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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文中，时时可见一种有意拒绝最终归宿地的虚无意识。在《齐物论》篇，庄子还通过一种逻辑的方法系统地论证了终极存在的虚幻性，这就是相对主义理论。《齐物论》篇在庄子思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就是因为这一篇为彻底的游世态度提供了理论依据。庄子在《齐物论》篇运用的相对主义方法是诡辩性的，单从逻辑学的意义看也许并无多大价值。但是在相对主义思想方法背后，更深的含义是对于人生的存在背景的精神瓦解。其在哲学上的含义却十分深刻。 简单地说，相对主义的思想方法是这样的：你说有一个什么东西重要，我就可以指出，你说的那个东西只是从你的特定角度看重要，换一个角度看就未必，而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特定角度具有高于一切的优势。因此一切存在物的价值都只有相对的意义，这种相对化的判定是绝对的。指出这种方法在逻辑上的毛病并不难，问题在于，庄子为什么要论证这种看问题的方式呢？庄子的真正意图，我认为是要描述一种存在的无根性。人生在任何意义上都处于一种没有稳定根据的境地。人生的经验过程和追求目标本质上都是相对的。这“相对”不是一个稳定的宇宙构架中的有限部分，而是绝对无秩序的具体显示，是一个包罗万象却又变易无方的存在大场景中飘忽不定的片断。人生的经验过程就是无数这样的片断，人生可能的任何追求目标也是这样的片断，因此，人与世界之间找不到稳定的联系，只有随意飘荡在荒诞的存在场景之中。 这种生存的荒诞，存在的无根性最形象的比喻就是梦境。庄子多次谈到这种梦的比喻： 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齐物论》） 人与外部世界之间联系的偶然性、不稳定性，便如梦境一样。这里要注意的是，庄子描写的人生存在的梦境感，不只是一层梦。如果是一层梦，似乎还可以等待梦醒以后的真实，似乎存在的根据还有希望显露。庄子特别指出，人生在梦中，是犹如梦中之梦，是所谓“梦之中又占其梦焉。”一个人即使明白了人生如在梦中，能够告诉别人大家都在做梦，这告诫之言还是梦中之言。《齐物论》篇借孔子之口告诉别人：“丘也与汝，皆梦也，予谓汝梦，亦梦也。”《大宗师》篇又借孔子之口对颜回说：“不识今之言者，其觉者乎？其梦者乎？”就是讲这种层叠的梦境。这里不是玩弄文字游戏。这种层叠的梦境，喻示存在的背景构架一片混乱，毫无坚实性稳定性，而且看不到通向坚实稳定的可能。个人的存在，从本体论的意义上就是悬浮在偶然性的虚空之中。个人不可能对未来有任何希望，因为他明白，最终的合理性是不存在的。 人与世界之间找不到稳定的联系，人无法对宇宙的终极存在怀有信赖，这使得个人存在成为一粒无根浮尘。然而，游戏的姿态并不到此为止。在这种无根的状况中，连个人自我存在的确定性也变得飘忽可疑起来。“自我”是确定的吗？如果是确定的，它应当呈现为某种稳定的存在特征。可是由于自我与世界相互关系的不确定性，这种稳定特征是找不到的，于是我是不是真的“我”也变成了值得怀疑的问题： 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齐物论》） 庄周做梦成了蝴蝶，醒来又成了庄周。究竟是庄周梦为蝴蝶，还是蝴蝶梦为庄周，这是搞不清楚的。所以庄子主张不要固执于“我”。《逍遥游》篇说“至人无已”。《大宗师》篇说：“庸讵知吾之所谓吾之非吾乎？”（我怎么知道我所谓的我究竟是不是我呢？）7）表面上看，“我”现在呈现在这里，显得很真实，但依照《齐物论》“方生方死”之说，我之真实呈现说不定只是暂时的，转瞬之间就可能由生变死（如《大宗师》篇之子来），或由健康变病态（如子舆）；或在梦中（也可能是梦醒以后）变成它物诸如蝴蝶之类。这样毫无确定性的“我”，如果对之加以自负和珍惜，那是很可笑的。用子来形容“自我”之处境的话来说： 今大冶铸金，金踊跃日：‘我且必为镆铘！’大冶必以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日：‘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恶乎往而不可哉。（《大宗师》） 这里才是游戏姿态最彻底的表现。彻底的游戏，还不只是不在乎生死，不只是消解对宇宙的终级期待，而是连自我是谁也不肯确定。一个人来到世上，恰好具有人的形状，又恰好具有某种社会角色，那是很偶然的，并没有什么合理的来由，因此不必过于当真。当然，既然已经偶然地成了“我”，那也用不着拒绝，不妨就暂时客串“我”这个偶在的存在角色。如果转眼之间“我”变成了别的什么，那就接着客串新的角色。根本就用不着对我是“我”过于认真，“人耳人耳”地大惊小怪。我就这样任随造化的播弄，不企盼也不抗拒，变成什么样就什么样，并且还怀着与己无关的冷淡，静静观赏这出“我”在其间客串角色的存在荒唐剧。 客串存在的角色，这是庄子游世思想最终的归结点。这种客串意识，形象一点讲，就像是抱着演员和观众的双重心态。生而为人，就串演人的角色，为人必有社会身份，诸如是儿子、官员、农民等等，那就串演这个身份。不必演得太投入，也不必拒绝演。世俗人众就是演得太投入，隐者一流人就是拒绝演，这都是做人太固执。人生在世，本来就是一个偶然的过程，可是这偶然过程既出现了，也不能抗拒。所以要一边客串这偶在的存在角色，一边又能使自己始终置身事外，以事不关己的冷淡静观世事变幻。庄子把这叫做“观化”，就是观看万物的运化。这种“观化”与后来寺庙中僧人从尘世之外观看世人悲苦又不同，因为后者自己拒绝演戏和承担悲苦角色。前者却不拒绝。庄子笔下的高人在悲苦降临时是这样表达他的心情的：“且吾与子观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恶焉？”（《至乐》） 客串存在的角色，在形式上又回到了世俗社会，可以和世俗社会的大众一样生活，但就是有一点区别：这个人的心死了。他不再有任何期待，不再有对宇宙最终合理性的信赖，也不再对“自我”有任何坚执，因为他没有任何需要坚持的东西。同理，他也不再拒绝任何东西。这样一个游戏的人，把他理解成“为了”任何目的都不恰当。有的解庄者以为游世是为了自保和内心安宁，这只是有时看好像是这样，但实质上却不是。彻底的游戏，它的含意就是什么都不“为了”。所有一切这种游戏姿态可能暂时带来的好处都不可以视为摆出这个姿态的目的。如果说庄子在理论上摆出这个彻底的游戏姿态确有目的的话，那么这个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宣告，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是值得当真的。但这种宣告还只是表面上的。 庄子彻底游戏思想的真正目的实际上隐蔽在表面戏谑的语言背后，那就是以自我毁灭的决心，与黑暗的存在对抗到底。这个隐蔽的目的出自一个激烈的不肯妥协的灵魂。隐者传统一直在黑暗世道里寻找个人出路，这种寻找从宗教的意义上说，就是信赖存在的深层合理性，企图在否弃现实社会以后，以个人的某种稳妥生活方式与存在和解。事实上，隐者所追求的长寿以及诸如此类的稳定温良生活姿态，本质上都体现了个人与存在的和解。庄子对黑暗世道的激烈内心对抗使他不能接受这种和解。他描述的游世者无法在任何形式的稳定温良姿态中定格下来，变成世俗人众可以追随的样板。这些游世者只能不停地否定、怀疑、调侃，把一切可能的目的虚无化，把生存的本质游戏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