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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8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现代新儒学已走过了三个阶段：“五四”时期到1949年是第一阶段，20世纪50—70年代末是第二阶段，80年代以来是第三阶段。 1921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正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被视为封建保守的儒家思想。在举国上下皆曰“奴儒误国”的思想氛围之中，时任北京大学教师的梁漱溟却出版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悍然打出新孔学的大旗，公开倡导在现代社会复兴孔子儒家学说，在学界掀起轩然大波，现代新儒学由此诞生。此后不久爆发的科玄论战使新儒家的基本理论立场进一步得到凸显，那就是以儒家所代表的人文精神来对抗为科学主义绝对化了的科学理性，以此作为新儒学的基本理论出发点。新儒学在抗战期间得到了迅速发展。在这一时期，作为新儒学重要奠基人的熊十力创制了“新唯识论”，冯友兰创立了“新理学”，贺麟也进行了建立“新心学”的尝试，钱穆则出版了《国史大纲》等著作。与此同时，为了恢复民间讲学的“宋明遗风”，新儒家先后在抗战的大后方创办了复性书院、勉仁书院、民族文化书院。此外，还主办和创办了《思想与时代》、《历史与文化》等杂志，广泛宣传新儒学的文化主张。经过抗战期间的发展，新儒学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主流，其作为中国现代三大思潮之一的学理规模初步奠定。 1949年后，新儒学的发展进入第二阶段，其中心由大陆迁移到港台。围绕“传统与现代化”这一中心主题，新儒学从两个方面作了进一步的理论展开：第一，在现代价值取向、思维框架与话语系统下，对儒学作了理论阐释，从而将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用现代学术的面目展现。第二，对如何让现代文化精神在中国文化中扎根并从儒学中发展出科学、民主的问题，从理论上作了探讨。这两方面共同构成了其“本内圣心性之学开出科学、民主新外王”的学理规模。这一时期的新儒学虽依然难免“寂寞孤怀”，但在中国文化传统现代转型的学理阐释方面，新儒家确实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几位前期新儒家重要代表人物相继去世和一些后辈逐渐登上学术舞台，新儒学的发展进入第三阶段。这一时期，随着东西方文化发展走势和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现代新儒学的存在境遇亦发生了相当的变化。在国内，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使中国文化建设出现了一个更为理性的社会文化氛围。在国际上，西方文化中心论的时代正在过去，民族文化多元发展的历史合理性得到了更有力的肯定；在全球性的反思现代化的过程中，国际学界对中国文化表现出了更大的理论兴趣。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文化氛围中，新儒学得到了新的发展契机。如果说第二阶段新儒学的主要特点是作了全面的学理展开，第三阶段更为重要的特征则是其学术影响在国内外的扩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