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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的“无用”主义与传统隐者的第二点不同，是有一种嘲弄隐者精神自尊的意思。这一点对于理解庄子思想的精神特质比前面一点更重要。传统隐者有一种对个人生活和自我形象的认真。他们可以傲视王侯，鄙弃社会责任，但他们对自己的安危和道德形象大多是一本正经的。前面提到的陈仲子，是这种一本正经的典型。孟子说他自己织鞋，妻子漂麻为生，即使饿到头晕眼花，也不肯吃其贵族哥哥的饭，认为那是不洁的饭。有一次在母亲那儿无意识吃了别人送给哥哥的鹅，赶紧出去吐出来。这毫无疑问是在认真地坚持某种东西。5）战国时的隐者未必都能像陈仲子那样高傲猖介，但是在隐居避世中坚持某种洁净理想应是很普遍的。战国时隐者中的传说人物巢父、许由、务光之类，就是根据这种洁净理想中编造出来的。这形象中包含着隐者群体对社会现实失望以后转向个人生活的最后希望，这希望不仅是为了个人可以活着，而且是为了有意义地活着。 可是这自我尊严的最后希望却被庄子以嘲弄的语气消解了。庄子有时也认同传统隐者对个人洁净理想的坚守，可是有的时候，庄子却发表了一种嘲弄这种理想的观点。这种嘲弄很少作为一种宣言直接从字面上说出来，而是渗透于庄子描述“无用”游世的那些文字之中。《人间世》篇写到这样一位一身邋遢，有点无赖气的游世高手： 支离疏者，颐隐于脐，肩高于顶，会撮指天，五管在上，两髀为胁。挫针治 足以糊口；鼓策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征武士，则支离攘臂而游于其间；上有大役，则支离以有常疾不受功；上与病者粟，则受三钟与十束薪。夫支离其形者，犹足以养其身，终其天年，又况支离其德者乎！ 这位支离疏活得很自在，他病残得不成样子，却可以缝洗衣服、簸米筛糠过活。兵役摇役来了，正常人要逃匿躲避，他可以大摇大摆，政府赈济贫困，他又可以安享三钟米十捆柴。这就是“无用”的好处。可是在这位“无用”高人的身上，我们看不到战国时隐者形象通常有的那种自尊，这是一个“二混子”的形象。什么干净自尊全都没有了，只要有好处就得意洋洋，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支离疏的混世气息，不在于全身怪病，而在于安然地以怪病为武器谋求好处。在这以“无用”为用的满不在乎的混子形象中，隐者传统暗中坚持的最后一点自尊被消解了，只剩下一个再无任何精神分量的“活着”。 支离疏并不是庄子笔下偶一出现的惫赖人物，而是一系列有意味的形象中的一个。最意味深长的说法，是《养生主》里面的“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生，可以全身，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其中“为恶无近刑”一句，古今注庄者，鲜有直接承认庄子认为可以做坏事。庄子怎么能提倡做坏事呢？但事实上庄子在这里说的就是可以做坏事，只要不受刑法制裁就行了。这里的关键不是庄子鼓励人“为恶”，而是对做人是否应有某种准则故意不在乎。活命就行，并没有什么原则，没有什么精神上使人安慰的东西。为什么不能做点坏事？为什么不能因做坏事不受惩罚而得意洋洋？“为恶无近刑”这一段就有这种语含嘲弄的得意洋洋，与“庖丁解牛”从骨节缝隙中批刀入去的得意洋洋，支离疏甩着膀子在抓兵役的官差前大摇大摆的得意洋洋是一样的。 庄子提倡的全身自保方法，与战国时流传的隐者形象相比，与宋尹派、杨朱派这些道家派别提倡的自我保全之道相比，无疑是有嘲弄自尊的消极含意。问题是应当怎样理解庄子思想这种不要尊严的消极态度？庄子本人是这样的人吗？庄子自己曾用这种消沉的方法处世吗？庄子说“为恶无近刑”，讲支离疏以怪病谋求好处的故事，他是认真地向世人推荐自以为得计的处世之道，真的因为小计巧保全自己而沾沾自喜吗？从《庄子》三十三篇基本倾向看，我们认为庄子根本是一个十分重视生存的精神质量的人。其实，《庄子》中保留的一些庄子生平小故事，就已说明庄子是一个认真的人，是一个对个人品质有严肃要求，决不肯马虎苟且的人：楚威王礼聘庄子，庄子不去；（《秋水》）惠子在梁国为相，深恐庄子名高取代自己，庄子对他说，南方的凤鸟只肯止息在梧桐树上，只肯饮干净的醴泉，岂肯同猫头鹰夺食死鼠；（《秋水》）宋人曹商出使秦国，得秦王赏识而购车百乘，庄子对他说，秦王这个人，别人侍奉他愈加无耻下作，他愈高兴，赏赐就愈多；（《列御寇》）庄子穿补丁的布衣见魏王，魏王说“何先生之惫也？”庄子说，一个人不能行道德才叫“惫”，穿破衣只是“贫”，不是“惫”。（《山木》）这些有关庄子事迹的故事当然有夸张的成份，但是总有一点事实根据。这许多故事都说明庄子的清高，应当是以庄子本人的品质为基础。所以我们认为，庄子本人的行为处世方式，没有背离隐者那种自尊自重的传统。如果庄子真的是滑头混世的人，并且以此在隐者圈子中自开一派，传课授徒，那一定会有另一种类型的庄子生平小故事流传下来。 那么，庄子以夸张的语气宣扬消极混世，就是另有用意。我认为这种宣扬，是一个认真的人因为愤世而故意否定自己的认真，是以嘲弄自己所属的人类群体，来表达对黑暗不可理喻的“存在”彻底不负责任的激愤心情。虽然传统隐者就已经消极地对待世界，但他们坚持某种有原则的生活方式，这在客观上就是认为世界虽然黑暗，总还留了干净的地方，还可以允许独善其身的生活。庄子嘲讽这种独善其身的认真，认为世界完全黑暗，不可能有认真的个人生活。既然这样，就以对个人形象的满不在乎来对抗这彻底的黑暗。活在这个世上已不值得再认真坚持任何东西了，那就干脆以从身躯到品质都残缺不全的样子，来与这残缺不全的世界周旋。 乱世自我保全的问题，是隐者传统的问题。庄子以“无用”来保全自己，也是对自我保全方式的一种发展。但“无用”的自保方式中含有两层既相互联系又有些矛盾的意思。一层意思是形式上更灵活一些，不拘泥任何原则，不避开人群，甚至不一定避开政治，所谓“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山水》）纯从技巧的意义上说，这是比前辈隐者“避世主义”更高明的存身之道。另一层意思是消解个人的自尊。因为以这种灵活游世的方法来保全生命就必须不在乎一切原则和尊严，把生命变成毫无意义的“支离疏主义”。这两层意思是相联系的，但又是有矛盾的。支离疏这种意义的活着，是不是还能算生命的目标？如果说自我保全是隐者文化一百年以来的核心命题的话，那么这命题到庄子这儿发挥到了顶，同时也掏空了内容，开始走向问题的反面。活着已经没有价值了。庄子以夸张的语气描述消极游世的人生，他一方面固然是仍在探讨自保的方式，但是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决不是在赞美这以最后的方式在黑暗世道里保全下来的生命；他是在嘲讽这种毫无精神分量的生命。通过嘲弄这最后可能的活着的方式，庄子表达了对这个世界的轻蔑：这个无可理喻的世界，只配让人这样活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