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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语 据日本史料《日本书纪》与《古事记》记载，应神天皇16年2月，《论语》与《千字文》等儒家经典由百济王朝五经博士王仁传入日本。从那以后儒家思想基本上一直受到日本统治者的重视而在日本社会传承发展。飞鸟时代的政治家，推古朝改革推行者圣德太子于603年制定的“冠位十二阶制”和604年制定的“宪法十七条”，主要参考了儒家思想，甚至所用的词汇和资料亦大多是取自儒家典籍；在日本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化改新，也是在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下，仿照中国隋唐政治经济制度，在645年开始实行的一系列改革。701年制定的基本法典《大宝律令》对教育设专章（“学令”），规定中央设太学，地方设国学，各置博士、助教，招贵族子弟，授以儒家经典，其中《论语》和《孝经》为必修科目。757年，孝谦天皇下诏，令全国每家必备一本《孝经》，奖励“孝子”、“贞妇”。701年，日本开始祀孔。 至江户时代，德川幕府以及社会精英阶层景仰孔子并积极吸纳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文化精髓，将朱子说规定为官学，成为德川幕府的正统思想体系。当时的汤岛圣堂与释奠礼基本上仿照了中国明朝的建制与礼制并迅速发展。如圣堂的标志性建筑仰高门、入德门、杏坛门、大成殿等设施的名称来源、孔庙的多次改建、扩建并不断完善建制，最后成为中国传统的三进院落结构布局。同时，儒家文化的礼义教化，已经成为德川幕府教育管理幕臣武士并引导全民行为准则的一套文教政策，读经讲经蔚然成风，而且很多幕臣武士儒者自身体力行并广泛传播儒家思想道德。 但这些传承儒家文化的行为和过程并不是全盘照搬中国，而常常是按照他们固有的传统文化及其价值观有选择性地吸纳，或者根据时代的需要适当地进行取舍加工。从建筑式样来看，诚如铃木三八男所言,“日本的孔子庙也模仿中国的孔庙规范，是在参考了《朱子家礼》、《仪礼傍通图》、《礼书》、《三才图会》等文献与寝庙以及祠堂后建成的。但是它们几乎都没有完全承袭中国孔庙”(铃木1989a:1)。当初汤岛圣堂仿照了中国明朝的建制，其标志性建筑仰高门、入德门、杏坛门、大成殿等设施的名称来源、孔子庙的多次改建、扩建并不断完善建制，最后成为中国传统的三进院落结构布局。但后来增设了神社特有的“水屋”、大成殿颜色被涂改成黑漆，屋顶盖上铜圆瓦日久变成绿色。 其次，历史上释奠衣冠样式的改变以及于1800年开始的以延喜式代替明代儒式仪礼来举行释奠礼等一系列举措，都鲜明地体现了儒家文化在日本本土化倾向。而这一本土化倾向在明治时代后期恢复的释奠礼中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完善。如传统释奠礼日期改为4月第4个星期日，神道式的修祓、开扉奏乐警跸以及闭扉奏乐警跸、献茶式与《孔子颂德之歌》等仪式的导入、以及奠币的内容简化与饮福受胙的形式变化等都是其具体的表现。不过释奠礼中演奏雅乐、行三献礼以及讲经等儒家传统仪式一直保持下来，至今基本未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汤岛圣堂的释奠礼“可以说是神儒混合的祭仪”( 陈2004:285)。 值得一提的是，释奠礼中讲经仪式在日本一直延续到现在也引起了国内部分学者的关注与反思。正如彭林与张德付所指出的那样，讲经本来是中国传统释奠礼中的重要仪式与内容，但是在中国大陆却没有传承下来，包括在当代曲阜祭孔大典中也没有得到复兴。因此，诚如彭林与张德付所言，当代中国的祭孔大典不仅应该增加讲经的环节，而且应该把名称由祭孔大典改为释奠礼(彭?张2011)。同时当代中国大陆释奠礼与孔庙还有必要像汤岛圣堂那样免费对外开放或象征性收费，让孔子能更好地“与民同乐”。 上述儒学在日本的本土化过程既反映了日本精英阶层吸纳传承儒家文化的积极性与选择性以及创造性，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日本神道文化与中国儒家文化的差异性。比如“水屋”的增设与修祓等神道仪式的导入，即反映了日本神道中独特的污秽意识；而儒式与延喜式的祭品规定的不同，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日两国传统饮食习俗的差异：自古至今中国人一直习惯食用四肢动物，故“三牲”无论对生者还是对死者都是最高佳肴；而日本历史上受佛教的影响天武天皇于676年颁布禁止杀生食肉的敕令(保护对象为牛、马、鸡、犬、猴，但不包括野猪与野鹿)，江户时代幕府还排斥基督教及其食肉习惯而公开提倡佛教素食，因此在明治维新以前人们通常不杀四肢动物食用而以食用鱼米蔬菜为主的传统饮食文化(大塚1993:7-12)，因此由这一传统饮食习俗导致了神道祭祀仪式上仅供奉酒、米、鱼类和蔬菜水果等。 事实上，岩井宏实的研究成果表明，无论是古代《延喜式》，还是明治6年(1873年)3月公布的《官币诸社官祭式制定之件》，所严格规定的神馔内容主要是米、粟、酒、鱼类和蔬菜水果等，但因祭祀规格等级的大小而祭品数量不同。另外，《延喜式》明文规定神馔为熟食，而《官币诸社官祭式制定之件》规定神馔用生食，将神馔与活人平常吃的食物区别开 (岩井1999:170-174)。正如王蓉等所指出的那样，神社神馔是日本人日常饮食的一面镜子，反映了日本饮食文化的原型与特征(王2007)。 不过，与日本各地饮食习惯丰富多彩一样，日本各地孔庙与释奠礼的建制规模、礼仪形式以及相关内容也呈多样性。比如足利学校孔庙举办的释奠礼，虽然也和汤岛圣堂的释奠礼一样是神儒混合，但其中儒式要素要更多些：不仅有儒式的跪拜，而且祭品中还有牛肉。另外，从因特网上可以看到佐贺县多久市的多久圣庙举行的传统释菜礼虽然有同于足立学校孔庙的儒式跪拜，但祭品却与汤岛圣堂的近似，即甜酒、银杏(或枣)、栗、芹菜、竹笋等蔬菜以及野鸡肉(或鲫鱼)、米饭、年糕等。 宗教仪式祭品可谓一个民族传统饮食文化的象征体现。笔者于2009年9月28日参加曲阜祭孔大典时曾注意到供奉给孔子的祭品是传统释奠礼中的三牲太牢(秦2010:148)。如果参考汤岛圣堂释奠祭品实例的话，那么中国也许有必要将传统的三牲太牢改为少量米饭、肉类、海鲜、蔬菜、水果并增添献茶与唱歌仪式。 孔庙是儒家文化的象征体现，在庙内教育设施举办各种汉学讲座与儒家经典诵读来传承推广儒家思想，用儒家伦理道德来缓解各种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具有特别深远的历史与现实意义。斯文会在圣堂所举办的读经文化讲座、释奠以及汉字文化振兴协会所实施汉文检定考试与上述江户时期圣堂的教育制度有很多相似之处，继承并弘扬着源自中国的传统儒家文化。也许中国大陆可以参考这些举措，实施一些传统经典文化检定考试并颁发相关证书，给传统孔庙注入新的活力，更充分发挥其潜在的传统文化资源。 2013年9月5日中国国务院办公室公布了《教育法律一揽子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第六条建议将1985年1月21日制定的教师节从9月10日改为9月28日，即孔子诞辰日，与台湾等地统一。这一建议既反映了当代中国政府更加积极恢复并日益尊重孔子及其儒家传统的历史地位与社会功能，同时也体现孔子作为中华文化的符号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该建议的具体实施将有助于各地孔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更好地发挥孔庙所具有的多种社会功能与强大的文化凝聚力。 如果把本文所揭示的有关汤岛圣堂与释奠礼在江户时代兴盛、明治前期衰退、明治后期获得精英阶层支持并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复兴、进而在日本社会不断本土化的历史进程，与中国孔庙与释奠礼从汉代至清代兴盛、中华民国初期开始逐渐走向衰退、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时期深受打击而改革开放后又逐渐获得精英阶层支持并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复兴以及在中国大陆不断变化发展的历史轨迹相比较并进行讨论，是十分耐人寻味的。 尽管这个大问题已经超越了本文的主旨范围，但本文所论述的汤岛圣堂与释奠礼的历史变迁及其兴衰史则显示出：如果说孔庙与释奠礼的兴盛是国家统治者及其社会精英尊孔崇儒的象征，即也是社会繁荣、和谐发展的标志之一的话，那么经过强大的欧美近代文明冲击洗礼后逐渐由日本社会精英阶层自发组织而得以持续复兴的汤岛圣堂与释奠礼，则充分反映了源自中国的儒家文化(文明)不仅与欧美的基督教文化(文明)之间有着继续共存、互补乃至共同发展的必然性和可能性，而且还有着自身不可忽视的普世价值及其坚韧顽强的生命力。 以上只是对汤岛圣堂所作的初步人类学调查研究，有关汤岛圣堂与读经教育以及释奠礼的历史演变以及社会现状还需要今后在进一步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同时对中国各地与日本其他孔庙与释奠礼的历史变迁与社会现状，以及源自中国的儒学在日本变成“儒教”的本土化过程也要进行比较研究。这是本研究今后要进行更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与方向。而本文为今后展开该领域的人类学研究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