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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当看到宗教有它的形式和内容。形式上可以有信奉的偶像不同、教义教规的不同，但寻求彼岸世界的宗教世界观是一切宗教的共同的特点。教权与王权的关系，西方与东方形式上有所差异，西方是教权高于王权，中国除从前西藏地区外，则是王权高于教权。但王权与教权的紧密配合，及其禁锢人们的思想的程度，东方与西方没有两样。 有人认为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经历了多少次风雨，儒家提倡的气节，起了重要作用。所以历史上出现了临危不惧、见义勇为的英雄人物。当民族面临危机严重的关头，我国出现过不少英雄，他们是民族的脊梁。应看到，临危不惧、以身殉其理想，历史上屡见不鲜，如墨子的门徒们为维护墨家的利益、理想，赴汤蹈火，死不旋踵；田横有五百壮士同日自杀以殉齐国；董狐秉笔直书，视死如归。他们都不是孔子或儒家的信徒。还有一些为宗教狂热的驱使到西方取经的佛教徒，也能不避死亡，策杖孤征。可见把曾子所说的“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的坚强品德记在孔子或儒家名下，是不符合事实的。像曾子所标榜的这个要求，儒家创始人孔子就没有做到。孔子周游列国，遭到蒲人的围困，孔子对天发了假誓，作了保证，才逃脱包围。一旦脱离险区，发的誓就不算数了，还自己解嘲说“要盟不信”16。孔子还看不起那些“言必信，行必果”17的人们，他在气节这一点上偏偏表现得不好。一个民族，不论大小，都有它的长处。世界大门已经敞开，可不能再抱着“河东白豕”那种自我欣赏、自我锢蔽的态度。欧洲人的书里也曾讲由于有了基督教的好传统使他们保持了宽忍、忍让、慈爱为怀的高尚情操。事实果真如此么?我们中华民族早就有过深刻体会——当年大炮、军舰、《圣经》、鸦片同时莅临，这就是他们所宣扬的高尚情操。所谓宽容、忍让的美德是有的，它出自劳动人民，而不是《圣经》的教训的结果。 有人认为儒家有爱国主义的好传统，儒家保存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形成一种团结的向心力。 爱国主义，不是抽象的名词，它有实际的内容。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林立。许多学有专长的人，有政治抱负的人，到处游说，想依靠一个国家的国君支持他们的主张，推行他们的政治理想。孔子就是其中的一个。孔子离开了他的祖国鲁国，到处游说，他到过齐国、卫国、楚国等大国。哪一个国君用他，他就在哪一个国家当官。后来孔子的弟子们、诸子百家的领袖们都是这样做的。当时没有人议论他们背离祖国，或不爱国。战国末期，李斯的《谏逐客书》不但没有想到要好好为祖国效力，而是举出种种理由，规劝秦国君主重用有才学的外国人，而不必管他们来自哪个国家。当时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婚姻的联系频繁，视为当然，诸侯贵族曾与邻近的少数民族通婚18。春秋战国时期，民族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正常的，开放的，不是封闭的。 到了秦汉以后，中国创立了多民族的统一的宗法封建专制主义的大一统的国家。这时的国内各民族的关系也是平等和睦的。只是来自北方游牧地区，尚处在奴隶制前期的匈奴部落对农业地区经常掠夺，把早已进入封建社会的内地居民掠为奴隶，这就遭到进入封建社会的全体人民的反抗。掠夺与反掠夺的斗争，加深了民族的限隔。长期的战争和经济交流(战争也是一种代价很高的文化交流)，使多民族的封建大一统国家在安定的政治局面下不断得到发展。隋唐皇室就不是纯汉族。唐代任用朝廷和地方官吏，对蕃汉各族一视同仁，这对于封建的发展繁荣起着促进作用。民族融合，和平相处，这是历史发展的主流。 但也应当看到，由于地理形势的局限，我国与东南海外的往来关系远不如西北陆上的密切。我国历史上不断地一批一批把西北民族从部落社会、奴隶制社会带进了封建制社会，同时又不断接触一些新的部落民族。长期以来，形成了汉族的自大优越感，以“天朝”自居。宋以后，历代统治者致力于控制内部、防止造反，再加上儒教的长期灌输，从而形成一种极不健康的民族思想意识。对外来的东西，又怕又恨，产生一种儒教变态心理。19 有人认为有了以儒教为中心的文化共同体，团结了中华民族。华侨中多半相信儒家思想，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多得力于儒家传统。 这是用思想去说明社会历史，而不是用社会历史去说明思想，而且这个说明也是不正确的。华人海外谋生，很不容易，他们多半是冒着生命危险去的。明清以前出国谋生的华侨得不到政府的支持和保护，近代中国又处在半殖民地的地位，政府无力保护，在海外受尽了凌辱和种族歧视。华侨如不团结，不互相帮助，就难以生存，更不用说发展了。华侨渴望祖国繁荣、昌盛，他们的处境决定了他们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 中国是一个封建宗法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华侨离乡背井，往往依靠封建宗法关系、同乡邻里关系、行会关系。以这些关系为纽带，加上语言、习惯、经济的联系，自然结成了自己的相互依存的共同体。他们可能把“天地君亲师”的神位一齐带出国，但团结他们的主要力量是现实的生活而不是什么儒教的遗泽。多少世纪以来，世界上失去祖国的犹太人，顽强地生存着，他们都不信儒教。流浪的吉卜赛人，也顽强地生活着，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儒教。 有人说，儒教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它培育了许多“取义”、“成仁”、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不错，中华民族是有优秀的传统，在它的历史上也涌现出许许多多伟大的民族英雄，但不能把功劳记在儒家或儒教的账上。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自强精神是在同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斗争中，在同自然界的斗争中形成的，主要是指反抗精神、牺牲精神、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这些优良传统首先体现在广大劳动人民身上，也体现在代表人民利益的一些先进的人物身上。历来反抗黑暗的专制统治、反抗暴政、反抗民族压迫，最终把封建制度推翻的并不是正统的儒家人物，而是农民的革命力量。创造了中国灿烂的古代文明，在农业、手工业和建筑、绘画、雕塑等方面创造出高度的技艺和举世闻名的伟大作品的作者们甚至连名字也没有留下，他们是农民、手工工人和各种巧匠艺师，却不是儒教信徒。否定天命鬼神，高举无神论和唯物论旗帜的并不是儒教正统学者，而是敢于冲破儒教传统的先进人物。宋元及明清优秀的文学作品，其指导思想多半是发不平之鸣、离经叛道之作。近百年来，在民族危亡、社会昏暗的时刻，从伟大的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直到五四运动，这些斗争唤醒了沉睡的中国，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使中国重立于世界各国之林开辟了道路。这些伟大的运动，一个重要的斗争目标，就是反封建制度，反儒教思想。 宋明以后的儒教，提倡忠君孝亲、尊孔读经、复古守旧，都是文化遗产中的糟粕，是民族的精神赘疣。像岳飞这个民族英雄，由于儒教灌输给他的忠君思想，使他违背了民族利益，放弃已经到手的胜利，自己冤死，国家受难。文天祥在《正气歌》里说的“成仁”“取义”的名句，虽出自儒教圣训，但推动他行动的根本动力，还是他面临的民族压迫的现实。我们同样应当指出，外来侵略者也提倡儒教，内部的投降派也提倡儒教。抗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者也修过孔庙，大小维持会的头目，多为儒教信徒，而抗日根据地的军民群众并没有靠“成仁”、“取义”的口号来作为抗战的动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