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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近来公开主张或私下宣称儒教的论者颇有几位，在学术界和网络中已经形成了一股不大不小的思潮。这股思潮的理论思路和实践设计（蒋先生这篇文章主要就是实践设计）都已经初露端倪，并正逐渐产生一些现实影响。那么，分析其产生的条件就是深入了解它的一个基本工作。 很清楚，这股思想潮的产生建基于一些较为宏观的社会条件之下，比如当代中国社会比较稳定、政治相对宽松、市民阶层迅速扩大、民众文化素质普遍提高、网络和报刊等媒体较为发达、全球多层面交流相当迅捷等等。但本文暂不讨论这些一般性的条件，而是相探讨与儒教思潮联系似乎更为紧密的三个条件。一是民族主义（nationalism）思潮在全球范围和中国知识界的流行。我们知道，冷战结束之后美国独霸的局面刺激了民族主义思潮在全球范围内的流行，它成为反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新的意识形态工具。在此大潮流之下，这一思潮在各个民族国家演变出极为复杂的各种支流。不过，寻取民族族文化传统资源的支持则是它们的共同特征。当代中国遭受来自西方各个层面的重压自然会导致政治、思想、情绪等层面的民族主义（此处所用为中性概念）反弹，而进行反弹的表述工具主要是当前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不过，和主导意识形态较为疏离的一些社会势力借助其他表述工具表达反弹意志也是相当多的，中国传统儒学就成为反弹工具之一。这样，借助中国传统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来对当代民族重压做出反应就是儒教（学）复兴的重要背景规定之一。二是冷战结束后宗教思潮在全球范围的抬升和彰显。我们知道，由于近代自然科学和民主革命的兴盛使诸种传统宗教受到较大冲击，但它们仍然在寻求新的发展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冷战结束后许多国家出现的意识形态空档使传统宗教和新兴宗教获得了较大的抬升和彰显，这在前苏东国家尤其如此。在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和政治环境的相对宽松，各种宗教势力也有了较为迅猛的发展。其中最为主要的是几大传统宗教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的兴旺和发展，也包括一些国外宗教势力的渗入，同时也出现了某些新兴宗教（少数具有邪教性质）。随着宗教本身的发展，学术界对于宗教的研究也兴旺起来。受这些因素的刺激和提示，学界一些和儒学比较接近的学者自然生出重建儒教的设想，企图利用宗教的形式和力量重建儒学新的思想形态和实践力量。三是市场因素对于学术的深刻影响。中国当代市场经济已经相当发达，对此似乎没有必要进行详细的论述，只要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就可以证明这点。也正因此，它成为渗入、控制中国其他社会层面和社会因素最为主导的力量。远在十余年前，汪晖就曾指出： 中国政府对社会主义的坚持并未妨碍下述结论：中国社会的各种行为，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行为甚至政府行为，都深刻地受制于资本和市场的活动。如果我们试图理解20世纪最后十年的中国思想和文化状况，就必须理解上述变迁及其伴随的社会变化。 实际上理解21世纪初数年中国思想文化状况就更是如此。对于当代中国学术，市场和资本的影响在两个方面体现着。（1）、它深刻制约着许多学者的行为方式，也就是说市场因素已经成为许多学者在实践层面取舍的指南和标准。（2）、它深刻制约着许多学者的思想生产，使其指向文化消费者需求的满足。这两个方面结合的一个典型体现就是学者为了追求市场效应而需要不停地制造轰动，以求吸引购买者的眼球、调动其兴趣。当代中国的儒教复兴思潮无疑也和市场和资本的运动有着密切联系，是其制造的一个新的文化消费热点和新的文化资本投资场域。 儒教思潮产生的背景深刻影响着它的理论性质，在本文中我们只讨论论蒋庆先生的儒教构想。首先，蒋先生的儒教构想具有明确的狭窄文化民族主义性质。对于其文化民族主义性质，我们从下面的表述中可以清晰看出来： 当今中国，基督教凭借着西方强大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媒体、教会的实力向中国人传教，据有关人士统计，现在中国的基督徒已近一亿人！如果对这一趋势不加阻止，任其发展，致使今后中国的基督徒超过中国人口的一半，中国就会变成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基督教文明就会取代中华文明入主中国，此时再谈复兴儒教重建中华文明已经来不及。现在非洲已有一半以上的人口成为基督徒，非洲原生态的许多文明已经被基督教文明取代，非洲要回到自己的传统文明已经不可能，故中国不能步非洲的后尘。因此，只有复兴儒教，才能抗拒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扩张，才能保住中国的文明自性，才能使中国永远是体现中华文明的“儒教中国”。[17] 这里蒋先生特别强调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反抗他国文化的“入侵”，显然是较为典型的文化民族主义。这从他在阳明精舍“复夏堂”他撰写的楹联：“先严夷夏之辨，元年自有统，不与夷狄主中国；且缓西东会通，公器本无方，宜将西学益群生。”[18]也可以清晰看出来。不过，蒋先生的文化民族主义有些狭窄，这表现在他将中国文化等同于儒学（见本文第一部分），从而排斥或忽略佛教、道教及近现代以来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诸家思潮作为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也表现在他在全球化的今天仍然执著于“夷夏之辨”之类较为古老的话题、而不能一视同仁地看待各大文明传统创造的人类共同财富的心态上。 其次，蒋先生的儒教构想具有“幻觉”式的复古主义性质。蒋庆先生的学说属于复古主义，这应该是没有多少疑义的，他本人经常被称为“儒学原教旨主义者”主是一个佐证，而他自己对于被称为复古主义也并不反对[19]。至于他关于儒教的构想就更是具有明显的复古主义性质，这从上文所引和下面的话中可以清晰看出来： 面对今天西方文明的全方位挑战，必须全方位地复兴儒教，以儒教文明回应西方文明，才能完成中国文化的全面复兴。当今中国儒家学派的建立、儒学体系的建构、儒家文化的回归都是为了复兴中国独特的儒教文明，以承续源自古圣人道统的中国文化的精神慧命。如果离开儒教的重建来谈儒家与儒学的重建，将是放弃复兴中华文明的努力，把中华文明降到思想学派的位置与西方文明对话，这是中国文化的自我贬黜。所以，复兴儒教是复兴中国文化重建中华文明的当务之急。 不过，有趣的是，蒋先生的儒教构想还不是一般的复古主义，而是给人一种“幻觉”感。比如，他为儒教构想寻找的历史来源就相当“奇幻”，他说： 儒教的历史长于儒家，夏、商、周“三代”即有儒教，严格说来伏羲时代已有儒教，因儒教是一文明体，伏羲画卦即开创了中国文明。此外，“圣王合一”、“政教合一”、“道统政统合一”是儒教的本质特征，也是儒教的追求目标，伏羲时代即具备了这些特征，故伏羲时代即有了儒教。春秋、战国、秦汉之际儒教退出中国文化权力中心边缘化为儒家，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家又回到中国文化权力中心的位置上升为儒教，一直到一九一一年儒教崩溃，儒教又退出中国文化权力中心的位置下降为儒家。 对于这段话我们似乎已经没有必要从语言表述和历史知识的角度来反驳了，我们只能用“蒋先生的联想太过丰富”来给这段话定性了。与此类同，蒋先生对于复兴儒教“十个方面”的设想也相当给人以“戏剧”感，让人有一种回到传统社会之中去的味道。或者说，蒋先生的构想虽然不一定具备多少逻辑性和知识性，有时倒是具有文学作品能够传递出的“画面”感，能够产生这种歪打正着的效果倒也难能可贵。 再次，蒋先生的儒教构想具有明确的功利主义取向。有人曾指出，蒋先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何光沪先生语）[20]，但他的儒教构想又表现出坦诚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这在他重建儒教的的“上行”“下行”两条路线和复兴儒教的十个方面中有清晰的表现。比如他说： “中国儒教协会”虽然是一民间的社团法人，但与其它的宗教组织并不是平等的关系，“中国儒教协会”因为儒教是中华文明的主体，所以拥有其它宗教组织没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组织方面的特权。由于儒教过去是国教，将来也要成为国教，所以“中国儒教协会”在中国诸宗教中的地位相当于英国圣公会在英国诸宗教中的地位。中国儒教协会不仅有参与政治的特权，有获得国家土地、实物馈赠与财政拨款的特权，还有设计国家基础教育课程的特权，有设计国家重大礼仪的特权，有代表国家举行重大祭典的特权，以及其它种种特权。 又说： 历代书院建筑与地产，文庙建筑与地产，孔庙建筑与地产（“中国儒教协会”代管，所有权属孔子后人），历代圣贤儒士之祠庙、地产、故居、坟茔、遗稿、遗物，历代圣贤儒士过化之文化古迹与各种文物，历代古圣王陵墓、陵寝、陵园，历代帝王之祠庙与忠烈祠、文昌阁、城隍庙等均归“中国儒教协会”所有、管理与经营；儒教接受国家土地与实物等馈赠及定期财政拨款以维持儒教日常运作；另成立“中国儒教复兴基金会”接受儒教信众与社会人士广泛捐款为复兴儒教提供经费支持；国家代儒教开征“儒教遗产使用税”：凡以各种方式出版的赢利性的儒教古籍、使用具有儒教内容与人物形象的商标、广告、公司企业名称、经贸旅游活动、以招商为目的的节庆活动、以儒教内容为题材的赢利性的文艺作品与影视作品，均须向儒教交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