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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我理解的 “现代性” ，它是以西方侵略殖民为背景，而以模仿西方，特别是美国体制为远景。以物质之大量生产消费，政治之选举，思想之理性实证主义为当前努力以赴的目标。这一种现代主义者因为心态上已经认同美式世界体系，所以毫无批判的就接受美式的“现代化”论述，他们相信只要努力奉行这一种“现代性”图像，那么他们所渴望的科技生产力，所渴望的民主自由尊严，都会自然而然的到来。可是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个地球根本无法承载另一个美国，美式生活是通过军经力量向世界弱小民族剥削，是通过大量的物质供应与浪费而成就的，没有美国的条件，单单妄想通过一国的单方努力，就可以走美国道路以追赶美国，恐怕只是非常不实际的空想吧！至于大拜拜的美式民主，通过一连串程序安排，通过各财团势力，通过大量金钱，通过传媒的掌控以产生总统，一般选民的所谓一票，实在形同强迫背书〔只是形式〕，根本不能在总统的选举与政府的更换上，产生任何有意义的影响。可是第三世界知识精英，却任意而煽情的将自己乌托邦式的无边梦想，统统灌入这小小的 “民主”两个字中，然后一往情深，声嘶力竭的呼唤“民主”。所以第三世界各国拼命追求“现代化”也已几十年了， 但失败的比比皆是，许多精英总怪官员贪污腐败，却从不思考这种“现代化”之路有多少可行性？ 当然依据天人合一的观点看，存在自也会有其合理性，这个西方[现代性] 之图像也是有其现实依据与价值追求的，只是其合理性并不应该是固定的，普遍而理所当然的，而应该要看各国的实际条件，实际需要，以自身条件为主的合理参考与运用，才能呈现其有益的价值。如果只将 [现代性] 视为普世而固定的真理，盲目套用与照搬，那也就意味着否定自我的特殊实存与主体性，从而落入西方中心意识的宰制之中，盲目的为他人做嫁衣裳，从而走向自我否定与甘受宰制的地位。 〔三〕儒学与时代性的变与常 在西方殖民帝国全球扩张的过程中，中国虽然没有被灭亡成西方的殖民地，但也备受欺凌压迫沦落到似殖民地的境界，在此过程中，中国兴起〔自强运动〕及其它许多救亡图存的奋斗，经过一百多年可歌可泣的血泪拼搏，直到中共建政，甚至直到邓小平改革开放，中国才算真正的克服了危亡的威胁。在此救亡图存的奋斗中，当然会检讨中国为什么会从亚洲强国沦落到如此悲惨的境地，而首当其冲必须承担中国衰败责任的就是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因此五四运动就全面否定中国文化，大呼〔线装书丢茅坑里〕、〔打倒孔家店〕、〔废除汉字改成拼音文字〕、〔非孝非忠〕、〔吃人礼教〕……。虽然有[论衡派] 文化守护的努力，但是全面否定中国文化仍是这段历史的主流意识，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通过改革开放，通过海外中华文化的对比与对话，中华文化儒家的亡灵，又逐渐回魂活起来了。魂是回来了，但是文化的犹疑彷徨并没有过去，虽然邓小平有[摸着石头过河] 的指示，但是如此大国的大政方针何去何从，究竟不能以”摸石头”来了事，摆在中国人面前的是：中国应该如何建设自己？中国应该在世界上扮演何种角色？在中国建设自己并走向世界的道路上，中国文化与思想是一种负债还是资源？如果是资源，那是何种意义下的资源？ 因此「儒家如何开出现代性的问题」，「儒家与现代性究竟是何关系」？这类问题也就在此背景里提了出来。 讨论问题首先涉及本末先后的问题，也就是用什么心态，用什么框架与逻辑进行判断与思考的问题。我想必须先厘定基本思维范畴，也就是一个 “变与常” 的问题。变的问题是 [时变世亦变，世变理亦变]；常的问题是 [天不变，道亦不变] ，也就是董仲舒所说的：“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就[时变世亦变，世变理亦变] 而言，世界当然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之中，人的思想，人的生命，人的社会，地球万物没有什么是凝固不变的。但是此变化究竟不是全然的变化，断裂的变化，如果变化是全然而断裂的，世界将成为不可能，不可能存在，不可能理解。因此变化固然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之中，但是常存的、持续的东西也无时无刻不在发挥著作用，这样我们就有了世界，有了各种生物，有了人，有了文化创造与文明积累。 变所涉及的总是具体存在物，具体的人，具体的物，具体的社会与万物。而常是相对稳定的，所涉及的是ＤＮＡ，是讯息，是模式，是能量形式，是某种结构。这变与常若换个方式来说，也可以说成一与多，普遍与特殊的关系。一个人往下游分殊，可以分成无限杂多，直到细胞，原子，往上游整合，也可以不断形成同一，直到宇宙整体。所以“人”就普遍性的立场看，可以说是某种物质结构，一种生命体。若就特殊性的立场看，他是不同的生命，有不同的身体、心灵、思想、感情……….。所以任何一个人既是特殊的存有，也是普遍的存有，如果不能特殊，他就不成其为“一个”，如果不能普遍，他就不成其为“人”，只要是“人”，就必然生活于此宇宙，此地球，就具备“人”之所以为人的身体心灵特性。当然依据进化论与考古学的判断，现代人毕竟与数十万年前之原始人有差异，但是此差异仍不能否定物理之常，生命之常，甚至人性之常。或者我们可以这样比喻，“常”是一条大河的源头水，不断往下游流漟，而每一时代的“变”，就是这条大河在每一阶段的样貌，中下游的河当然不同于源头，但是中下游的河水也永远有源头水在其中。 中华文化的儒学在此文明积累[常与变] 的辩证过程中，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什么样的东西呢？我想儒学究竟有多长的时间，实在是无法断定的，依一般通说也就几千年吧！如果断自孔子开始，那也就二千五百多年，一种思想一种心灵模式，任你人事代谢，国家兴亡，可以度越二千年而仍存，可以历百代而不灭，那么显然它不是一时风潮，显然有它不受时代与地域限制，有它“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常道在。这种常道也就立基于人性的稳定，立基于人的心灵与身体需求的稳定性上，只要不能否定人的这一种稳定性，那么做为中国人文化ＤＮＡ的儒学，就不是任何现代主义者可以否定的。如果本位主义的以为，依据当代数十年的表面情况，就可以否定儒学之常道，就可以自设法庭，要求二千年之儒学，向现代法庭证明其正当性，那无疑是荒唐的，违背实证精神的。 因此关于「儒家如何开出现代性的问题」，我想这就好比是问一条河流的源头水：“如何开出下游广阔水面？”，这样的问题本身就可能是自己脑筋短路的结果，河之所以能成就“下游广阔水面”，那是一路流来，众水汇聚的结果。中国社会，中国思想之所以表现当代风采，当然是历代中国人创造积累与流变的结果，舍弃百代创造的历程，单单问古代人对现代的责任，这种心态难道是合乎理性的？再说如果“现代性”的意义是本文所定位的“西方中心意识”，那么，要求“中国的”，“古代的”儒学，为当代某些中国人脑筋里所设想的“现代性”负责，难道不会是一种颠倒与错乱？西方社会走到当代呈现出他们“当代”的面貌，当然有他们的变与常在，有他们历史文化的依据，有他们百代的创造与积累在，岂可以舍百代只论当代？岂可以舍弃中国历史文化的变与常，而抽像挂空的谈什么“现代性”？当然以现代科技为基础的现代社会有其类同性，但是若依此物的类同性，就来否定文化心灵历史的殊异性，实在也是不通之论！人类社会虽然必须以物质为存在的基础，但是舍弃心灵思想文化，社会也是不可能存在的，仅仅以物的观点，全面论断一个社会的是非与价值，那只能是一种拜物教的论述，实在缺乏参考价值。 对此文化的变与常，庞朴先生在其《论传统与反传统》一书中〔台北，联经〕，也有深刻的说明，他说：「文化都是相对的，也都有其绝对性…..，是特定人群在特定生存条件下进行生存的表现，是这些人群的人类本质之对象化。唯其特定所以相对，唯其表现生存与本质，所以具有绝对性。」；「任何文化都有自己发生和存在的历史时间和社会空间，因此有时代性民族性。」；「变动不居的时代性内容中，寓有不变的永恒性成份，因此文化才可以积累，后一时胜前一时。各异的民族性内容中，寓有普遍的人类性成份，因此文化才可以传播。」 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是中国文化及当代中国人，面对当前特殊时代情势，所做出的特有的创造与响应，是在中国具体历史条件、社会政治条件、经济技术条件下，面对自我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有针对性的选择与创造。在其选择与创造过程中，西方的经验与心得，思想与学理，自也可以有所取用，但所有的取用，都必须以中国之实际需要为依据，都必须不失中国历史文化，中国社会经济之主体性，绝不可以反过来以西方〔现代性〕为主体，以若干亲西方媚西方者的所谓〔现代性〕为主轴，反过来要中国历史文化、社会经济，依西方逻辑而取舍，依西方观点而舞动，这一种模式就是文化的被殖民，就是买办思想的张扬，其结果不但无助中国的自立自尊，反而会毁伤中国内在的建设力量，更拖累中国不能迅速的强大与健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