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经济方面，孟子的民本主义主要表现在“制民恒产”和减轻征税的仁政思想上。孟子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产，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网民也。” （《孟子·滕文公上》第三章）“恒”即常，“恒产”即常产，即稳定的财产，主要指土地。孟子认为民众必须有保证生活稳定的财产，才能有安于这种生活的“恒心”，才能有在这种稳定生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意识、道德观念，即孟子主张的意识、道德观念。否则民众就会“放辟邪侈”，去干坏事。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命题。虽然具体地说，孟子的意识、道德观念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但一般地说，孟子把人们的经济生活看作是第一性的，把意识、道德看作是第二性的，从人们的经济生活即社会存在中找寻人们的意识、道德观念，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命题。当然，这在孟子那里是朴素的、直观的。 孟子所说的“有恒产者有恒心”，是针对战国时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各诸侯之间的战争使众多小农、小手工业者、小商人出现两极分化而言的。众多的小农、小手工业者、小商人破产，社会就不能稳定。所以孟子主张“制民恒产”，这“恒产”是百亩之田。他说：“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孟子·梁惠王上》第七章）可见，在孟子看来，统治者使民众每家有百亩之田，民众便可稳定地生活下去而“可以无饥矣”。这样，地主阶级的天下才可能稳定，而不致大乱。当然“百亩之田”云云，在当时是做不到的，只是一种理想。但它却是从民众出发，以民众为本位的思想。 孟子在经济上还主张减轻征税。我国上古奴隶制时代，实行土地公有、实行土地王有的制度。《礼记·王制》：“田里不鬻。”《诗经·小雅·北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这就是说夏、商、周三代奴隶制土地不准买卖，土地王有，由王把土地分封给各级奴隶主贵族，奴隶主贵族向王室纳贡。自春秋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铁器广泛地应用于生产领域，逐渐出现了在“公有”土地之旁开荒，官方并未正式认可的土地私有现象。这种现象不断发展、扩大，春秋后期各国统治者不得不采取对私有土地进行征税的管理办法。这样一来，各国统治者实际上就承认了土地私有制。《论语·颜渊》中记载了春秋后期鲁哀公和有若的一段对话，其文曰：“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杨伯峻先生将“二，吾犹不足”之“二”解释为十分之二的税率。这是正确的。这就是说春秋后期即开始对私有土地征税的税率是十分之二。把它和汉初实行的“十五而税一”、“三十而税一”的税率相比较，那么虽然汉初刚刚经过战乱，统治集团要让民“休养生息”，减轻对民众的剥削，但两者悬殊甚大。由此可见，实行土地私有制的初期，税是很重的。孟子主张井田制就是要减轻征税，减轻小地主、小农的经济负担。他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 （《孟子·滕文公上》第三章）这不是复古，而是打着恢复三代井田制的形式讲减轻征税。三代井田制是我国上古水利灌溉的田制，即把田地分成豆腐干似的小块以利于灌溉。另一方面又是课奴隶劳动勤惰的计量单位。其实井田制并非八家共一井，井九百亩，每家各有百亩，八家共耕公田百亩。孟子在这里着重并加以概括的是“其实皆什一也”，即十取其一的税制，而十分之一的税率比起鲁哀公时的十分之二的税率降低了一倍，这才是孟子讲井田制的本意。孟子还说：“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 （《孟子·尽心下》第二十七章）“缓”，历代注释未说清楚。杨伯峻先生意译为“暂时不用”。原文之“用”、“缓”对举，按照中国“互文见义”的语言习惯，“缓”字应是“免”字的假借字，即“用其一，免其二”，即征收此种税时免去其他二种税。杨伯峻译“那两种暂时不用”，实质上也是“免”的意思（不过原文并没有“暂时”的意思）。显然“用其一，缓其二”也是主张减轻对小地主、小农的征税。 孟子不仅要统治者减轻农业税收，而且还主张去“关市之征”。他说：“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关，讥而不征。” （《孟子·公孙丑上》第五章）意思是说，在市场上给与商人储藏货物的场地而不征税，如果商品滞销，国家依法征购，不让它长久积压；关卡，只稽查而不征税。这个主张除了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之外，也减轻了对小手工业者、小商人征税，维护了他们的利益。 减轻农业和工商业税的主张，与“制民恒产”的精神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保障小地主、小农、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即“民”的生活稳定，减轻统治集团对他们的剥削。 “制民恒产”、减轻征税等思想，是孟子民本主义思想在经济领域里的具体体现。孟子认为，统治集团只有减轻对民众的剥削，使民众生活稳定，才能统一天下，使社会安定。否则，就会像夏桀、殷纣那样失去民心，因而失去天下。因此，在孟子的经济思想上，也体现了民众决定社会的安危治乱的作用。 概括以上所述，孟子的民本主义是在政治、经济领域中把民众摆在了社会安危治乱的根本地位上，体现了民众在历史上的根本作用。 二 孟子民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 上面所述孟子的民本主义，我们把它概括为民意决定社会的安危治乱。它包含着历史唯物主义因素，但却有着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梁惠王上》第六章记载了孟子见梁襄王后的一段议论：“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孰能与之？”对曰：“天下莫不与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縨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这就是说，在战国这个天下大乱的时代，孟子认为唯不嗜杀人的统治者，亦是代表民意的统治者才能统一天下，使天下安定，即代表民意的英雄统一、安定天下。他还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 （《孟子·公孙丑下》第十三章）。可见在孟子的思想中含有英雄史观的倾向。但他又说：“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 （《孟子·尽心下》第三十八章）“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的意思是：然而没有孔子的继承人，竟然没有孔子的继承人，即感叹时下没有孔子的继承人。孟子在这里叙述了若干“圣人”，从尧舜至于孔子皆有继承人，唯独孟子时代没有了继承人。可见，他从现实中看不到决定历史的英雄人物出现，有些渺茫。这表明孟子的历史观含有英雄史观这种历史唯心论的成分和倾向，但没有确然走上英雄史观，也没有彻底拒绝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