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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孙景坛教授的“新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学术谎言引起传媒关注。但事实上，这种所谓新说并没有令人信服的论据，尤其想当然认为《董仲舒传》乃班固作伪，而且在许多史实、史料的解读上都存在严重疏漏或“硬伤”，其结论根本不能成立。 关键词：汉武帝；独尊儒术；贤良对策 《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发表孙景坛教授《汉史研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新探》（以下简称《新探》）一文，读后颇有疑问。考虑到其中与笔者有关的只是“汉武帝尊儒问题”，本文也就此谈谈一些看法，与孙教授商榷。 一、关于“绌抑黄老崇尚儒学”的解读问题 在这一问题上，孙教授“十年”来始终强调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学术谎言”，实际汉武帝尊儒应叫田蚡“绌抑黄老崇尚儒学”。《新探》又再一次对这一观点予以重申。笔者则感到费解。既然孙教授也认为汉武帝确曾尊儒，那么又为什么认定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学术谎言呢？看了《新探》的具体论述，才知道其中原来还另有“深意”—— 为什么把汉武帝尊儒叫田蚡“绌抑黄老崇尚儒学”？历史事实告诉我们：1、此事乃田蚡所为，与董仲舒无涉。2、田蚡此举的过程是和平的，并未“罢黜百家”。3、未有“独尊儒术”的事实。汉武帝尊儒后，除举行儒学考试外，还举行一般文学贤良考试。“刑法”和“黄老”派虽被“罢绌”，但两派的学者仍可通过其他途径当官，如主父偃是上书、卜式是放羊、汲黯是选拔等。《史记·封禅书》还载：汉武帝因封禅问题对儒官不满，曾“尽罢诸儒不用” ——把他们全都撤了。 然而这种“深意”却恐怕纯属误解。 首先，作为国家政策，所谓“绌抑黄老崇尚儒学”，这实际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只不过说法不同而已。众所周知，西汉前期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主要是黄老学说，因而“绌抑黄老崇尚儒学”也就意味着儒学取代黄老成为西汉王朝的指导思想，并在各种学派当中居于尊崇地位。而其他学派尽管也还存在，甚至或多或少仍有着影响，但就指导思想的选择来说，却已经被西汉王朝所否定，亦即所谓“罢黜”。所以《新探》既认为汉武帝尊儒是“绌抑黄老崇尚儒学”，却又强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学术谎言，显然是自相矛盾。至于说此事究竟是田蚡所为，还是董仲舒所为，则只是一个枝节问题。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一个巨大工程，其中凝聚了汉武帝及其君臣许多人的心血，而并不能把它简单归功于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 其次，所谓“汉武帝尊儒后，除举行儒学考试外，还举行一般文学贤良考试”云云，这是对汉代贤良文学对策的曲解。实际上，汉代自武帝开始，贤良文学对策就都是儒学应对，所谓贤良文学也都是儒生。如贤良，其全称为“贤良方正”，被举为贤良的都是有一定功名即做过官的人，而且多为名儒。《史记·儒林列传》载，《诗》学大师辕固“孝景时为博士”，后拜清河王太傅，病免，武帝“初即位，复以贤良征固”，就是一例。《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汉书·公孙弘传》，弘学《春秋》，武帝初即位“以贤良征为博士”，后免归，“元光五年，复征贤良文学，菑川国复推上弘”。也都是如此。更重要的是，公孙弘此次对策，所征召的贤良文学共有“百余人”，《公孙弘传》亦记载武帝是“策诏诸儒”。而文学通常即指儒学。如《史记·儒林列传》称：“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多斌斌文学之士矣。”又《汉书·隽不疑传》曰：“隽不疑……治《春秋》，为郡文学。”就征召对策的文学而言，则指有一定名气但还没有功名的儒生。如盐铁会议，由于文学皆未任官职，桑弘羊就挖苦他们是“布褐不完，糟糠不饱”[1]的鄙儒。可见，所谓“文学贤良考试”，这本身就是其尊儒的表现。而《新探》却以此为据，岂不荒唐！ 再次，《新探》提出“‘刑法’和‘黄老’派虽被‘罢绌’，但两派的学者仍可通过其他途径当官”，所举事例皆误。根据《汉书·主父偃传》可知，主父偃并非“刑法”或“黄老”中人。他最早学“学长短纵横术”，属于纵横家，“晚乃学《易》、《春秋》、百家之言”，实际已转变为儒家。卜式也并非“刑法”或“黄老”派，而是一个思想接近儒家的大农牧主。他是因为主动捐献钱财支持武帝对匈奴战争被立为典型而当官的，如《汉书·卜式传》云：“是时富豪皆争匿财，唯式尤欲助费。上于是以式终长者，乃召拜式为中郎，赐爵左庶长，田十顷，布告天下，尊显以风百姓。”他早年对其弟曾多次推让钱财（儒学即倡导推让），在武帝对匈奴的战争中又多次捐献钱财，后来做了高官则和董仲舒上下呼应，反对汉武帝的盐铁官营政策，可见他根本不可能是“刑法”或“黄老”中人。至于汲黯，他虽然“学黄老言，治官民，好清净，择丞史任之，责大指而已”，但他却是“以父任，孝景时为太子洗马”[2]，并与汉武帝有着比较特殊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能形而上学地认为一开始尊儒就完全是录用儒生。如前揭“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即指明汉武帝尊儒之后儒生录用越来越多的情形。所以汲黯的事例也仍然不足为据。 最后，《新探》所说汉武帝曾“尽罢诸儒不用”——把儒官全都给撤了，这更是典型的断章取义和误解。其原文如下： 自得宝鼎，上与公卿诸生议封禅。……群儒既已不能辩明封禅事，又牵拘于《诗》《书》古文而不能骋。上为封禅祠器示群儒，群儒或曰“不与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诸生行礼不如鲁善”，周霸属图封禅事，于是上绌偃、霸，而尽罢诸儒不用。 这里实际是说汉武帝对包括徐偃、周霸在内的诸儒建议一概不予采纳，并不再让他们参与封禅大礼的议定，而根本不是说把他们都全部撤职。以徐偃为例，根据《汉书·终军传》，他就始终担任着博士一职，没有所谓被罢官之事，后来是因为奉旨巡行，擅自允许胶东、鲁国营盐铁，才被汉武帝处死。更何况，《汉书·兒宽传》对此事还有着详细记载—— 及议欲放古巡狩封禅之事，诸儒对者五十余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马相如病死，有遗书，颂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上奇其书，以问宽，宽对曰：“陛下躬发圣德，……其封泰山，禅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节也。然享荐之义，不著于经，……唯圣主所由，制定其当，非群臣之所能列。今将举大事，优游数年，使群臣得人自尽，终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极，兼总条贯，金声而玉振之，以顺成天庆，垂万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仪，采儒术以文焉。 而孙教授却恐怕根本未读，这就不能不使他的理解要产生谬误了。 二、关于班固对《董仲舒传》的“作伪”问题 为了认定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学术谎言，《新探》还别出心裁地考证出班固所撰《董仲舒传》完全是“作伪”。应该说，孙教授的这一观点如果真能成立，那将是对学术界的一个巨大贡献，但是仔细阅读《新探》却根本没有令人信服的论据，而完全是想当然的臆断。 请看《新探》所谓“作伪”最直接的证据： 《汉书·董仲舒传》的作伪，主要表现在《天人三策》上，《天人三策》是班固从汉武帝时期搜罗的三篇与董仲舒思想相近的对策，拼凑而成。其中，没有一篇对策能证明是董仲舒所作。尤其第三策，班固在对策中着意加了“仲舒”二字，这是画蛇添足。 在这里，《新探》主要是认为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均为班固拼凑而成，并非董仲舒所作。而最重要的论据，就是班固在第三策中“画蛇添足”地加了“仲舒”二字，暴露了作伪的马脚。但实际上，汉人在对策中加上自己的名字乃是一种常见现象。例如公孙弘，他在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的对策中就加上自己的名字说：“臣弘愚戅，不足以奉大对。”[3]而如果说在对策中加上自己的名字就肯定是作伪，那么公孙弘乃至其他一些人的对策岂不都是作伪？这显然是讲不通的。 需要说明的是，孙教授对《天人三策》班固作伪的论证并非仅仅《新探》所说的“画蛇添足”。他在与笔者的商榷中就详细提出了所谓班固作伪的理由，诸如： 《天人三策》是伪作。考题都有问题：考题1说：你现在被取为第一，我再考考你。考题1应为公共考题，班固也这么说，怎么成了复试题？考题2说：你们一百余人来考试，现在出题考你们。这才是公共考卷，可班固说是复试考题！……考题3说：你的学问已达到最高，你好好阐发一下，我将亲自研究。这哪是考卷，分明是请教，任何一个考官、哪怕是最蹩脚的考官都不会出这样的考题，何况汉武帝！答卷问题更大：答卷1说：我们汉朝建国已70余年。注意：西汉人认为汉朝建国是从刘邦202年称帝算起。202年到武帝七年（笔者按，即元光元年），才68年，怎么能说70余年？答卷2说：夜郎、康居二国，已向我大汉悦德归义。注意：康居归汉，在武帝七年之后。答卷3说：现在法制大坏，刑狱太滥，犯罪人数激增。武帝六年才结束“黄老之治”，刑狱怎么会滥成这样？这一现象，是武帝中期后，重用酷吏的结果。[4] 然而这些理由也都有问题。 先看考题部分。孙教授说：“考题1应为公共考题，班固也这么说，怎么成了复试题？”而理由就是考题中说董仲舒已经被“取为第一”了。但笔者翻遍《董仲舒传》也没有找到董仲舒被取为第一的记载。原来孙教授是把汉武帝所说“今子大夫褎然为举首”解释成董仲舒被取为第一。这实属大误！关键即在于：汉武帝这里所说的“子大夫”并非是指董仲舒，而是指所有贤良文学。这从汉武帝元光元年、元光五年策问贤良文学的制诏即可以得到证明。如元光元年诏曰：“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5]元光五年制曰：“天文地理人事之纪，子大夫习焉。”[6] 另外“褎然为举首”也并非对策被取为第一的意思，而是说贤良文学在各地被推举时名列第一。可见，这根本不是什么考题有问题，实际是孙教授没有读懂史料。故以下所论，也就完全失去了依托。 孙教授又说：“考题2说：你们一百余人来考试，现在出题考你们。这才是公共考卷，可班固说是复试考题！”但这里却又是断章取义和曲解，请看其全句原文：“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或道世务而未济，稽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难行，毋乃牵于文系而不得骋与？将所繇异术，所闻殊方与？各悉对，著于篇，毋讳有司。”而如果说这就是“公共考卷”，亦即不是复试的第二策，那么还没有开始对策，汉武帝还没有“览其对”，怎么就已经知道他们“或道世务而未济，稽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难行”？可见，这也不是什么考题有问题，而是孙教授故意曲解史料。 孙教授还说，贤良文学的对策是考试，因而汉武帝不可能在策问中有请教的内容。但事实上，汉代的贤良文学对策就是一方面考试选拔人才，一方面又征求、请教治国的方略[7]。如前揭汉武帝元光五年制曰：“天文地理人事之纪，子大夫习焉。其悉意正议，详具其对，著之于篇，朕将亲览焉，靡有所隐。”《盐铁论·本议》载：“惟始元六年，有诏书使丞相、御史与所举贤良文学语，问民间所疾苦。”《汉书·宣帝纪》载宣帝地节三年诏曰：“乃者……地震，朕甚惧焉。有能箴朕过失，及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以匡朕之不逮，毋讳有司。”而孙教授却主观地认定武帝策问不可能求教贤良，其结论则自然要误称班固作伪了。 再看答题部分。孙教授提出的第一条理由是，从西汉建国到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才68年，而董仲舒的第一次对策却说“今临政愿治七十余岁矣”。其实不然。一则董仲舒所谓“临政”实际应当从西汉建立政权算起，因为早在汉王元年（公元前206年）刘邦即开始了“临政”。而如果从汉王元年算起，到武帝元光元年，则恰好“七十余岁矣”。二则西汉人也并不认为“汉朝建国是从刘邦202年称帝算起”，却恰恰是从公元前206年刘邦被封为汉王算起。考虑到孙教授对《汉书》颇多成见，我们以《史记》为例。在《高祖本纪》中，司马迁就把汉政权的建立从公元前206年算起，称“元年”，而把刘邦称帝的公元前202年称为“五年”。《史记·平准书》亦云：“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三则即使“西汉人认为汉朝建国是从刘邦202年称帝算起”，但董仲舒就要从公元前206年算起，我们显然也不能断言有误。 孙教授的第二条理由是，董仲舒的第二策声称，“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义”，而事实上康居的归汉却是在武帝元光元年之后。毋庸讳言，所谓“康居归汉”确实不是在武帝时期，但仅凭这一条也仍然不能认定班固作伪。因为康居的真正归汉不仅不是在武帝时期，甚至也不在西汉后期，而是在东汉前期。如《汉书·西域传下》载西域都护的管辖范围说：“最凡国五十。……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宾、乌弋之属，皆以绝远不在数中，其来贡献则相与报，不督录总领也。”故如果说此策确为班固作伪的话，那也决不是拼凑“从汉武帝时期搜罗”的对策，而应是西汉后期乃至东汉前期的对策。但这却显然不能成立。如此明显的作伪人们当时就会发现，怎么会至今才由孙教授发现？因之比较合理的解释，董仲舒之所谓“说德归义”恐怕还另有所指，只不过史书没有留下记载而已[8]。当然也有可能是误传，或董仲舒的误写，但这和什么班固作伪却完全是两回事。 孙教授又提出，董仲舒的第三策说：“今世废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弃行谊而死财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但武帝六年才结束“黄老之治”，刑狱不可能这样泛滥，故只能是武帝中期以后“重用酷吏的结果”。孙教授的这个理由实际更不充分。孙教授也不仔细看看《史记·酷吏列传》，就断言武帝中期才重用酷吏，其实早在武帝即位之初，就已重用了一批酷吏，如周阳由、赵禹、张汤和义纵等。另一方面，虽然说武帝六年才结束“黄老之治”，但这种“一岁之狱以万千数”的情况在武帝初期却完全可能。随着剥削、压迫的不断加重，早在景帝末年，社会矛盾已逐渐激化。如景帝就公开承认：“今岁或不登，民食颇寡，其咎安在？或诈伪为吏，吏以货赂为市，渔夺百姓，侵牟万民。”[9]至武帝即位后，这种情况也并没有改观。所以尽管难以置信，所谓“一岁之狱以万千数”的情形也基本属于正常范围，而与武帝中期以后社会矛盾严重激化甚至农民起义有着明显区别。如《汉书·杜周传》云：“至周为廷尉，……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诏狱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十有余万。”仅仅在首都长安一年就有“罪犯”十几万人，这无疑才是孙教授所说刑狱更加泛滥的情形。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对比昭帝到平帝时期的刑狱。如《汉书·刑法志》载：“自昭、宣、元、成、哀、平六世之间，断狱殊死，率岁千余口而一人，耐罪上至右止，三倍有余。”宣帝即位后，路温舒也说：“方今……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死刑）之计岁以万数。”[10]更不用说，就是在东汉统治最为稳固的明章时期，班固也总结说：“今郡国被刑而死者岁以万计，天下狱二千余所。”[11]可见这根本不是什么班固作伪，而完全是孙教授的误解。 此外，《新探》还征引《汉书·董仲舒传》、《循吏传》、《楚元王传》、《武帝纪》等，认为班固的记载均与事实不符。但这些征引不是对史料的误读，就是断章取义和为我所用的曲解，有些甚至是逻辑思维问题。限于篇幅，不再一一置论。 三、其他问题 《新探》在讨论汉武帝尊儒时还错误地解读一些史实。为了澄清事实，以下也对此再作一些分析。 （一）卫绾的学派归属问题。一般来说，学术界都认为卫绾的思想偏重儒家。但《新探》却认为卫绾是黄老派——“卫绾是‘黄老’派，他‘罢刑、法’是‘黄老’对‘刑法’派的打击，与后来窦太皇太后打击王臧、赵绾的性质是一样的。”不知其根据何在？《史记·万石张叔列传》载：景帝“立胶东王为太子，召绾，拜为太子太傅”。又云：“然自初官以至丞相，终无所言。天子（景帝）以为敦厚，可相少主。”据此可知，卫绾曾做过武帝的太傅（王臧曾做过武帝的少傅），且为人“敦厚”，从未提出过施政建议。因此，若考虑到武帝即位时才仅仅16岁，他在建元元年所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12]，即显然应是其师生的预谋。否则的话，崇尚黄老的窦太后又为什么要把他罢免？（武帝当时还没有完全亲政，所有重大事宜都必须奏事“东宫”——窦太后）更何况，如果他真是代表黄老，并打击“刑法”，即使汉武帝想把他罢免，窦太后也根本不可能批准。可见他并非代表黄老，而应是尊儒一派，他的上奏实际也应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第一项举措。 （二）贤良文学对策能否被说成“《五经》考试”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新探》秉承孙教授的一贯主张，把贤良文学对策都视为“《五经》考试”或“儒学考试”。这显然是偏颇的。实际上，汉代的贤良文学对策还从未对《五经》的具体内容进行考试，而是要求运用《五经》及其解说即经学来讨论时事问题。如《汉书·杜周传》载成帝策问贤良，即明确规定：“当世之治何务？各以经对。”再就现存的一些对策说，像公孙弘的对策、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也都是如此。甚至就是皇帝不能亲自策问的盐铁会议，那些贤良文学的议论也无一例外。当然，由于对策的理论依据主要就是经学，这种对策也确实要间接考察对策者对《五经》的掌握和认识，但它本质上却并非《五经》考试，而只能说是时事策问。再有，汉代真正的“《五经》考试”是太学生考试和郡国学生考试，以及“明经”科等[13]。如果把贤良文学对策都说成“《五经》考试”，那也等于把它们混为一谈。从某种意义上说，孙教授的许多论述都出现严重谬误，把贤良文学对策都说成“《五经》考试”就是其中一个主要原因。 （三）田蚡“绌抑黄老崇尚儒学”是否解决了汉武帝尊儒问题。关于这一问题，《新探》固执认为：由于田蚡已经绌退了“黄老”，宣布了儒学的主导地位，故“尊儒问题已得到解决”。而我们则感到费解。《汉书·武帝纪》明明记载窦太后对田蚡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曾予以严厉打击——“二年冬十月，御史大夫赵绾坐请毋奏事太皇太后，及郎中令王臧皆下狱，自杀。丞相婴、太尉蚡免”，连田蚡都被罢官，怎么能说汉武帝“尊儒问题已得到解决”呢？当然，《新探》这里可能是说田蚡的第二次尊儒，如《史记·儒林列传》：“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但即便如此，这也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操作，也并非仅仅绌退“黄老”就能够完全解决。仅就意识形态而言，有许多理论问题即亟待澄清。其中最典型的事例，就是汉家如何继统亦即是否“受命”的问题。所以汉武帝才会在策问中反复要求贤良文学回答：“天命之符，废兴何如？”[14]“三代受命，其符安在？”而且也正是由于董仲舒等人的回答，所谓“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15]，这一问题才算最终解决。另外还有如何贯彻尊儒、如何培养懂得儒学的人才等等问题，又怎么能说田蚡的绌退黄老已解决了尊儒问题呢？ （四）汉武帝所尊儒学究竟《五经》还是《七经》问题。一般来说，由于《乐经》到西汉前期已然亡失，汉武帝尊儒的最主要的标志就是设立《五经》博士，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罢黜百家，表彰《六经》”[16]。而《新探》则标新立异地提出：“汉武帝所尊的儒学，是《七经》，不是仅仅《五经》，核心是《孝经》的‘以孝治天下’。”表面上看，《新探》的说法似乎更为全面，在《五经》之外又加上了《孝经》和《论语》，但这却完全是一种为我所用的曲解。在汉武帝时期还根本没有《七经》之说，无论《史记》或其他史书，还是出土文献，我们都找不到任何记载。实际上，《孝经》虽名之曰“经”，在西汉中期却并没有被视之为“经”，只是到了东汉时期才和《五经》再加上《论语》被称为“《七经》”。如关于东汉成阳令唐扶的学业，人们即称赞他“耽乐道述，咀嚼《七经》”[17]。又如谢承《后汉书》载赵典，亦说他“学孔子《七经》”[18]。诚然，作为公认的儒学著作，《孝经》和《论语》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后也发挥过一定作用[19]，但这却并不意味它们已经取得了与《五经》相同的经学地位。西汉中后期人们皆称《五经》或《六经》（《六艺》），如其所谓“《五经》圣人所制，万事靡不毕载”[20]云云，就是一个明证。 （五）孔子作《春秋》是否史实问题。为了证明《孝经》在汉武帝时期是最重要的儒学经典，《新探》还煞费苦心地考证《春秋》并非孔子所作—— 众所周知，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孔子曾作《春秋》，《公羊》是对《春秋》的最好阐释。实际上，孔子作《春秋》非史实。孔子自称“述而不作”；孔子的嫡传弟子们对此都没有讲；此说是孔子去世后一百年左右的传言。如果孔子真作了《春秋》，他将是中国古代第一个抄袭大王，因为《春秋》原本鲁史，我们怎么将《春秋》与鲁史相区别？ 但这却只能更加昭示其作者的逻辑混乱与偏执。《春秋》究竟是不是孔子所作，这当然可以研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问题。但就讨论汉武帝尊儒而言，实际却文不对题。且不说《春秋》还可能确为孔子所作，就算《春秋》并非孔子所作，由于汉人皆笃信《春秋》乃孔子所作，我们也只能在此认识的基础上来讨论汉武帝的尊儒问题（至于认识的对错，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例如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就说：“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21]又怎么能用今天的看法来代替汉人的认识呢？同样的问题还表现在《新探》对《公羊春秋》不能称经的“论述”上。这也根本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显而易见，无论《新探》怎样批评乃至批判把《公羊春秋》称经的做法，实际也无法否定汉代把《公羊春秋》称经的既定事实。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新探》却于此仍然要枉费笔墨，甚至还振振有辞，岂不荒唐和徒劳！ 总之，从以上讨论来看，《新探》的许多论点和论据都存在严重疏漏，有些甚至是学术“硬伤”，其结论自然是不能成立的——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决非谎言！ -------------------------------------------------------------------------------- [1] 《盐铁论》卷四《毁学》。桑弘羊还形容文学说：“儒皆贫羸，衣冠不完，安知国家之政、县官之事乎？”（《盐铁论》卷四《利议》）亦可证明。 [2] 《汉书·汲黯传》。 [3] 《汉书·公孙弘传》，另请参看蔡邕《独断》卷上。 [4] 孙景坛：《汉武帝“罢黜百家”不是学术谎言吗？——答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秦汉史专家张进教授》。 [5] 《汉书·武帝纪》。 [6] 《汉书·公孙弘传》。 [7] 参看拙文《以经治国与汉代“荒政”》，载《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以经治国与汉代用人》，载《齐鲁学刊》1994年第6期。 [8] 据安作璋先生研究，中国的丝可能在公元前四世纪以前即已传入印度（《两汉与西域关系史》，齐鲁书社1979年版，第134页），而康居则是丝绸之路在中亚的一个中转站，所以两国发生交往也并非没有可能。 [9] 《汉书·景帝纪》。 [10] 《汉书·路温舒传》。 [11] 《汉书·刑法志》。 [12] 《汉书·武帝纪》。 [13] 参看拙文《汉代太学浅说》，载《山东师大学报》2001年第6期；《以经治国与汉代教育》，载《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 [14] 《汉书·公孙弘传》。 [15] 以上皆见《汉书·董仲舒传》。 [16] 《汉书·武帝纪·赞》。 [17] 《隶释》卷五《汉成阳令唐扶颂》。 [18] 《后汉书·赵典传》注引《谢承书》。 [19] 参看拙文《论经学与汉代忠孝观的整合》，载《江海学刊》2001年第5期；《论“以经治国”对我国汉代社会生活的整合功能》，载《社会学研究》1992年第6期。 [20] 《汉书·宣元六王传》。 [21] 《史记·太史公自序》。 （本文为江苏省“十五”社科基金项目“独尊儒术与汉代学术的整合”研究成果之一。原载《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10期，这里仅对其排版错误作了某些订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