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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些论者，蒋先生试图用思维方式的差异来证明王道政治的优越性，这样他又“凡XX则肯定，凡YY则否定”的公式提供了一个典型例子，他说： 王道政治之所以能提出“合法性制衡”的主张，根源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国人受《春秋经》与《易经》的影响，没有非此即彼的直线理性思维方式，而是在多维的结构中来看世界，因而能从“三才”的多维结构中看合法性问题，认为合法性是多重的。而民主政治中的“人民主权”概念则是西方直线理性思维的产物，相当于希腊哲学传统中的“最高存在”概念，不可能有多重性。[6] 很清楚，蒋先生此处的思维方式仍然按赞扬中国、批评西方的模式来来讨论问题，也仍然是谈不上多少事实支持。他说中国人在多维结构中看问题，而西方人则只会用直线理性思维来看问题，人们至此无疑都要问的是：这里的中国人是哪些中国人，还是所有中国人？你又如何证明他们的思维方式是多维结构？《春秋》和《易经》能否、又在多大程度上对中国人产生多维结构的影响？你又如何证明西方人（哪个国家的西方人，还是所有的西方人）是直线理性思维？很明显，即使进行了证明，这种证明也不会让人信服。因为不同国家人们之间是否又在多大程度上存在着思维方式的的差异，是一个难以证实和证伪的问题，肯定和否定者都可以举出许多例子证明自己的观点，但由于逻辑学上归纳的不完全性原则和现实生活的极端复杂难以抽绎而无法坐实。仅就一般的生活常识而论，人的思维方式与受教育程度、个人成长经历、个人心智素养、个人职业历练紧密联系，与其历史文化语言环境虽然有关，但这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比如，我们很难说作为西方人的黑格尔、马克思、胡塞尔、爱因斯坦比一个普通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更为“直线”，后者比前面几位的思维方式更“多维”。再比如，西方人还提出过“三权分立”的制衡原则，不也可以说是根源于他们多维的思维方式吗？当然，我在此的说明并不是想替西方人争取什么，更不是想贬低国人什么，而是想说明蒋先生的这种论证不符合常识和基本的逻辑。开个玩笑说，蒋先生的这种思维方式就够“直线”的，假使真象他说的是，中国人受《春秋经》和《易经》的影响而具备多维结构的话，那他本人恐怕就没有受这一影响。 （三）其他表述问题 以上我们仅仅是举例说明蒋先生语言和论证中的两个明显问题，除此之外实际上还有许多问题：比如：他经常一开口就用“中国人”、“中国文化”这样相当泛化的词汇，有一种代“中国人”、“中国文化”立言的味道，但也正是因为这些词过于泛化而缺乏准确性所以容易造成自己和自己的矛盾。他说： 环顾当今中国的思想界，中国人已经丧失了独立思考政治问题的能力；也即是说，中国人已经不能按照自己文化（中国文化）的内在理路来思考当今中国政治发展的问题了。这是当今中国思想界的最大悲剧！鉴于此，在思考当今中国的政治问题时，必须回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理路来确立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不能追随西方的政治潮流而舍己从人。 可是，他自己谈到的“合法性”（legitimacy）（见下文）不就是按照西方的学术理路、追随西方政治潮流来思考中国政治发展的问题吗？即使按照他自己的标准，他自己不就是作为中国人在按照他所谓的中国文化理路来思考吗？实际上，蒋先生这里表述中的这个问题深刻征兆着：借鉴西方思想来思考中国问题是必要的，这是我们今天最为一般而且不可能完全摆脱的做法。这是人类文化播化的必然结果，在全球化到来的今天，这一结果的展现将越来越强烈和深刻。即使按照他自己理解的“中国”和“中国文化”（实际上都是他心目中臆测出的“儒学”，离古代儒学和近现代发展中的儒学尚有很大距离）来思考问题，也不可能离开西方文化，因为后者已经成为当代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和思维基础（中国传统文化对于这一财富和基础实际上也有贡献，中国现当代文化仍然在更大的程度上做着这一贡献）。 再比如，蒋先生经常有一些相当别扭、不合常规的表述，导致人们不知所云。他说： 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中，儒学不是一个学派而是中国文化的正统代表，儒学与其它学派不是在同一个平台上对话，儒学代表的是一种文化或者说一种文明而不仅仅是一种思想，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要高于其它学派，儒学是中国文化的“正”和“主”，而其它学派则是中国文化的“偏”和“客”（道家是“偏”佛家是“客”）。[7] 这是蒋庆先生于2005年3月26日在厦门大学讲演时说的话，在这个讲演中他反反复复地想证明“儒学不是一个学派而是中国文化的正统代表”。可是让人不解的是，即使我们承认儒学是中国文化的正统，难道就不能说它是一个学派了吗？道家和佛家代表的就不是一种文化吗？实际上，他是为了突出儒学的正统地位而不顾基本的表述常识。 总结以上所论，蒋庆先生的表述方式和论述方式中存在一些不够严谨、不够准确、自相矛盾的地方，应该说这和他本人受的训练有关。这些地方有时对其学说整体的影响并不大，仅仅是需要略加调整的微疵；但有时则会构成重大破绽，直接影响到其整个学说能否成立。而对于学界来说，观察到这些地方并不是多难的工作，考虑其是否值得如此详加考察倒是一个问题。 二、“三重合法性”问析 在蒋庆先生政治儒学之中，从学理上看，最为核心的内容无疑应该是他的王道政治中关于三重合法性的说法了。他说： “天”的合法性是指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因为中国文化中的“天”是具有隐性人格的主宰意志之“天”与具有超越神圣特征的自然义理之“天”；“地”的合法性是指历史文化的合法性，因为历史文化产生于特定的地理空间；“人”的合法性是指人心民意的合法性，因为人心向背与民意认同直接决定人们是否自愿服从政治权力或政治权威。[8] 也就是说，他以中国传统中天地人三才的说法和“超越神圣”、“历史文化”和“人心民意”相比附，将他心目中理想的合法性划分为三个层面。他又说： 按照王道政治，统治的权威来自天道、历史与民意的认同，也可以说，王道政治代表了天道、历史与民意，能够最大限度地把统治的权力变成统治的权利，把国民的服从变为应尽的义务。如果政治权力不同时具有“三重合法性”，其统治的权威就要打许多折扣，得不到国民的全部忠诚和完全认同，因而就容易出现统治权威的合法性危机，政治秩序就会经常处在动乱崩溃的边沿。[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