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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有人会说：儒学是伦理体系，西方科学是认识体系，二者不可比。但儒学不是宗教，伦理体系必须也确实建立在认识体系的基础上，没有清醒、理智的认识，不可能有良好的伦理。儒学正是由于宋代以后认识体系的落后，导致了儒学伦理体系的落后，“礼教吃人”。正是西方科学认识体系的先进，导致了西方伦理体系的先进。 在这种情况下，胡适等人主张向西方学习实在是理所当然，中国向西方学习学得还远远不够。 “以己及人”方法如此问题多多，是否可以将它去掉，代之以现代科学方法，从而实现儒学的现代化创造性转换？很明显，这一点不难做到，但儒学却因此立刻丧失了自身独特的特点，儒学还是儒学吗？ 儒学在历史上曾经遇到过两次挑战：一次是杨、墨，特别是墨家的挑战；一次是魏晋时玄学盛行，反对名教，但儒学都摆脱了困境。儒学只是在最近一百多年来才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第一次遇上全面超过了儒学的西方文化挑战，中华文化、儒学还能够再创辉煌吗？我认为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也是必然的。 社会科学如经济学等学科至今存在一个困境：科学方法来源于自然科学，却很难做系统的实验。这必然导致理论的创新常常缺乏足够的经验基础，验证理论也必然相当困难，运用理论于实际情况也必定会有很多的麻烦。 另外，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人，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有一个极大的差别：人具有主动性，还能够相互影响。生物虽然有主动性，但生物学研究中根本可以将它忽略不计；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可以将它忽略不计吗？ 经济学大师哈耶克最初对自然科学方法的有效充满信心，“后来才发现，当自然科学家急于尝试将其专业思维习惯应用于考虑社会问题时，却常常不可避免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牛顿的大名人人知晓，但很少人知道：牛顿曾经在化学上投入了不亚于花费在物理学上的时间和精力，却以失败和几乎未发表研究结果而告终[5]。牛顿大可发出类似于哈耶克的批评、抱怨；但据我所知，牛顿并未发出此类抱怨，反而有一个比喻，将自己比作在真理的大海边拾贝壳的孩童，未发现真理的大海。 自然科学方法是否在社会科学有效，目前仍然有很大争论，本人认为是普遍有效的。但社会科学的每一学科甚至学科内部的各个部分，应当在此基础上拥有自己独特的具体方法，这些具体方法的发现都需要学者非凡的创造性。 儒学的“以己及人”曾经是一个很有用的方法，但历史已经判定，儒学的“以己及人”方法不能够成为根本性的方法，西方的科学方法才是根本方法。所以，“以己及人”方法在现在的科学研究中最多只能做辅助方法，并且由于当前社会科学的情况，正好能够起一定的辅助作用。 儒学的困境和西方社会科学的困境正好提供儒学一个机会，与西方科学取长补短，通过原创性的活动，完成儒学有史以来最为艰难的创造性转换，重塑儒学甚至中华文化： 以个人的基本权利为根基，以求真知为目的，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遵循科学方法，但却将儒学的“以己及人”方法作为辅助方法，例如将个人内省的经验与推理，与客观的经验事实一同作为产生新思想、新理论等的经验基础，等等。但必须将“以己及人”方法作为助发现法，作为一种在科学上是可以接受的办法，而不是作为坚实的基础；在有所创新、有所发现后，必须重打基础，以客观的、可重复的经验为坚实基础，由此获得创新的出发点，通过严密推理或通过数学推导，得到结论或未来可以通过实验进行验证的预见等，通过事实、实验等验证。还要注意避免此方法的极大弊漏与在求真知上的不彻底性。 在依据已有认识如理论、经验事实等行事时，“以己及人”也是需要注意的方法。 这样，既符合世界科学的优秀传统，又具备中华文化之血脉的新中华文化已经是呼之欲出。 长久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曾经一直梦想让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取长补短，他们的梦想一直不可能成功，因为文化的移植是一个整体，现有的文化不可能东取一块，西取一块，东拼西凑；但文化中最根本的方法，是肯定能够将西方的优秀传统与中华的优秀传统合而为一，融会贯通的。历史上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伽利略等伟大科学家将系统的实验方法与古希腊的严密逻辑推理方法融会贯通，产生了现代科学。 将西方的系统的实验方法，严密的逻辑推理方法，和中华自觉的“以己及人”方法合而为一，未来中华文化必定能够恢复活力与创造力，重塑辉煌。并且，我认为：未来中华文化仍然不需要。 来源：天纵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