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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关于纵横家的人格特征、策略与思想 关于纵横家的人格特征，王洪波认为，纵横家大多发迹于“士”阶层中的庶民，自我表现欲膨胀，个人精神洋溢，在战国舞台上叱咤风云。他们敢于打碎一切伦理道德规范，只以成败论英雄，以个人名利为人生奋斗的终极，而不以个人价值的被认同为终点，国家宗主观念淡薄，但体现了一种拼搏进取的实践品格。[24] 纵横家的外交策略和游说技巧也是人们关注的热点。周苏平认为“释本而口舌”、靠游说诸侯谋取功名利禄是纵横家的基本特征，他们擅长外交，注重外力的作用，轻仁义而贵权变，热衷于计谋策略。[25] 戴建忠则介绍了纵横家外交策略的几个特点，包括有的放矢，善抓机遇，国无常友，亦无常敌，外交活动要以国力为本。[26]刘贵华也总结出纵横家的游说技巧表现在：承意观色，简练揣摩；审时度势，有的放矢；妙计奇策，各显神通；语言敷张扬厉，骏爽宏辩。[27] 对纵横家思想的研究成果也比较丰厚。曹家齐提出，实用主义思想是纵横家学说的前提和根本。纵横学说的第二项内容是外交权谋，包括战略性在外交活动中使用欺诈性手腕。第三项内容是游说术，这是纵横家让当权者接纳自己和推行外交策略的主要手段。[28]张彦修认为纵横家是战国、秦汉间的显学之一，其学术由两个方面组成：一方面是长短纵横之术，包括：韬略智谋，万事之本；重视人才，不拘一格；以说为谋，自我实现；奇谋异策，层出不穷。另一方面是其深刻的底蕴精神，主要是强烈的主体意识决出的实用理性精神和转祸为福、因败为胜的哲学基础。纵横家的另一特色还体现在它的流变，游侠就是它的变种。[29]熊宪光讨论了《 战国策》 反映的纵横家思想。他认为，《 战国策》 反映的政治思想是策略至上，贬斥武力，崇尚外交；反映的用人主张是举贤使能，纵横家尤其宣扬这一口号；反映的人生哲学是争利求名，崇奉功利主义。他认为，纵横家的思想特征是以策略为中心，重计厦利厦时相结合，计策是决定的因素，谋利是行动的准则，时势是成败的关键。[30]王元林介绍了战国纵横家的军事地理思想。他认为，纵横家的核心是合纵连横，地理形势则是合纵连横的基本立足点。纵横家紧抓各国地形大势的特点，重视各国边疆的盈缩，强调关隘要塞的作用，他们的军事地理思想与军事战略、供给相辅相成，形成纵横家完备的军事思想。[31] 四 关于张仪和苏秦史事 由于《 战国纵横家书》 的出土，苏秦的生平事迹出现了与传统迥异的说法。前面我们提到了部分研究者在对《战国纵横家书》 的整理过程中总结出的有关成果，一方面其他研究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个人对苏秦史事的看法，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对张仪史事的争议。 周鹏飞认为《 史记朋｝载苏秦是苏代和苏厉的弟弟，是家里排行最小的。[32]针对诸祖耿坚持苏秦早于张仪的观点，他还利用《 战国纵横家书》 作了分析，认为苏秦应该晚于张仪。[33] 张烈表达了与钱穆、徐中舒、唐兰杨宽和马雍诸先生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徐先生唐先生和钱先生对苏秦史料的解释和处理不妥当，不能大量否定《史记· 苏秦列传》 和《 战国策》 的记载，从而否定苏秦首倡合纵。同时，诸先生都认为苏秦合纵晚于张仪连横，他则坚持司马迁的看法。[3] 根据《 战国纵横家书》 与研究者的成果，张仪入秦是为苏秦所激的说法不攻自破。缪文远认为《吕览朋林己载的张仪为周昭文君送资入秦的说法应该更加接近事实。缪先生还通过考证，认为张仪以商于之地证楚和楚怀王十八年张仪再次入楚这两个张仪与楚国交往的史料都不是信史。张仪与楚国的交涉只有秦惠王后元二年张仪与楚齐大臣的啮桑之会有据可考。[34]晃福林也坚持认为张仪入秦为得东周君的资助，与苏秦没有任何关系，并且考证出张仪入秦应该在秦惠文王五年。他指出，张仪所担任的魏相只是战国时期一种特别的类似于客卿的相，其间魏惠王曾经欲禅让王位给张仪以沽名钓誉，张仪在初为魏相时曾欲联齐造成秦魏济连横局面。晃先生还认为张仪离魏归秦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齐国联合诸大国以谋魏引起了魏国的恐惧，并非为魏国所逐。[35] 但是大部分研究者还是坚持传统看法。王健支持张仪证楚的说法。他认为楚怀王先擒后纵张仪，只是一种策略，而非楚怀王昏啧之举。[36]裴默农讨论了张仪为秦国的最后胜利所做的贡献，即破坏魏齐联盟和齐楚联盟，后者是张仪外交战略的重点。他指出，张仪弱楚外交之所以得逞，主要是凭恃秦国强大的实力而采取欺诈蒙骗的手段。[37]邓立勋认为，在战国初、中期，秦国的争霸对手是齐国，结盟对象是楚国，这是为进取中原的总体战略所规定的，也是为当时中原形势所驱使。楚国东向开辟、争夺中原力量的基本战略导致楚国不得不与秦联合，与齐作对。楚国一直是将张仪看做联系秦、楚关系的纽带，张仪的用兵中原的计划中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亲魏善楚”，他曾经主张献地和楚，但由于遭到反对，难以实践，终至成为证楚之论。[38] 周骋则对《 史记· 苏秦列传》 记载的苏秦相六国说表示怀疑。他认为在周显王35 年到37 年的三年期间合纵联盟不可能建立起来。同时，《 史记》和《战国策》记载的说燕赵的言行漏洞百出，这些说辞记载都是苏秦身后好事者借用苏秦的名头敷演出来的，“苏秦相六国”的说法只是一种历史流行说法，不可信。[39] 个别研究者别开生面，对苏秦做了比较研究。高文认为，苏秦和于连都是新旧转型交替时期的弄潮儿，都是狂热的追名逐利的野心家，都生活在唯利是图人情淡薄的虚伪社会里，都不惜一切代价去夺取荣誉和地位。但是，苏秦与于连的区别在于：( l ) 苏秦“遇时”，于连“不遇时”; ( 2 ）苏秦抓住不拘一格的社会机遇，得以个人奋斗成功；于连则生活在门第和金钱主宰的社会里，很难有出头之日。[40] 部分研究者还对苏秦作了总体评价。魏秀艳认为，苏秦一心追求个人名利，其手段是朝秦暮楚，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个性坚强，经历坎坷，是一个既富有时代特征又具有个性特点的人物。[41]芦卿忠认为，苏秦这个人物形象集中体现了战国时代谋士们苦心孤诣锲而不舍的进取精神；他既表现了谋士们审时度势、随机应变的灵活策略，也反映了他们朝秦暮楚立场不定追求功名富贵的庸俗心态；他在事业上的成败得失正是战国时代政治局势演变、封建社会世态炎凉的生动折射。[42]鉴于对苏秦的评价褒贬不一，《 史记》 的有关记载又错误百出，王牧则利用《 战国纵横家书》对苏秦史迹也做了一番小结。他指出，苏秦的工作主要是：“治齐燕之交”；加强燕赵关系；破坏齐赵关系；挑拨齐湣王与齐相田文的关系；极力鼓动湣王攻打宋国。他在政治思想上抛弃了儒家的迂腐落后的忠信思想，也显示了一个进步阶级代表的进取精神。他认为，苏秦的活动，削弱了齐国的力量，客观上加速了封建国家的统一，明显是进步的。[4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