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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从唐到宋还是经历了很大的改变。我们现在拿唐 的750年与宋的1050年做一个比较。我们会发现：从外交关系上，唐有霸权，在北方唐以外没有国家，只有少数民族，而到了宋代，中国的外交关系就不一样了，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有宋、辽、夏、金；另外，唐时有1/8—1/4的人口在南方，而宋朝时则有1/2的人口在南方，并且从南朝与十国的对比来看，在 宋朝的时候，虽然北方仍是以首都为中心的一元，但南方却变成了一个多元化的地方，有多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多种语言；从经济方面，从租庸调到两税法，都有很大的变化；唐朝首都是一个典型的adminitrative city，是政治的，而宋则是经济中心变成了首都；宋的人口是唐的两倍，货币数量是唐的二十倍，这都说明了商业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技术方面，宋朝还有了印刷、火药、指南针，这三个技术都是非常重要的；从社会方面，唐朝人的社会地位还是要看血统、身份，而宋朝人的社会地位则是看教育文化，科举制度被扩大，其重要性在社会中也越来越大。宋朝99%的学生考不上，可这些人还算是士人，仍是国家的精英，士人中做官的人只是一小部分。到了13世纪中叶，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有45万人，但只有500人得到进士。”[i] 包弼德说，如果我从这样宏阔的历史画卷来看宋明理学，我们就会从中发现很多过去所发现不了的东西。比如，我们可以发现，导致新儒家兴起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北宋初年确立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与新儒家的理论无关，但是它标志宋代的任人制度与唐代相比有了本质变化，我们必须认真地看待这一制度给宋代社会结构带来的巨大变化。宋代初期就开始正式实施的科举制度，把唐代以血缘和门阀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极大地摧毁了，人们即使没有血统或身份方面的优越性，照样可以通过科举考试为官。这种新的社会制度，导致大量的人涌入科举考试的大潮，可是每年的科举考试客观上只能让极少数人录用。在这种情况下，每年有大量不能录用的考生需要自谋生计，自寻人生的出路，可以设想这些饱读诗书的考生，对自己的人生价值定位远高于一般人，而社会主流价值也是这么看他们的，那么他们在流入社会后会给社会导致什么变化呢？宋明理学给他们的人生自我定位提供了崭新的思路，极大地满足了他们的心理需求，这大概宋明理学受到欢迎的重要社会原因之一。因为按照宋明理学，每个人天生就具备了良好的天性，只要他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天性，就可以成圣成贤，而不一定要在朝廷当官。宋明理学把一个社会真正的权威当成了道德而不是官位，因此当社会条件不公正的时候，一个科举考生不能国家录用也不必感到羞耻，他们可以到地方事务中，在日常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宋代社会结构的变化为他们这样做提供相应的条件。宋代的社会经济制度比唐代自由得多。 包弼德从他的社会文化视野出发，反对把宋明理学的兴起解释为对佛教的回应的观点。 包弼德教授在理解宋明新儒家时候的另一个独特之处在于，他喜欢从比较的角度来看宋明新儒家。他说，北宋时期，中国思想界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并不是后来称之为“宋明理学”的东西，这里面不仅有王安石的思想，还有司马光的思想，还有欧阳修、苏东坡、黄庭坚的思想等等。如果我们以一颗平常心来比较宋代中国历史上的一系列其他人物的思想，会对我们理解一系列儒家经典的思想打开一个新的视域。我们要想理解宋明理学，需要从一种更广阔的思想史背景出发，因为否则我们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这是他研究思想史的另一个方法论。这学期的“宋代思想史专题”课，他发给大家大量的宋代思想史方面的材料，其中包括不仅有周敦颐、二程、朱熹等道学家的原文，更有大量司马光、苏东坡、王安石、黄庭坚、陆游等人的资料。为了通过比较来说明宋明理学的一系列观点的特征，他有时挑出《周礼》、《周易》中的同一段话，或者以《大学》、《中庸》为个案，或者以儒家“三代”社会的思想为对象，看看各位思想家司马光、苏东坡、王安石、朱熹、叶适、贾公彦、黄裳、毛应龙、叶时、郑伯谦、王舆之等人的读法方法有何不同，让大家一起来讨论宋明“道学家”（即理学家）的理解方式是否是惟一可能的读法，等等。这些阅读确实让我有眼界大开的感觉，特别对于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于宋明理学的一整套世界观的人来说，这种上课方式所带来的冲击是相当大的。 新儒家的历史贡献：社会空间的自治与理性化 为了搞清新儒家在产生后，如何在具体、生动的社会历史空间中流动和变迁，包弼德先生用大量精力去研究中国宋明以来的地方史，发掘出了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材料，也得出了许多极为重要的结论。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人一听说研究地方史特别要读那些老掉牙的地方志，仿佛觉得此人气量小似的。中国人做学问喜欢研究大问题，确立大框架，越大越好，越大越有价值。其实包先生研究中国地方史，是为了搞清他心中关心的新儒家的历史走向和具体社会功能问题。我上学期听了一部分他给研究生开的宋明以来中国地方史的课，在这门课上，他向我们展示了大量中国宋明以来金华地区各县的地方志，同时从西方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文化学的最近发展中提炼出理解地方社会历史空间的方法论框架，在多次到金华地区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向我们讲解如何阅读中国古代的地方志，包括地方志兴起的社会历史原因，地方志作者的身份及其历史含义，地方志的撰写意图；地方志中“地图”的深层含义，比如从地方志看地方权力的划分，从地方志中的“地图”看地方行政权力和文化思想精英之间的互动关系，等等。 包弼德的主要观点是，宋明以来，与新儒家兴起的重要历史事实相伴随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地方社会的自治。地方志的兴起，实际上与以地方精英为主导的地方自治力量的形成有关，地方志间接起到了为地方自治的合法性辩护的功效。因而王权与地方势力之间形成一种平衡关系。按照儒家理论，王道政治不是建立在强力而是建立在德性之上，衡量一个政权有无德性的标准之一，就是他能否尊重人民的意愿。易言之，王权必须尊重地方自治。然而这种地方自治，从性质上看，从权力结构的划分上看，显然与欧洲中世纪以后所逐渐形成西方市民社会不同，它的典型特征是以文化、道德精英来主宰。包弼德认为，宋明新儒家对现实政权、对主流意识形态及社会文化现实所采取的是一种批评的而不是妥协的态度，这种态度也是它能在地方社会的自治与理性化发展中发挥过积极作用的重要因素。 这种社会自治或者说地方自治是否可以与现代性相衔接呢？或者说是否具有现代性呢？这个问题，包弼德告诉我，二战之前日本不少学者认为，宋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转型，可以直接导致现代性。但是由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专制特征，才导致中国的现代性未能真正开出。包弼德说日本学者提的是一个错误的问题，这一提法掩盖了历史背后大量生动具体的东西。我并不完全同意包先生的观点。我认为，马克斯·韦伯关于儒家思想不可能导致市民社会和资本主义兴起的观点，既是正确的，也是错误的。如果我们把现代性定义为纯粹西方的模式，它的观点当然可以成立。可是如果我们并不承认现代性只有西方这一种样式，那么也可以说宋明以来中国地方社会商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自治的形成，事实上表明儒家传统中存在着有益中国现代性的健康力量（南宋时期中国城市人口占全世界的一半以上，可以想见当时中国的商业经济何等繁荣）。我认为包弼德的研究已经证明儒家思想与现代性不仅可以相容，可以相得益彰（尽管他本人并不承认）。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更认为，包弼德的研究，以及其他一些中国宋明地方史的西方研究成果，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给我们今天思考中国的现代性提供了很好的思路。这个思路就是，中国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毫无疑问要建设“市民社会”，即一种相对独立于政治的、相对自治的社会空间，这种社会空间在制度层面可能是非常西方化的，但是它的内在动力机制却是文化－道德精英主导的；为了不陷于无止尽的冲突或无政府状态，这个社会空间必须实现内部的理性化过程，这个内部的理性化过程，又不可能像西方化那样完全依靠法治的力量来实现，它需要一种中国式的或者儒家式的方式来实现。宋明以来中国广泛发生的以文化－道德精英主导的社会理性化方式可否是一种有益的思路呢？当然，这些完全不是包弼德先生考虑的问题，而是我的联想。 包弼德先生在与我的私下交流中，多次谈及对当下中国学界的看法，有不少是负面的。由于要在金华地区搞实地调查，他如今几乎每年都要去中国，甚至一年几次，对中国学界比较了解。我的观点是，我们要认识到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在理解中国文化时完全没有价值关怀，因而不可能对儒家经典有一种切身的生命体验；他研究问题时从纯粹的思辨兴趣出发，没有任何国家或民族心理在起作用，这导致他的一系列观点与我们不同。在我看来，他的优点也正是他的缺点，我们不必受他的局限。比如，他怀疑“儒家”这一概念在今天的有效性，反对讨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这样的问题，这些完全是他的学科训练所导致的。在来中国讲学时，碰到中国学者如此关心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他觉得莫名其妙，因为在他看来学问是天下之公器，学者为了国家名誉而做学问在他看来太不可思议了；在中国的名牌大学里，他看到大学生们那么崇拜后现代主义，认为“地方志”是一些不值得一读的老掉牙的东西，这些都是他作为极为严谨的历史学者所完全不能接受的。 附一： Peter K. Bol主要论著目录 Books Sung Dynasty Uses of the I Ching, co-authored with Kidder Smith, Joseph Adler, and Don J. Wyat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Chapters: "Su Shih and Culture" and "The Sung Context: From Ou-yang Hsiu to Chu Hsi" Guide to the Study of Sung History. Monograph series of the Journal of Sung - Yuan Studies, 1990. Second edition, revised, 1996 "This Culture of Ours": 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斯 文: 唐宋 思 想 的 轉 型 . Jiangsu jiaoyu chubanshe, 2000. Ways with Words: Writing about Reading Texts from Early China, co-edited with Pauline Yu, Stephen Owen, and Willard Peters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Recent Articles “Intellectual Culture in Wuzhou ca. 1200 -- Finding a Place for Pan Zimu and the Complete Source for Composition,” Proceeding of the Second Symposium on Sung History (Taipei, 1996), pp. 788-738. “Zhang Ruyu, the Qunshu kaosuo, and Diversity in Intellectual Culture -- Evidence from Dongyang County in Wuzhou,” 慶 祝 鄧 廣 銘 教 授 九 十 華 誕 論 文 集Essays in Honor of the Ninetieth Birthday of Professor Deng Guangming (Shijiazhuang: Hebei jiaoyu chubanshe, 1997), 644-73. “Neo-Confucianism and Chinese History,” Chinese History/Chugoku shigaku, 6 (1997): 1-22. “Examinations and Orthodoxies: 1070 and 1313 Compared.” In Culture and the State in Chinese History, ed. Theodore Huters, R. Bin Wong, and Pauline Yu.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29-57. “From Heaven-And-Earth to Nature: Chinese Concepts of the Environment and Their Influence on Policy Implementation.” Co-authored with Robert Weller. In Energizing China: Reconciling Protec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Michael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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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eror Huizong, the New Policies, and the Tang-Song Transition,” Journal of Song and Yuan Studies 31 (2001): 103-3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