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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还记载了叔向的议论：“辞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产有辞，诸侯赖之，若之何其释辞也”，这与襄二十五年的“仲尼曰”，与《论语》中的有关记载，同出一辙，正可相印证。 笔者认为，《左传》的行人辞令之所以传颂千古，成为史家绝唱，“谅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手。”(《史通，申左》)它与孔子的卓越努力是分不开的。 (二) 《左传》体现的创作思想与孔子思想的高度一致。 《左传》贯穿全书的主导思想——仁政、民本、礼治观念，与孔子几无二致。孔子在《论语》中的观点，处处能从《左传》中找到印证。如《左传》昭公十七年，晋侯总结为政之务： “三而已，一曰择人，二曰因民，三曰从时。”此三点即孔子说的择贤任能，“民可，使由之，民不可，使知之”；“使民以时”。 《左传》文公十三年记，邾文公卜迁于绎，史日“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也，孤必与焉。”这与《论语》中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的民本思想完全一致。 孔子认为打仗必先教民。“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论语·子路》）《左传》叙写战争，也多以教民，养民作为决胜先决条件。作者写晋文公之所以能在城濮一战而霸，是因他“始入而教其民”使民“安其居”，“民怀生矣”又“伐原以示之信”，继而“大菟以示之礼，作秩以正其官”而后用之。作者总结道：“出谷戍，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论语》与《左传》可谓琴瑟相和。 孔子继承周之礼，把“克己复孔”作为“仁”的标的和治国之本，“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左传》全书也处处体现了这种“尚礼主义。”《左传》僖公十一年，周天子派内史到晋赐命，晋惠公受玉不恭，内史因此预言：“晋侯其无后乎?……礼，国之干也，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礼不行则上下昏，何以长世？”《左传》成公十年，申叔时论楚臣子反背信违礼，断言：“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礼，礼以庇身。信、礼之亡，欲免，得乎?”成公十三年，子反果以违礼而取祸亡身。 如果说，《左传》在仁政、民本，礼治的主要思想倾向上与孔子的高度一致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因左丘明等也可能受孔子影响而显出一致），则在对待争霸、特别是齐桓公的评价上，《左传》与孔子的符契相应，而与《国语》极端对立，则更发人深思。 《论语》中孔子曾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至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宪问》)对管仲推崇备至。而对霸主齐桓公并不赞扬，对另一霸主晋文公，则说他“谲而不正。”《左传》在这方面表现出惊人一致。《左传》在写齐桓公“九合诸侯”的史迹时，落墨的重心在其“一匡天下”“尊王攘夷”之功，描写的正面主角，不是齐桓公，而是管仲。对霸主的称雄好战，作者本质上是批判的。对著名的葵丘之会，作者通过宰孔之口批评道：“齐侯不务德而勤远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为此会也。”劝阻晋侯“可无会也”。对齐桓公的“九合诸侯”可谓全盘否定，一笔抹倒。而《国语》作者在描写葵丘之会时，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态度，极力抬高齐桓公的地位，大写其霸主的威风：“赏服大辂，龙旗九旒”“渠门赤旃，诸侯称顺矣。”作者还铺写其东征西伐之功，美化桓公“忧天下诸侯”，甚至吹捧说“天下诸侯知桓公之非为己动也，是故诸侯归之。”赞颂霸道，美化霸主，表现出与《左传》截然不同的思想倾向，足证《左传》决非《国语》作者左丘明所写。 （三） 《左传》的哲学宇宙观与孔子的高度一致。 《论语》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孔子认为“天道远，人道迩”“敬鬼神而远之”。 “不言”“远之”，都是存疑的态度。 《左传》尽管记载天道鬼神灾祥》筮，但每每通过历史人物之口，表现出与孔子相同的思想倾向。昭公十七年，郑裨灶预言宋卫郑陈“将同日火”，再三要求用瓘斝玉瓒祭祀以禳灾，郑子产不同意，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遂不与，亦不复火”。同例还有，昭公二十六年，齐有慧星，齐侯使禳灾，晏子公开反对：“无益也，只取诬焉。天道不谄，不贰其余，若之何禳之?……若德之秽，禳之何损?…若德回乱，民将流亡，祝史之为，无能补也。”重人事，不信巫，表现出十分客观的态度。而郑子产、晏子，都正是作者充分赞扬的人物。 清人汪中说：“《左氏春秋》典策之遗，本乎周公，笔削之意，依乎孔子。……明周公、孔子之道，莫若《左氏春秋》”并例举《左传》中各方面事实十余条，说明它言天道鬼神，灾祥卜筮，梦，“未尝废人事也” (见《述学·左氏春秋释疑》)如随侯以牲拴肥腯，粢盛丰备，谓可信于神，季良以为“民，神之主也。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民和而神降之福”。郑内蛇与外蛇斗，内蛇死，申繻以为“妖由人兴，人无衅焉，妖不自作”。又如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史苏占卜不吉；及惠公被执，曰：“先君若从史苏之言，吾不及此”。韩简以为“先君多败德，史苏是卜，勿从何益？”如此等等。汪中认为，“当时深识远见之君子，类能为之矢德音，蔽群疑，而左氏则已广记而备言之，后人其何疑焉?……天网恢恢，吉凶之应，有时而爽，策书旧文，谨而志之，所以明教也。”“祸之有无，史之所不得为者也；书法无隐，史之所得为者也。君子亦为其所得为者而已矣，此史之职也。”(同前)。 汪中之论，足以驳斥那种认为《左传》“其失也诬”“是非颇谬圣人”的偏见。 (四) 《左传》的写作年代与孔子的关系。 许多论者根据《左传》中占卜预言之应验，断言《左传》作者为战国时人，笔者认为值得商榷。 《左传》记卜辞与预言，有验有不验。如秦穆用三杰殉葬，作者预言“秦不复东”并不符合后来的事实。此预言只是出于作者对人祭人殉的残忍行为的憎恶。又如《左传》鲁僖公三十一年，狄围卫，卫迁于帝丘，卜曰“三百年”，但事实是此后卫历十九君共四百三十年乃迁于野王。当然，记应验的较多，作者必从当时历史现状出发，选择有可能应验迹象者录之。其卜辞也大多写得较虚活。 至如持“战国说”者引以为证的关于毕万受赐于魏和韩赵魏三分公室的预言。前者之卜曰；“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毕万之后必大”。“必大”、“必复其始”都只是推测语气。春秋末，孔子在世时，晋政萃于三族、魏氏权倾朝野，都已是现实存在的事实，虽未见到三家分晋，但不难预料。《左传》鲁襄公二十八年，魏献子分封大夫，“仲尼曰：“其长有后于晋国乎！”二十九年，季札至鲁观乐，适晋，对赵文子、韩宜子，魏献子说：“晋国其将萃于三族乎！”都是从现状作出推测，不必等到战国才如此写。 持“战国说”者普遍引证的另一卜辞是《左传》鲁庄公三十二年陈氏卜妻。《传》记载：“懿氏卜妻敬仲，卜曰‘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及陈之初亡也， (鲁昭公八年楚灭陈——引杨伯峻注)陈桓子始大于齐，其后亡(鲁哀十七年，楚复灭陈)也，成子得政。”这里的“五世其昌”，指陈桓子，据《史记·田完世家》记：完卒谥为敬仲，仲生樨孟夷，夷生湣孟庄，庄生文子须无，敬仲五世孙陈无宇。齐至陈桓，篡夺之势已成。所谓“成子得政”当指陈常，敬仲八世孙。《五经正义》沈氏引《史记·田完世家》云：“桓公生武子启及僖子乞，乞卒，子常代之，是为田成子，是敬仲为七世。言八世者，据其相代在位为八世也。成子杀简公专齐政，是莫之与京也……所传之时，完之子孙已盛，故《传》备言其终始也。”案《左传》鲁哀公十四年，陈恒杀其君壬于舒州，当时孔子尚在世，曾“三日斋而请伐齐”。既已看到“成子弑其君”而“得政”，则“八世之后，莫之与京”的预言，亦不必到战国才作出。故此事不能作为成书于战国之证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