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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学者论儒家(5):《论语》、希腊哲学与现代文明——David R. Schiller(3)

http://www.newdu.com 2017-12-14 未知 方朝晖 参加讨论

    一是从程朱理学的影子下走出来。我在与David接触的过程中深深体会到,我们中国人读《论语》,多数都是以朱熹的注解本为基础进行的。结果在不知不觉中受到熏染而无法认识到朱熹注本客观上存在的许多局限。由于David不像我们中国人,他很重视每个汉字特别是某些主要词汇的原始含义,这样在理解时常常有一些新见。比如,他坚持认为,《论语》中“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一句,所谓“异端”不是像朱熹那样理解为异端邪说。他相信孔子在世的时候,儒学尚未兴起,儒家连一个学派也不是,孔子也不可能有那么强烈的区分正统与异端的意识。他根据中文中“异”可指“特别”,“端”可指“端口”,认为“异端”相当于“末端”,指不重要的部分。因而“攻乎异端”当是“舍本逐末”之义。其他类似这样与朱注唱反调的例子还有很多(下面还有例子)。
    二是对某些文句的理解有新突破。比如“克己复礼”中的“克己”一词,迄今为止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汉学界,一般都将“克”释为“克服”、“克制”,而David从一开始就反对这一译法。有一次我到他家里去,他跟我说他的观点时,我问他有没有什么依据,他说没有,只是猜测。理由是,孔子不可能让人们人为地“克制”自己,任何克制都是一种人性的压抑,这不应当是孔子本人的思想。他认为“克”应当训为英语中的enabling(能够,使能够…),我表示不接受,于是我们开始查古汉语字典,结果字典中“克”字的第一个含义就是“能,能够”,我当时吃了一惊。后来我想到,在先秦经典中确实有不少训“克”为“能”的例子,比如《大学》中有“克明德”、“克明峻德”,连朱熹也训此“克”为“能”。此外,在西周金文中的“克”字一般均训为“能”。因此,David更加相信自己的理解是正确的,即“克己复礼”的原义是指一个人“能够自觉地复归于礼”,而决不是指一个人“克服自我以恢复到礼”。这与David对孔子思想的一贯理解是相一致。
    三是对《论语》及孔子思想建立了一套自己的阐释观。由于他不仅要把《论语》中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章节完全消化掉,而且还要联系《论语》其他章句,从而建立起对孔子思想之有机的整体认识。在这方面,我必须承认有时自己远不如他,因为有时他突然把此章中的此一句话与彼章中的彼一句话相联,认为这两句话虽相隔甚远,但遥相呼应。我一开始还不相信他,但一查原文,果然如此,根本就驳不倒他。正是在这样进行联系的过程中,David对孔子的思想建立了一套自己的独特理解。其基本精神我一句话说不清,但其中有些内容,我想可以从他对如下几个词汇的理解中体现出来:
    第一个字是“习”:David认为“学而时习之”的“习”对准确理解儒家思想的精神实质有特殊意义。“习”字从羽,在中国古代,“习“的本义是“鸟数飞也”(里雅各注本也有交待)。David认为这一点特别有意思。一只初生的小鸟不会飞,可以想像她刚开始学飞翔时何等辛苦,一举一动都要伤筋动骨;但是一旦她学会了,可以在高空自由飞翔、自如盘旋,不但不必为自己的任何动作而费心,而且从中体验到无穷的生命之“乐”。故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人生的成长过程也是如此,其本质特征是道德从外在理想内化为人的生命的一部分,是一个典型的“习”的过程。通过“习”,人们不但不会再为外在的道德规范而感到压抑,而且会从中体会到无穷的生命之“乐”。因此,中文中的“学习”二字不能象在现代汉语中那样翻译成study,而必须译成learning and practice。有鉴于此,David最反对朱熹《论语》注解中的有些地方,因为它强化了学习过程中自我压抑的重要性。比如把“克己复礼”中的“克己”训为“克制自己”;又比如强调“存天理、灭人欲”,他认为孔子决不会向人提出“灭”这样灼人的要求。
    第二个字是“义”:学习的过程不可能没有外在规范的约束,所以才会有“礼”的问题。但是,任何规范都不是没有缺陷,而且学习过程最大的陷阱恰恰是盲目照搬具体的行为规范而不能“乐”在其中,因此必须强调“学”和“习”的根本目的决不是为了适应规范的要求,而是为了建立人的一种特殊的“感觉和应变能力”,即人在不断变化的生活情境中面对具体事件作为决断的能力,这种能力建立在人的道德感受方式上。这种特殊的“道德感受和应变能力”就体现在“义”字上。这就像鸟儿学习飞翔一样,一开始,一举一动都显得笨拙,但是学习到一定程度,建立了良好的对于具体环境的应变感觉,自己的每一举动都能随着环境带来的新感觉而自如地进行,不再有难以应变的吃力感。儒家的“义”可以说是“礼”的反面,它的精神实质是强调通过学习来培养人的道德感受能力和应变能力,这种能力的培养比通过知识化的灌输来认识某个道德规范要重要得多。因此,“义”作为一种内在的品德,虽然不像“礼”那样有客观标准,“义”字代表儒家对“学问”本质的特殊理解。David认为,“义”是中国文化中实践智慧的最高体现,类似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phronesis。
    有一次我在家里睡觉的时候接到David的电话,问我《论语》中“色难”一段如何理解,我就把我所知道的那点东西告诉了他,没想到被他奚落了半天。原来,我只说了这段话的意思是强调孝敬父母时不能只供吃喝,关键是要有“和颜悦色”。David说,这段话的含义决不止于此。因为要知道,人们对父母没有和颜悦色,都是有一定原因的。如果一个人平时不学习,不修身,等到需要孝敬父母时,已经为时太晚矣。孔子的目的不是单纯地在强调和颜悦色对于孝敬父母如何如何的重要,而是为了指出,一个人对父母不孝是因为他没有建立起良好的道德感受能力和应变能力,这使得他在孝敬父母时不能感到快乐,所以自然地会“色难”。道德教育,或者求学问道的真正目的决不仅仅是为了达到孝敬父母之类的外在目标,而是为了让人们在千变万化、层出不穷的社会要求面前建立起良好的感受能力和行为能力,从而使自己在尽人生必尽的义务或者承担需要自己承担的责任时能够enjoy(快乐)而不是痛苦不堪。
    (未完待续) 
    来源:http://www.confuchina.com/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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