满足人们需求,这是“仁”;要弘扬正能量,不能走歪门邪道,这是“义”;要遵守规则,做良好商业秩序的维护者,这是“礼”;要有创新思维,善于发现市场空白,把握机遇,这是“智”;要有做人做企业的底线,勇于捍卫内心的良知,坚守诚信,这是“信”。其次是勇于承担社会公益、慈善责任。“达则兼济天下”,正是儒商的情怀。聚天下之财,供天下之用,馈天下之乏,就是现代儒商的担当。 今天,我们谈“中国梦”,中国梦不仅仅是物质和财富之梦,更是精神和文明之梦。作为这个时代精英的一部分,作为最有影响力的一个群体,企业家要有责任、有使命推进中国梦的实现,成为言行合一的仁者、君子、儒商。只有这个群体推动并转变,才能重塑新文明。 传统社会是农业社会,在政府官员之外,士绅阶层是儒家思想和社会文明的推动者。现在,企业家阶层可以扮演类似传统士绅阶层的角色。 如此,儒商将成为中国梦的推动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