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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春松：1965年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中华孔子学会秘书长，主要致力于制度儒学与中国近现代哲学研究。主要著作有《中国文化的新统》、《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现代化与文化选择》等。 陈明：1962年生，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儒学思想刊物《原道》主编，是当前比较活跃的新儒家代表人物。著有《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士族：特殊形态的知识分子研究》、《浮生论学━━李泽厚、陈明2001年对谈录》等。  陈明、干春松 两名新儒家眼中的思想界十年 上世纪90年代之后，儒学的发展似乎展现出新的特点，特别是在与自由主义及新左派的“对话”中越发显现出自己的立场。自由主义、新左派都存在自己的短板——自由派讲的自由，新左派讲的民主某种程度上都是只能说不能练的——这使得儒学具有相对充裕的公共言说空间，也相对容易在各个阶层之间达成某种共识或默契，形成热点。对于人格修养、社会和谐、民族复兴这样一些现实需要的知识、智慧和理念，儒学中也有比较丰富的资源。 两个人的儒学思想史 干春松：检索中国近十年思想界，新儒家的热以及关于儒学的争论是一个显眼的标志。这些热和争议参与者甚众，不但有主要的儒学研究的重量级的人物，也包括普通的读者，而网络的盛行则使得这些争论有着前所未有的普遍性。 我注意到，近几年与儒学有关的所有争论都能看见你的影子，有人说你是“四面树敌，八面威风”，证据是百度的搜索，关于你的信息据说已经超过了那个与你同名的歌星。 陈 明：的确，近年来儒学的问题较多地受到媒体的关注，这可能跟整体的传统文化热有关系。 我从博士论文写作开始转向儒家立场，1994年创办《原道》，今天它被一些人称为文化保守主义的阵地；后来互联网兴起，在几个社科院同事的支持下又办了“原道”网站，再后来又建立“儒学联合论坛”。这样，儒家立场的声音基本可以保证“不绝如缕”吧。 2005年我在社科院宗教所工作的时候，在有关方面支持下，把“儒教文化研究中心”整了起来。前面这些活动都有自己的倾向性。同时，对于思想界一些观点也经常撰文批驳，像朱学勤、李零等等。近些年围绕施琅问题也加入了论战，有人说是“四面树敌，八面威风”——这谈不上，实际很多情况下我都只是“路见不平一声吼”而已。跟自己心里的关注相比，这些都只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之所以也搅得风生水起，一是因为儒学今天可能真的已经成为一个话题，再一个也是今天的媒体实在太过发达了。 干春松：《原道》创办的时候，我已经在哲学所工作，当时我在编《哲学动态》，对于你办的这种“杂志”还是很感新奇的。 在经历了研究生毕业之后最初几年的茫然之后，大约也是在1995年前后，我决心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到儒学上。但我这人，哲学思辨能力不算强，加上当时受西方一些讨论对耶稣形象变化的著作的影响，我就试图梳理孔子形象的变迁。但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却逐渐把注意力转变为儒学与中国传统政治的关系的层面上。所以，承接余英时、金耀基等人对于“建制化儒学”和“制度化儒家”等概念，认为儒学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逐步通过“制度的儒家化”和“儒家的制度化”的双向互动，确立起儒家知识和政治权力(科举和社会升迁)和真理体系(经学)之间的结合。 近年来，我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康有为和近现代儒学的变迁中，主要是从学术层面来讨论儒学与现代中国的政治和学术发展的意义，其核心的角度可以用我2006年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制度儒学》这样一个书名来概括。 总体来讲，我的工作还是偏学术的，记得你还说过我对儒学的处境有些幸灾乐祸。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