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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面又对“不仁”有个解释。不仁之因有三：气质、习惯、找。气质是先天的习惯，与生俱来安排好的一种趋势，接近他讲的“本能”，此方向/倾向使心不能随而应，通与万物；习惯则失在无创生力，麻木不活络，自是“生命的不畅达”；而“找”就是向外，就是不在自己，不在当下。其实最关键的是第三个因，这个因直接导致“昏堕”，而人之昏堕使灵明受染，遮蔽在第一、第二因之下，故有“不仁”。 但到了《人心》一书的时候，他基本不在沿袭上述讲法了。他认为心不能草率的归结到情感主线上去，他尽量的想使人心的研究科学化，认为体用两分是在生物进化过程中完成的，主宰之统就是那个发展出来的“空隙”（他谈到了神经中枢等。他还以这个相似的方式讨论到理智与理性，下面会论及）。在这个心学探索阶段他提出了“理性”的范畴，这一点是与前述“仁”、“心”等概念紧紧相接的，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否改变了摆在梁漱溟面前的难局呢？在此前梁漱溟是始终没有解决人心之自由，变化气质之可能和直觉之必然呈现为原来之心及人心生物性固定构造之间的种种矛盾的，归根到底就是理智和直觉的不相协，于是首要的是辨析清楚主宰之心与工具之心的问题。 “理性”这个概念是接续“直觉”而来的。“在《意识与生命》的讲录中，他说：‘直觉是一个用，其体是本能和超本能的理性人心。’这种认识和对柏格森哲学（逐渐深入）理解有关……在仁学阶段，梁漱溟并未考虑到柏格森的这一思想。”[8] 这样逐渐的仁学构架的体用结构就演变成了“理性为体、理智用”[9]，虽然没有彻底的放弃“直觉”的概念，可以知道的是这个概念的位置已经不再中心了。他把理性作为其文化哲学的机枢，对之定义又有了层次：首先说理智与理性为心思之两面，知曰理智，情曰理性，“理性认识的对象是清理，理智认识的对象是‘物理’……就算之心是理智，而求正确之心为理性。理智不作主张，作主张的是理性”[10]。由此可见，这里“理性”与“直觉”的一种亲缘性。便可得出第二层意思来：理性是一种有情感成分的道德直觉或伦理情谊，它近于本心，是人之为人的那一个“几稀”。所以第三层就是说此理性是先天具有的合理人性。就表现层面而言，它就是人类生命“无对”的表现，而理智则是有对的。并且这个理性是在人类理智发展的最高阶段，由量变而质变得来的。 虽然这种基础概念的梳理仍存在着很多处的混淆——比如本心、理性的直觉、意欲三者界分不清，并且用于传统儒学问题的解决时没有跳出前人给出的答案——如身心问题、本心实现问题，用潜、现之分作答。但他却打开了一个中（传统儒学）西哲学互为助益的可能性，在吸收柏格森的“直觉”的感念时，他留心于建立一个本体上的基础，给予了“仁”一个新的解释，其效能是为一种道德伦理主体提供了支持。同时，他放弃了从这一源出来的，对认知主体的确立，就是说把“直觉”作为一种认识的建构过程，一种方法而非本体的“直觉”[11]，所以对于柏格森的学说，他止于对其生命创化论的接受，其绵延及理性（狭义的）与直觉的接融之处并没有被他所接纳入自己的体系中去的。而他的这一尝试最重要的不是其建立起来的固有框架，而是指出了现代新儒学方向性。 同时他把人性科学化的努力完全是基于对作为科学的心理学研究成果的吸收上面，主要是生物学和解剖学方面的材料征引了，并没有用思辩方式去试图刻画一种心理活动过程。这种科学化流于经验层面而难以与现代的科学哲学（？）有一个很好的融合，但这种儒学科学化的尝试却也是自他而开先河的。 -------------------------------------------------------------------------------- [1] 梁漱溟：《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转再变》。又见于《自述》一文。又三十年代所作的《三种人生态度》亦有简单的说明：“在我是来岁时，较接近实利主义，复转于释家，最后方归转于儒家。” [2] 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论梁巨川先生的自杀——一个道德道德保守主义含混性的实例》。其中指出在现代化转型中，一种道德精神没有向下而设与之相匹的道德行为规范形式，那么这种精神必然面临一种困境。而梁巨川先生的自杀是冲突最激烈的表现。但是，一种道德保守主义只能以坚持维护一种外在成规才被保存其完满吗？这是可以再做讨论的。 [3] 是年1921年，此后方正式讲演立书《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确立其新儒家的身份。 [4] 王宗昱：《梁漱溟》，P293。 [5] 据郑大华《梁漱溟学术思想评传》一书后附梁漱溟先生学术年表上录有1980年梁先生比较重要的文字有：《孔学铎（疑当为“绎”字）旨》。但王宗昱《梁漱溟》一书中记载该书作者采访梁漱溟先生是在1985年，当时梁漱溟并没有写成《孔学绎旨》一书，据梁先生自言其内容为《中国文化要义》，后王宗昱按1923年梁先生北大开讲“孔家思想史”（又名“孔家哲学史”）刊在《北京大学日刊》上该课的纲目比照了看并非《要义》一书的内容。所以本文所引用的“孔家思想史”的材料均为1923—1924年梁先生的授课笔记。参见《梁漱溟全集》（该书由王宗昱先生参与整理）。 [6] 同上4，P [7]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一次印刷，P198。 [8] 王宗昱：《梁漱溟》，P199。 [9] 在《东西文化》中梁漱溟把善归于本能，恶归于理智。这里显然有了变化。 [10] 王宗昱：《梁漱溟》，P199—120。 [11] 在这一格认识主体的确立问题上，梁漱溟其实留下了一个广阔的研究空间，包括现在把儒家思想与现象学作比较性的研究，也实是在这个维度上面的展开。现代学者是在试图建立一种即认识而本体的一种主体性结构。 来源:http://www.confuchina.com/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