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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委党校孙景坛教授与笔者就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否学术谎言进行了多次商榷。其中讨论到能否把否定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视为新说的问题，现在孙教授在孔子2000网又发表《我的“罢黜百家是学术谎言”是不是“拾人牙慧”的讨论小结》一文，认为“双方的观点和证据都已说清”，并主张“此事已没有继续讨论的必要”。笔者也觉得此事无须再费精力，但有些事实还需要澄清。 第一，关于“拾人牙慧”之说，看来孙教授对此极为愤慨，我能理解孙教授的心情，笔者今后将力图换一种说法和孙教授商榷。但孙教授也应该知道，我说此话并非毫无缘故，如果不是孙教授在第一篇文章中对我多次讽刺、挖苦和挑衅，我是不会这样说的。但愿今后我们都能心平气和地进行学术讨论和切磋！ 第二，孙教授在文中对我的观点概括得不准确。孙教授只提到我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问题在86年秦汉史会上就曾讨论，但实际上，我还举了88年秦汉史年会的讨论。另外，我虽然不同意把孙教授的观点称为新观点，但我也认为孙教授作出了新的论证（至于能否成立，则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如果真按孙教授所说，他的观点“十年后”有了区别，那也就是说“十年前”孙教授认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而现在已不再这样认为。但孙教授的文章却显然并非如此。可见不是观点变了，而是又提出了新的论据，或者说作出了新的论证。 第三，孙教授说“双方的观点和证据都已说清”，其实不然。孙教授的观点和证据可能已经说清，而我的证据还没有完全说清。 第四，关于论文举证和所谓“举证倒置”问题，我之所以没有举证论文，是因为在我看来既然有秦汉史年会这样最高水平的多次讨论，并且有《秦汉史论丛》为证，这就足以说明其问题。但孙教授却认为一定要有论文，并以为我举不出来什么事例。其实，别的不说，就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所谓“评法批儒”，为了证明汉武帝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诸如汉武帝是儒家和法家并用、汉武帝的统治实际是“霸王道杂之”（当然，这里的“霸道”当时是作为法家理解，但恰恰和孙教授的看法雷同）、汉武帝是“外儒内法”或“阳儒阴法”之类的文章就多得去了。“文革”结束后，学术界拨乱反正，这方面的文章也有不少。比如，郭志坤先生发表的《评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光明日报》1980年6月10日），就是比较有影响的一篇。所以我“认为目前大众传媒对于学术研究的了解可以说知之甚少，像这种所谓‘新论’其实早在建国之后就曾经见诸报刊，还有过这方面的多次争鸣和讨论”，也决非空穴来风。 第五，关于我的态度问题，在这一方面，孙教授恐怕还要在自己身上多找找原因。孙教授提出了不少缺乏史学素养和逻辑错误的问题，这使我也不能不对他要进行这样的解说，然而却绝无轻侮之意。当然，孙教授既然已提出这一问题，今后笔者将努力端正自己的态度，但是也还要请孙教授配合！ 以上所说，可能还会让孙教授不满，惟愿孙教授海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