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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秦兆雄 日本神户市外国语大学中国学科教授、学术博士、文化人类学者、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 一 问题意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在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的同时，也重新评价并日益重视孔子所代表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正能量及其象征意义。在恢复孔庙与儒学经典的教育文化功能以及清明节祭祖等传统文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卓有成效。如果说2004年9月28日曲阜市政府正式公开祭孔等举措是中国社会逐步重视传统文化的重要节点，那么，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则可谓是孔子及其所代表的传统儒家思想名誉得以恢复的重大里程碑！无论对文化教育界还是政治经济领域皆具有划时代的历史象征意义。 事实上，习近平主席一直高度重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试图将其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加以充分开发利用。据媒体报道，2014年10月13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进行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对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我们应该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对古代的成功经验，我们要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学态度，牢记历史经验、牢记历史教训、牢记历史警示，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 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由此可见，当前中国政府的治国理念总体上是既不全面导入欧美的民主主义模式，也不生搬硬套外来的马列主义理论，而是要回归并发扬中华民族传统，向中国传统政治智慧吸取治理经验，通过继承发扬几千年来圣人先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化精髓，推进和完善中国共產党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可是，如何继承圣人先贤修身齐家的思想体系？如何发扬他们治国平天下的大智大勇？如何才能切实推进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善者”以及“不善者”的客观标准及其理论依据又是什么？怎样才能科学借鉴历史经验、教训、警示？何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这些问题可能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值得我们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从学术理论上认真深入探讨。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确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为如下三项： 1．核心思想理念。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培育和形成的基本思想理念，如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惠民利民、安民富民的思想；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借鉴。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要大力弘扬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核心思想理念。 2．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道德理念和规范，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精忠报国、振兴中华的爱国情怀；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荣辱观念；均体现着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要大力弘扬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中华传统美德。 3．中华人文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多样、珍贵的精神财富，如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处世方法，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教化思想；形神兼备、情景交融的美学追求；俭约自守、中和泰和的生活理念等；是中国人民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情感样式的集中表达，滋养了独特丰富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人文学术，至今仍然具有深刻影响。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要大力弘扬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思想文化内容。 无庸置疑，这三项主要内容均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应传承发展。但笔者认为，除以上内容外，还应该把孔子所提倡的文武之道教育方针与治国思想理念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来传承发展。这一点不仅可以从中国传统的文武教育传承与治国方略历史得到佐证，而且还可以从日本吸纳孔子文武之道的历史获得启示。 其实，作为一名一直关心祖国繁荣富强的留日中国文化人类学者，也深深认识到继承发扬历史上圣人先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验智慧，以推进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项巨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这需要我们放下架子，努力避免陷入自我中心和自民族主义的陷阱，高度警惕由于既不“知己”亦不“知彼”而造成的既否定本国优良传统亦仇视外国先进文明的文革思维模式，真正做到虚怀若谷，博古通今，放眼世界。因此，我们不仅要从纵向(历史)的维度继承前人留下的珍贵遗产，而且还要从横向(国际)的视角借鉴世界各国各地区传承创新儒家文化的历史经验与智慧结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而做到“去伪存真”，“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改)之”。 基于以上问题意识，针对中国社会重文轻武，教育界一味追求考分而疏于德育、体育，政经界一味追求经济利益而不乏贪污腐败的社会现象，笔者提出了传承发展传统文化精髓――孔子文武之道教育方针与治国思想。本文将主要从两个方面，即中国传统六艺中的弓术射礼在日本的传承发展以及江户时代的弘道馆教育设施为例，详细论述日本尚武传统及其传承发展孔子文武之道的历史与现状，揭示日本如何将孔子的文武之道创新而独成体系并成功渗透于本民族文明素养中的奥妙所在，籍此探讨中国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该如何将这一珍贵的传统文化思想与现实结合起来的重大命题，并为其提供一个参考借鉴与研究探讨的视角。 二 孔子原汁原味的文武之道 文武之道，原指周文王、周武王之道。“文武之道，谓文王、武王之谟训功烈，与凡周之礼乐文章皆是也。”（朱熹《论语集注》）。“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礼记·祭法》）。后来文王的文治、武王的武功治国平天下之道后来被儒家引申为能文能武，文武并用的文武之道。 春秋后期，王道衰微，礼崩乐坏，各诸侯纷纷倾向于富国强兵，割据称霸，逐渐背离了文武之道。但孔子仍然推崇王道，认为应恢复周代的文武之道。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论语·子张》。“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中庸》）。即孔子主张遵循帝尧、帝舜之道，效法周文王、周武王之制。孔子推崇周文王、周武王其实还包含了对二人不同思想与政治倾向的中道整合，这样才能以文武之道为指导，推行文武之政。“夫孔子者，大圣无不该，文武并用兼通。”（《孔子家语·正论》）。即孔子是站在文武之道的高度来推行文武之政。 孔子的文武之道在政治实践中的运用就是一张一弛，文武兼用的文武之政。“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礼记·杂记下》）。《孔子家语·相鲁》记载孔子在夹谷之会前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结果由于文武兼备，以弱胜强，一直成为著名佳话。 孔子推崇文武之道，推行文武之政不是把二者相提并论，而是以文为重，武为辅。如“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即孔子主张政治应以道德教化为主，政令刑罚为辅。 由于孔子出身卑贱，生不逢时，基本上无权无势，周游列国时也基本上没有得到当权者的认可与重用而无法实现自己理想的文武之道，所以晚年只能以私塾教学方式来推行文武之道，其位卑未敢忘国忧的社会实践使他成为后人尊崇的至圣先师。当时孔子的教学沿袭了周朝的贵族教育体系，以“六艺”教育学生。 六艺即始于公元前1046年的周王官学要求学生掌握的六种基本才能：礼、乐、射、御、书、数。“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周礼·保氏》）。这“六艺”中书、数属文，御属武，礼、乐、射则文武兼备。 由此可见，孔子的“六艺”教育包含了文与武，他试图为社会培养崇文尚武、文武兼备的人才。因为孔子认为“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论语·子路》）。“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诸己，己正然后发，发而不中，则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孔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礼记·射义》）。 “射”不仅仅是一个人以及团队狩猎杀敌护卫自身的武道技术“射技”，修身养性的文化艺术“射艺”，而且是一种统治者协调支配整个社会的宗教仪礼“射礼”。 日本民族学·人类学界最早关注中国古代射礼的伊藤清司曾认为：古代中国的射礼具有占卜年运的宗教色彩，这样的的占卜不仅是决定射手一人好运与坏运的惯例行事，而且也是判定射手本人所属社会集团的幸运与不幸的宗教神事。因为是这样一种神判仪式，所以举行射礼的场所被选定为神灵降临之圣地，同时被视为神灵标章的水面就在圣地成为弓箭射击的对象。后来在辟雍大池常常举行射鱼与射鸟之礼就是这一习俗的叙述体。当今在日本关东地区神社祭祀活动中的“御备射”射礼本身也一样。笔者自1993年3月至1994年4月在日本关东地区的千叶县富里町进行人类学调查期间也多次目睹了当地神社举行春季祭祀祈祷丰年仪式中的一项“御备射”礼，并逐渐关注并研究中日两国传统射技与射礼的历史与现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