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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孔孟之间 郭店简依整理者的划分，有书十六种。上博简（不包括另收的字书等简）尚在陆续发布，据称至少有书八十多种。两者相加，已超过百种，应该说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其时在楚地流传的书籍的主要趋势。 两批简，内容固然很多很杂，但主要的，有学术思想意义的部分，是属于儒家和道家。我们看郭店简里面的四种《语丛》，性质是多种书籍的摘抄，其内涵主要仍为儒道两家。这说明，当时在楚国的诸子百家学说，这两家实居优势。进一步设想，由于楚国并非学术的中心，这样的优势状况可能也同样存在于全国其它多数地区。今后有条件的话，试以公元前300年为轴线，对学术思想史作一考察描述，一定是很有兴趣的。 简中所见儒、道两家著作，都出于学者的传述。儒家作品有记述孔子言行的，如《诗论》、《孔子闲居》，均系弟子记录传习之作。道家作品只有《老子》系老子手著，但所见是摘录本，所附《太一生水》则显为后学增加。因此，我们根据这两批简所能够直接阐发的，是老子、孔子以下早期儒家的学术思想。 现在先看儒家。 我曾一再引用钱穆先生《先秦诸子系年》关于儒门诸子生卒年代的估算，下面再按本文的需要开列一些： 孔子 公元前551—479年 子夏 507—420年 子游 506—445年 曾子 505—436年 子思 483—402年 子上 429—383年 孟子 390—305年 孔子为儒家第一代。为七十子中后进的游、夏、曾子，是孔学的主要承继人，是第二代。子思则与七十子弟子平列，是第三代。孟子之学上承子思，然其生年不及见，或说是子思之子子上的弟子，是可能的，子上为第四代，孟子则在第五代。 郭店一号墓下葬不晚于公元前300年，与孟子卒年接近，所以我曾说郭店简儒书当为孟子所能读。上博简的下限可能更迟一些，但其中儒书的内涵，写作年代在公元前300年以下的，即使存在也一定甚少，大体说同样应在孔孟的年代之间。《韩非子·显学篇》云：“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关于儒分为八，篇中说：“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或作梁）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儒分为八并不是并世的八个支派，而是辈份不同的八位学者，各有趋向。 值得注意的是，儒分为八中的一部分互相联系密切。前人已经论及，《孟子》书中明引曾子者九处，引子思者六处，均为崇敬推尚的态度（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63页）。乐正氏当指曾子弟子乐正子春，梁启超已有说明，即使如郭沫若说是孟子弟子乐正克，也同属一系。仲良子有注释曾子之语，同样和曾子系统有关（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126-1127页）。这样看来，儒分为八中的一半实际彼此相关，可说是当时儒家的主流。 郭店简以及上博简的发现，正好凸显了这一点。我已经讨论过，郭店简《缁衣》、《五行》出自子思，其它《性自命出》等也与曾子、子思一系有关系，甚至不妨视为《子思子》。上博简也有《缁衣》和《性自命出》（《性情论》），证明这一系儒家的著作在那时非常流行，有很大影响。 《性自命出》郭店简有一段子游的话，特别值得注意。《荀子·非十二子篇》在指责子思、孟子的“五行”说时，讲到其说托始于子游，可见子游同这一系存在一定联系。 最近读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梁涛先生的文章《战国时期的禅让思潮与‘大同’‘小康’说——兼论〈礼运〉的作者与年代》（见本刊第4辑），文中提到《礼记》的《礼运篇》作于子游之说。《礼运》的中心内容是禅让，而郭店简的《唐虞之道》，上博简的《容成氏》、《子羔》等都主张禅让，其间应有关联。梁文指出这一点，是非常正确的，但以为《礼运》成于公元前316年燕王哙让国以后，则恐不妥当。 禅让之说本于《尚书·尧典》，起源应该很早，但在儒家学说中形成高潮，可能即始于子游或其弟子撰作的《礼运》，《唐虞之道》等是在其影响下引申发挥的产物。到燕国的事件发生之后，孟子率先起而反对，鼓吹禅让的风气便煞住了。两批简的儒家著作中，禅让说一时盛行，正与战国中期后段公元前316年以前的形势相当。这对于推断简的时代，也是有价值的论据。 总之，在孔孟之间，曾子及子思一系作用最大，宋儒的道统说还是有相当道理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