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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荀子论《书》考辨 《荀子》论《书》亦体现出鲜明的致用性倾向。荀子所处的时代已不同于孔、孟时期，时代课题已发生了转化，社会正朝着统一的局面发展，各类学术活动亦为统一时代的到来做着准备，虽然《书》不再是可以随意改造为己所用的工具，已经是被诸子百家共同承认的相对固定的古代典籍，但《书》学的风向却在转变，《荀子》引《书》入论的23条相关文本呈现出了明显的断章取义特性，其诠释的向度多是朝向现实与未来的，而不再是以诠释《尚书》的原义为根底，其实质恰是对其前迂阔《书》学之风的纠正。在传世先秦文献中，《荀子》是论《书》最多的一部文献，这在周秦《书》学流变中具有重要意义，这至少说明，在经过诸子文化相互争胜之后，荀子时代的《书》不仅在社会中广泛传播，而且在儒家内部也开始进入了实质性的反省阶段，或者说是进入了儒家《书》学观的改造阶段，荀子正是这一反省、改造运动的领军者。 荀子对儒家《书》学观的改造，不仅体现在其援《书》入论的大量引述之中，而且更直接体现在其论《书》文本之中。其论《书》文本主要集中在《劝学》、《儒效》、《荣辱》3篇之中，概括起来，体现出如下四方面的特征： 首先，荀子对《书》的内容性质进行了有别于前人的界定，概括出了“《书》者，政事之纪也”的结论，并首次将《书》提至群经之首加以评论。如《劝学》篇云：“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这则文献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体现了早期儒家《书》学观的发展流变。孔子认为“疏通知远而不诬”是《书》的根本特性，这是从接收者的角度而言的，具有以《书》为史的《书》学观特征，荀子在此处所说的“《诗》、《书》之博也”，正是与孔子“疏通知远”的《书》学观相一致的。在此认识基础上，荀子又从政治角度重新对《书》的性质进行了界定，“《书》者，政事之纪也”之断语，十分准确地、高屋建瓴地概括了《书》的最为本质的特性，这在《尚书》学发展史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为汉代《书》学者以《书》为治政之术，并进而将《书》之大义变成塑造帝王将相的必备工具，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二是这则文献是将《书》与《诗》、《礼》、《乐》、《春秋》四者并列而言的，在诠释各经时，先《书》后《诗》，在总括各经之特点时，又是按照传统的《诗》、《书》顺序称说的。在传世先秦文献并言儒家经典中，此则文献是首次先言《书》、次言《诗》的，虽然还处在《诗》、《书》与《书》、《诗》的混称阶段，但实开了秦汉时期《书》在五经中的位置由《诗》、《书》向《书》、《诗》转变的先河，为汉代《书》学地位的逐步提升奠定了基础。 其次，荀子继承了前人尊崇《书》的传统，从《诗》、《书》、《礼》、《乐》四者与圣人之关系出发，把《书》看成是圣人之事的载记形式，在《书》之经学化道路上迈出了重要 一步。如《荣辱》篇云：“况夫先王之道，仁义之统，《诗》、《书》、《礼》、《乐》之分乎！彼固天下之大虑也，将为天下生民之属长虑顾后而保万世也；其流长矣，其温厚矣，其功盛遥远矣，非（顺）孰修为之君子，莫之能知也。故曰：‘短浭不可以汲深井之泉，知不几者不可与及圣人之言。夫《诗》、《书》、《礼》、《乐》之分，固非庸人之所知也。’”再如，《儒效》篇亦云：“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天下之道毕是矣。乡是者臧，倍是者亡。乡是如不臧，倍是如不亡者，自古及今，未尝有也。”单就《书》而言，这两则文献所反映的思想在《书》的经学化进程中确实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在荀子之前，《书》虽有被史官、贵族、诸子们尊崇的事实，但还没有谁把《书》抬高到如此高的地位，但在荀子眼里，《书》不再是记载上古政治历史的文献，而是载记圣人治政理民之事的圣典。荀子之后，将《书》与圣人相攀附的行为愈演愈烈，甚至到了将《书》认作是圣人孔子所撰的程度。 再次，荀子对《书》的治政作用进行了界定，概括出了《书》具有“故而不切”的特点。“《书》故而不切”，如果直译的话，就是《书》所记载的都是前代的政事，并不切合于当下的政治现实。这一观点是站在致用目的之下，对其前儒家学派以《书》为训思想的纠正。孟子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仍是站在“信”与“不信”的立场上论《书》，其着眼点在《书》所记史事的可信与否，并未能挣脱以《书》为训的樊篱；而荀子指出《书》“故而不切”，却是站在现实政治的立场上论《书》，其着眼点在《书》所记史事切合现实与否，是根据时代要求对《书》所蕴含治世理民经验的主动反省，同时也为治《书》学者向致用一途转向提供了思想启蒙。《荀子·劝学》篇中的另一段文本对《书》之内容不切合现实治政需要的观点进行了强化，这段文本为：“学之经莫速乎好其人，隆礼次之。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礼，安特将学杂识志、顺《诗》、《书》而已耳，则末世穷年，不免为陋儒而已！将原先王，本仁义，则礼正其经纬蹊径也。若挈裘领，诎五指而顿之，顺者不可胜数也。不道礼、宪，以《诗》、《书》为之，譬之，犹以指测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锥餐壶也，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礼，虽未明，法士也；不隆礼，虽察辩，散儒也。”此处荀子所言的“顺《诗》、《书》”、“以《诗》、《书》为之”是带有贬低意味的，其对立面是“好其人，隆礼次之”。在荀子看来，因《书》“故而不切”，故“顺《诗》、《书》”、“以《诗》、《书》为之”的结果只能是“末世穷年”、“不可以得之矣”。荀子此处是对那些动辄就引《书》为训迂腐行为的纠正，同时也为《书》学向攀附现实政治需要方向发展敞开了大门，逐渐远离了《书》学诠释向本义回归的传统。 最后，荀子还把礼义与《诗》、《书》对比，在《儒效》篇中提出了“隆礼义而杀《诗》、《书》”的重要主张。孟子继承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思想，荀子继承了孔子的礼学思想，这一点早为学界所共知，由“隆礼义而杀《诗》、《书》”的表层意思看来，似乎荀子因重礼义而轻视《诗》、《书》，正符合荀学的特点。但史实远非如此，荀子轻视《书》的思想是对其前诸子对《书》进行反思，进而否定《书》之传统的继承，在孔子及其弟子后学不断将《书》儒学化、经学化的同时，诸子们亦不断将《书》从贵宠的地位上拉下来，墨子认为博于《书》而不知所用的孔子是“数人之齿，而以为富”，孟子更是认为“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总之，荀子论《书》，既有对前人成说的承袭，也有他自己的体会和创新，但多体现出了致用性的一面。荀子因其晚年被迫离开齐国，他晚年的思想与齐学的传统可能是不相容的，他定居兰陵后的思想本应属于鲁学系统，但从其引《书》、论《书》的情况来看，事实并非如此。孔子是把《书》当作课本讲授的，鲁人继承了孔子对《书》等古代典籍“述而不作”的传统，至战国末期，鲁地《书》学迂阔不切时代要求的特点越来越明显，荀子在继承鲁地《书》学的同时，也看到了其弊端，儒者言必称《诗》、《书》，但又语焉不详，故荀子将那些只知口必道《诗》、《书》，不知圣贤理想，不知现实政治需要的儒者称为俗儒、陋儒。荀子对《诗》、《书》的诠释“《诗》、《书》故而不切”、“隆礼义而杀《诗》、《书》”等，正体现了荀子在周秦《书》学流变中所具有继往开来的一面。 作者简介：马士远，男，1970年出生，山东枣庄人，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网总编室主任，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近几年来主要从事断代《尚书》学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