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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人们以往多严厉谴责。这主要是出于对秦王朝二世而亡的反思，也是出于“焚书坑儒”对我国古代文化的洗劫和对儒生的摧残。其心情可以理解，但却没有触及到问题的实质：这乃是一场由于固持旧的观念所导致的悲剧。 从有关记载看，所谓“焚书坑儒”，其起因乃是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在咸阳宫酒宴上关于分封问题的一次激烈争论。这次争论首先由博士仆射周青臣挑起。当时他借祝酒对秦始皇和郡县制大加赞颂，遭到博士齐人淳于越的反驳。后者当即提出：“臣闻殷周之三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史记·秦始皇本纪》，以下凡引该纪，均不再注明）并告诫和批评说：“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由于二者的观点严重分歧，秦始皇便将这一问题交群臣讨论，于是引出了丞相李斯的焚书建议。他先是提出三代之治各异，本不足为法，然后即指责诸生以古非今，惑乱黔首——“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论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因之他建议焚书：“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这正合秦始皇的心意，被完全采纳。以后到第二年，由于侯生与卢生的潜逃事件，则又以“妖言以乱黔首”为名，在咸阳坑杀了四百六十余个方士和儒生。这样也就酿成了“焚书坑儒”的悲剧。 从最初只是一场政见不同的宫廷辩论，最后竟演变成一场举国震动的文化钳制运动，这当然不是秦始皇的残暴性格就能简单说明的。实际上，它乃是两种政治体制选择的长期争执的结果。秦统一全国之前，荀子曾强调“一天下”，明确主张：“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共己而已矣。”(《荀子·王霸》)《吕氏春秋·慎势》也曾经提出“众封建”的主张——“众封建，非以私贤也，所以便势全威，所以博义。……故观于上世，其封建众者，其福长，其名彰。神农十七世有天下，与天下同之也。”当秦统一六国，丞相王绾等人又提出同样主张，并得到群臣的支持，“皆以为便”。由此可见，前述淳于越的观点实际上是自战国末年以来许多人的共同主张。这种看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但秦始皇、李斯等人却不以为然。他们认为争战不休的原因即在于分封，今天下已定，再重新“立国”，那就无异于继续“树兵”。因此，对王绾等人的建议曾予以否定。现在淳于越又重提分封之事，这就使得秦始皇等人更加认识到统一思想的必要。为了维护郡县制和“皇帝”的权威，他们便愚蠢地采取了高压政策。可见“焚书坑儒”，并非偶然。 其实，从更深层次的历史背景看，“焚书坑儒”在当时也不可避免。因为随着秦王朝这一空前大帝国的形成，统一思想已经是势在必行。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言，秦汉之时“政治既开以前所未有之大一统之局，而社会及经济各方面……亦渐成立新秩序，故此后思想之亦渐归统一，乃自然之趋势”(《中国哲学史》)。问题只在于选择哪种主张来统一思想。显然，秦始皇选择了法家。翻翻《韩非子》，我们便不难看出，所谓“焚书坑儒”实际是先秦法家的一贯主张。以“焚书”而言，商鞅变法时，就曾经“燔《诗》《书》而明法令”。至于其“坑儒”之事，韩非直指“儒用文乱法”，并斥之为“五蠹”，亦为此提供了依据。而秦始皇之所以选择法家主张来统一思想，其原因有二： 第一，和其他学派相比，法家思想在秦王朝中有着特别深厚的土壤。这不仅是指战国时的“百家争鸣”在理论上已确立了法家的主导地位，更重要的是秦自商鞅变法便长期奉行法家学说，并以它的富国强兵证明了法家思想的合理。秦以这种理论为指导、实现了由弱而强的转变。这就使得统治者产生了法家万能的错觉。如章炳麟撰《秦政记》便不无感慨说：“独秦制本商鞅，其君亦世守法。韩非道昭王有病，百姓里买牛而家为王祷。王曰：‘非令而擅祷，是爱寡人也。夫爱寡人，寡人亦且改法而心与之相循者，是法不立。法不立，乱亡之道也。不如人罚二甲，而与为法。’……要其用意，使君民不相爱，块然循于法律之中。”司马迁亦曾指出，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事皆决于法”。 第二，和法家相比，其他学派当时也确实没有提出多少令人信服的理论。即以儒家为例，其理论固然对维护统治非常有利，如汉人叔孙通指出：“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史记·叔孙通列传》)但应当承认，它的这种合理性在当时尚未表现出来。诚如马非百先生所说：“惜诸博士品类不齐，又皆迂腐寡识，不谙时务。”（《秦集史·博士表序》）其实，秦始皇当时已经朦胧地意识到：在指导思想上，“进取”和“守成”可能并不相同。他设置博士七十人，并杂采百家之学，便表明了这种心境。而且，他也确曾试图以儒家思想来整合民风。如明人顾炎武指出：“秦始皇刻石凡六，……惟会稽一刻，其辞曰：‘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佚，男女洁诚。’……然则秦之任刑虽过，而其坊民正俗之意，固未始异于三王也。”(《日知录》卷十三《秦纪会稽山刻石》)所以，秦始皇自己也声称：“吾……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而效果却令他失望，这不能不使他认为，那些百家之学都是空谈、无用之术。 从秦政权的长治久安看，秦始皇最终选择法家并没有达到目的，由此所导致的“焚书坑儒”更是残暴和愚蠢。但我们不能苛求古人。秦始皇在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特别是以法家理论指导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情况下，是根本不可能选择儒家或其他学派的。诚然，汉初陆贾曾言：“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新语·辅政》）贾谊也曾指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新书·过秦上》)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秦始皇还根本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故尽管我们对“焚书坑儒”可以这样或那样指责，但它对于以后如何来确立统治思想，实际却留下了极其重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也就没有汉初的黄老盛行，以及汉武帝的“独尊儒术”！ 由于秦始皇和那些儒生都固持旧的观念，因而从中又派生出更为严重的逆反现象。从秦始皇来看，其目的是镇压儒生，用法家学说来统一思想，以巩固统治，但结果却是秦王朝二世即亡，法家思想亦随之一蹶不振。且富有戏剧性的是，秦始皇虽笃信法家，实则却“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新书·过秦中》)，最终又背离了法家思想。更使他意想不到的是，儒生到汉代竟受到礼遇，儒学最后还成了汉代(也是以后历代王朝)的统治思想。实际上，那些儒生也根本不是秦王朝的敌对者。他们虽然在某些问题上持不同政见，但还是愿意并主动为它尽忠竭智的。他们之所以反复要求分封，其目的也就是为秦王朝的千秋万代计。因之贾谊曾不无惋惜地说：“秦并海内，……天下之士斐然乡风。”(《新书·过秦中》)而秦始皇却把这些儒生人为地置于自己的对立面上，结果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严重削弱了秦王朝的统治基础。真正的亡秦者，又非儒生者流。如唐人章碣便赋诗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全唐诗录》卷九○《焚书坑》） 尽管如此，这也并不意味着那些儒生就比秦始皇高明。从关于分封的辩论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出：他们舍命抗争所要求的，也就是要把郡县制改为分封制。但他们没有想到，事实不幸也正被李斯所言中：“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秦的郡县制不仅没有改变，而且还一直被历代王朝所继承。如明人王夫之指出：“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读通鉴论》卷一《秦始皇》）后世儒生则从中汲取了教训，并认识到若不对旧的观念进行改革，为统治者制造理论根据，在政治上便没有立足之地。所以到了汉初，有许多儒生都大谈与时俱进。例如，叔孙通受命制汉仪，征召鲁儒生，有二生以“所为不合古”拒行，通即斥之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史记·叔孙通列传》）特别耐人寻味的是，西汉“惩诫亡秦孤立之败”，实行郡、国并行制度，又正是对秦始皇严厉批评的贾谊最早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汉书·贾谊传》)的主张。尽管还是以古论今，但他们已不再对那些新制度极力非难或怀疑，而是尽可能地去维护这些制度，于是便完成了由以古非今到以古喻今甚至以古颂今的转变。 然而，对秦始皇和那些秦儒来说，这种转变却显然是他们始料不及的。这不仅充分表现了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同时也突出反映出人们当时关于历史发展的盲目性。恩格斯指出：“从马克思的观点看，整个历史进程——指重大事件——到现在为止都是不知不觉地完成的，也就是说，这些事件及其所引起的后果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事件的参与者要么直接希求的不是已成之事，要么这已成之事又引起完全不同的末预见到的后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5页)“焚书坑儒”的结果便正是如此。它既是秦始皇的莫大悲剧，也更是那些儒生的悲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