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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1日，“文教北传与天下秩序的扩展——纪念归绥土默特官学兴学29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呼和浩特召开。海峡两岸、全国各地十余所高校、党校和科研院所的20余名专家学者，以“土默特官学”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内蒙古地区的传播与北疆治理历史经验的问题。以下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姚中秋教授在研讨会上的发言。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姚中秋教授 谢谢陈明兄！没想到，陈明今天执法如此严格。我先申明一下，我也是给我们会议提供了一篇论文，请大家批评指正我这个论文。因为有论文，所以我也就不念论文了，我围绕着这篇论文在写作过程中所形成的一些想法，跟大家交流一下，也请各位批评指正。 我想讲四点：第一，我是想接着我今天上午在致辞中提到的一个问题，对于今日中国之知识人来说，不管我们是属于哪个族、不管我们从事哪个学科，我认为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值得我们讨论的：“中国何以成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文明与政治共同体？”其实，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只不过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因为我们在新生转进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挫折、遭受了失败。所以，我们基本上都忽略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就是关于中国的一个基本事实，然后我们又开始向其他的方向思考。比如说，我们就致力于建立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我看这也是陈明兄最近特别关注的问题。当然，这样的一个讨论是很有意义的，就是关于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讨论。但是，它能否回应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仍然是需要我们去讨论的。 从另外一个维度上来讲的话，如果我们从人类组织、共同体这个智慧的角度来说，如果我们仅仅把自己局限于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讨论，而忽略我们中国人在过去的几千年当中构建如此大规模的一个文明和政治共同体的义理，以及历史性的一些制度。我想，这无疑是我们人类知识上的一个损失。所以，我们重新来思考中国何以成为一个人类有史以来中国最大的文明与政治共同体，不仅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应该说也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上的价值。 第二，我想谈一下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一些思考。我看张志强先生的文章，后面也是讨论多元一体的问题。确实，我们要理解超大规模的文明与政治共同体，必然会触及到多元，因为他多样，所以他才是规模最大的。当然，现在国家之所以比较紧密、有力量，那就是因为他规模小，规模小才可以高度同质化。你的规模足够大的话，一定是因为你的内部是比较多样的。其实，我们研读经典，我们立刻就会发现，中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超大规模的文明与政治共同体。就在这次会议之前，我们在京郊密云的雾灵山研读《尚书》的《尧典》、《舜典》。我在这之前也写了一本《尧舜之道》，就解读《尚书》的《尧典》、《舜典》和《皋陶谟》三篇。我想，在阅读这些对于中国的知识人来说最基础的文献，上午志强兄也讲到了，刚才又讲到经的重要性，经其实就是史。我们阅读这些文献的时候，会注意到空间上的意识，当然时间意识是非常清晰的、非常强烈的，其实空间的意识也是非常清晰而强烈。我们读《尧典》，一开始就讲：乃命羲和，钦若吴天。派四兄弟到四方极远之处去观测日出。紧接着，下面在《舜典》中又有一段，非常详尽地记载舜到四方去巡守。我们看一看《尧典》、《舜典》的文本，你会发现关于四方的这两段记载是最为细致、详尽的。 其实，从这样的一个文本安排，我们就能够看到圣人之心。就是说，中国就是一个天下，中国不仅仅只是一个中心，相反是一个发散的结构、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并不是一个有着非常清晰的种族、宗教、疆域的这样一个界限的同质化的共同体。刚才提到多元的起源、满天星斗这样一个理论。我想，对于我们理解超大规模的中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 我们看传统的史学，一般来说都是站在一个华夏中心的角度来书写的。我们从中国进入到现代的世界，或者国际体系之后，其实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或者说要求我们要转换一个视角再来看中国，不再是从原来的华夏中心来看中国，而是站在一个更高的位置上来看中国。我想，“满天星斗说”以及张光直先生所讲的“中国相互作用圈”，可能是一个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形成的过程，以及内在蕴含的人类普遍的合群之道，也许是一个更好的历史的出发点、历史的基础，或者说素材。我们可以基于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基础，再去进行思考。也就是说，我们在中国看到的不仅仅是多元，我们还会看到复杂的互动，以及在这个互动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体。也许可以对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多元一体”，当然他本身已经隐含了互动的这样一个维度。我想，当我们在思考超大规模的中国文明与政治共同体的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要注意到“多元”，另外一方面也要注意到“一体”。刚才郭老师的论文里面讲到几个相通或者是相同的观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