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常感谢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秦汉史专家张进教授能在百忙之中对拙文作答，使笔者受益非浅。 首先，澄清了一个误会。拙作曾批评张教授对我的新观点“不知晓”，事实上，他在接受采访时对此确有提及，只是没有作为重点来强调，《南京日报》在发表时，未将此问题突出，尤其是，我在看他们的“原始采访稿”时，看得不认真，才说了那样的话。为此，我向张教授深表歉意，望张教授海涵。 其次，还了笔者一个公道。《南京日报》发表的对张教授的采访，由于没把我的“新观点”——“董仲舒的《天人三策》都是班固‘造假’”，作重点来批，确实没批到笔者的“点子”上，笔者认为这是无的放矢，张教授也认可，并说：“让我亦感到对孙教授颇不公平。”（1） 但有些问题还需请教。 （一） 在第二篇大作中，张教授重点批评了笔者的新观点——“董仲舒的《天人三策》都是班固‘造假’”。 他先是征引了他的“原始采访稿”：（2） “西汉王朝在汉武帝之前历史，于西汉司马迁《史记》和东汉班固《汉书》中，均见记载。司马迁和董仲舒是师生关系，而且在武帝前期曾同朝为官，但《史记》中通篇未有董仲舒为汉武帝建议“独尊儒术”的文字。一直到了数百年后，东汉班固撰写的《汉书》中才补写了有关董仲舒对策的内容，诸如独尊儒术、汉家受命而王、立太学、重教化等。据此，提出新论的学者认为这个事情完全是班固为了迎合儒家正统思想而故意伪造的。” “班固是官方史学家，编修《汉书》是政府行为，他在记载这件事时肯定要参看有关对策的国家档案。数百人参加的大型对策，是无法私自伪造的。” 接着，对笔者的质疑进行了反批评：（3） “首先要说明孙教授批评说‘《武帝本纪》应为《孝武本纪》’，这是对的。我接受批评，这确实是我的疏忽。但孙教授说《孝武本纪》只是后人用《封禅书》来补全的，因而不能证明司马迁对汉武帝有偏见，显然值得商榷。” “孙教授又说，董仲舒的《天人三策》都是班固伪造的，因为刘向、刘歆父子都没有提及此事，而且没有配套措施，董仲舒作为景帝时期有名的儒学博士也‘没有参加新的儒学博士对策的可能’。孙教授的这些说法都令人匪夷所思。 “众所周知，没有记载或没有提到和不知道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更何况，就按孙教授的逻辑推论，假如说因为刘向、刘歆父子都没有提及此事，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就都是班固伪造，那么在东汉由于人们对班固所说‘罢黜百家’都没有表示异议，岂不是就可以证明班固没有造假？而且，既然董仲舒的《天人三策》都是班固伪造，那么像公孙弘和其他人的对策也应该都是班固伪造。但奇怪的是，自东汉以后历代史家为什么也‘都不知道’此事，这岂不是也证明班固没有造假吗？” 这里，笔者不能不深感遗憾地告诉张教授和广大读者：他还是没批到笔者的“点子上”。广大读者和理论界都知道：笔者关于“董仲舒的《天人三策》都是班固‘造假’”的核心思想，不是质疑“刘向、刘歆父子都没有提及此事”和“董仲舒‘没有参加新的儒学博士对策的可能’”等，而是《天人三策》本身存在“致命伤”，不能自圆其说：1、第一策和第二策顺序颠倒；2、三策性质不同；3、三策时间不一；4、第三策是汉武帝中晚期作品，等等，说明它不是董仲舒在武帝初的儒学答卷。（4）张教授对笔者的这一核心思想，未置一词，把关键问题绕过去了。应当说，张教授批评我，写的大作是驳论性质。写驳论的基本要求是，为了证明对方的观点错误，一定要将对方的主要论据批倒，不批倒对方的主要论据，就不能证明对方的观点是错误的。既然我说“董仲舒的《天人三策》都是班固‘造假’”，主要根据是《天人三策》本身有“致命伤”，张教授就应直面这个问题，反证《天人三策》没有“致命伤”，或这些“致命伤”是可以合理解释的。对我的“四点根据”即使不逐条批驳，也要择其要来评析，指出其错误。张教授两篇文章的题目表面都与我针锋相对，我说“罢黜百家是学术谎言”，他就说“罢黜百家不是学术谎言”，但二文都没触及我的核心论据，这恐怕是学术批评的“滑铁卢”。张教授的大作，如果是自娱自乐，无可厚非，如果贴上批评孙景坛的标签，有点欠妥。 张教授说的“《汉书》补充《史记》”，这是众所周知的史学常识。笔者从来、至今也没否定过“《汉书》补充《史记》”这一事实，但“《汉书》补充《史记》”，不能证明《天人三策》为真。笔者认为：《汉书》对《史记》的补充，不都科学、准确，歪曲、篡改现象十分严重，而《天人三策》就属这种情况。笔者的《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是班固的伪作》就是专门质疑和揭示这一问题的。张教授光说“《汉书》是对《史记》的补充”不行，一定要证明《汉书》没有歪曲、篡改《史记》，特别是《天人三策》不是伪作，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张教授说：班固“编修《汉书》是政府行为”，他要参看“国家档案”，“数百人参加的大型对策，是无法私自伪造的。”这话不可靠。1、在“编书”问题上，有时政府和个人都会作假。如：东汉刘秀就命人作伪《谶》，作的人反对，遭到批评，后来他把自己也写进了伪《谶》，刘秀不同意也没办法。2、班固修《汉书》时，“西汉档案”经“更始之乱”已严重损毁，班固作伪《天人三策》，钻的就是这个空子。3、班固作伪前科颇多，如私改“严安上书”等。4、《天人三策》是“数百人参加的大型对策”，为什么不能伪造？要知道，时间已过了“数百年”（张教授语）。我们“文革”离“井冈山时期”不到50年，有人就伪造了林彪和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 张教授承认《史记·武帝本纪》应叫《孝武本纪》，但坚持认为，《孝武本纪》能证明司马迁对汉武帝有偏见。事实上，该本纪叫《孝武本纪》也不对。《史记·孝武本纪》也不是一般意义的对《史记》的补充，而是伪作。历史上，补充《史记》的人都有名字，而《孝武本纪》的作者无。《孝武本纪》不是司马迁原来写《史记》时的题目，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刘彻的本纪叫《今上本纪》，司马迁没活到汉武帝死，他怎么会知道刘彻死后会谥号“武帝”呢？这个作伪的人根本不知道司马迁的刘彻本纪叫《今上本纪》，就仿《孝文本纪》、《孝景本纪》编了个《孝武本纪》，这说明作伪者的水平是极低的。这个作伪者的本意是一箭双雕，既构陷司马迁，又诋毁汉武帝，是个阴谋。《孝武本纪》本身没有任何史料价值，因为它里边的东西，没有一点是新的。张教授如此看重这一伪作，笔者不可思议。而且，司马迁即使对汉武帝有偏见，但对董仲舒却非常崇敬，他能不记对董仲舒有至关重要意义的对策事和《天人三策》吗？这于理不通。 至于张教授质疑：“刘向、刘歆父子没提《天人三策》你就说是班固伪造”；“既然董仲舒的《天人三策》都是班固伪造，那么像公孙弘和其他人的对策也应该都是班固伪造”等。众所周知，笔者认为“刘向、刘歆父子没提《天人三策》说明是班固的伪造”是有前提的，前提是“《天人三策》本身有‘致命伤’”。就是说，我的质疑是与“《天人三策》本身有‘致命伤’”捆绑在一起的。如果《天人三策》本身没有“致命伤”，可能我就不会质疑《天人三策》是班固的伪作，没有根据，这话不能乱说。张教授完全回避了“《天人三策》本身有‘致命伤’”这一事实，单独质疑笔者“刘向、刘歆父子没提《天人三策》就你就说是班固伪造”，“既然董仲舒的《天人三策》都是班固伪造，那么像公孙弘和其他人的对策也应该都是班固伪造”等，这是对我的观点的断章取义，是诡辩。笔者不质疑“公孙弘和其他人的对策”也是班固的伪作，是因为没有发现这些“对策”本身有“致命伤”，一旦发现这些“对策”本身有“致命伤”，笔者照样也会质疑的。 （二） 笔者在拙作中曾指出，“李记者在叙述我的观点时，说我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事完全是班固为了迎合儒家正统思想而故意伪造的。’这不符合我的原意。”（5）事实上，这个话是张教授说的（6），是张教授在曲解我的意思，我对此亦认为不妥。 关于班固为什么要作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前，我只说过一点，就是他在为董仲舒鸣冤或为其争学术地位。后来，我在《评点〈汉书?董仲舒传〉》中对此补充说：（7） 班固在《董仲舒传》的结尾处，“自供”说：对董仲舒的记述，是“掇其切当世施朝廷者著于篇。”就是说，他认为，他写的《董仲舒传》不是在写史，而是在“古为今用”，即将武帝初期的董仲舒怎样变成能为东汉中期服务的思想武器。班固正是从这点出发，才牺牲了史家的良知，作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正像我们曾经历的“文革”中的“批林批孔”，这一运动表面是批“孔老二”，可真正的宗旨在于当代政治——“整周恩来总理”。为了“整周恩来总理”，在批孔中，“四人帮”对孔子极尽诬蔑造谣乃至人身攻击之能势，说的多是谎话。我们为什么不把文革中所批的孔子当作历史上的孔子？因为大家都清楚，这是“革命需要”和“古为今用”造的伪，怎么可以将其当作历史上的真孔子呢？同理：班固为了当时的“革命需要”和“古为今用”伪造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怎么可能是真是的？班固已讲清楚：他写的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目的是“切当世”和“施朝廷”，所以，根本不在于历史上真的有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人将班固的《董仲舒传》当作历史，是后世腐儒的无知，与班固没有必然联系。就像今天有人将“批林批孔”所批的孔子当作了两千年前的孔子，“四人帮”负责吗，只怪自己迂腐。 另外，班固在《汉书》中，曾两次阐发他的这一观点，说：“察仲舒之论，考诸行事，乃知其未合于当时，而有阙于后世也”；“董仲舒对策言：‘……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是时，上方征讨四夷，锐志武功，不暇留意礼文之事。”就是说，他认为董仲舒的思想在当时并未实行过，也“不合时宜”，但对后世即东汉中期以后有用。 由此可见，班固在东汉中期伪造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本来就和文革的“批林批孔”一样，是出闹剧，只不过“批林批孔”是政治闹剧，“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学术闹剧。 （三） 张教授自己是怎么从正面来阐发这个问题的呢？ 张教授最主要的正面论述，就是他认为：要弄懂汉武帝“罢黜百家”不是学术谎言，最根本的在于，要“深刻理解汉代儒学的本质。其实，汉代儒学的内容远比先秦百家争鸣时代的原始儒学丰富”，“汉武帝独尊之儒术已经过改造，这种儒术的特点就是‘霸王道杂之’”的儒学。（8） 这里有三点值得商榷：1、偷换了论题。“汉武帝‘罢黜百家’”，本来是个历史事件，“汉武帝‘罢黜百家’”是不是学术谎言，讨论一直是围绕这一事件的有无展开的。现在，张教授将这个问题转换成了对汉代儒学如何理解，回避了事件这一关键，不妥。2、逻辑不通。张教授一方面叫人“深刻理解汉代儒学的本质”，从中体会“汉武帝‘罢黜百家’不是学术谎言”，另一方面又告诉人们，“汉武帝独尊之儒术已经过改造，这种儒术的特点就是‘霸王道杂之’”的儒学，既然汉武帝以后的汉代儒学已是“独尊儒术”的儒学，还要人们从中体会“汉武帝‘罢黜百家’不是学术谎言”有什么意义？——他的结论已包含在前提之中了。就等于说：您戴上我的有色眼镜，去看某一物体，您所看到的该物体的色泽，与我所看的该物体的色泽是一样的。不信，您就来试试。张教授这种论证方法违反基本逻辑常识。3、“霸王道杂之”最能证明的是汉武帝没有“独尊儒术”。张教授所强调的“霸王道杂之”的汉代儒学，是笔者十年前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9）中提出的观点，当时是用来证明汉武帝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事实上，这个问题只能是汉武帝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最好证明。没想到，十年后，“霸王道杂之”反成了张教授坚持“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根据！“霸王道杂之”本不能证明汉武帝“独尊儒术”，张教授是怎样使其能证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呢？他至少做三件事：先要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新解，废弃传统解释，或将“罢黜百家”解释为不是“罢黜百家”，或“罢黜百家”是“和平思想专制”等；然后，再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由历史事件，转换成对汉代儒学的如何理解；最后，再把“罢黜百家”放到要得出结论的前提中。这种证明，繁琐就不说了，关键是逻辑不通。 综上可见，张教授对笔者的批评还在“点子”外面绕，对“‘罢黜百家’不是学术谎言”的正面论证也不足。其实，不解决《天人三策》本身的硬伤，就很难说《天人三策》不是班固的伪作，从而也不能证明“汉武帝‘罢黜百家’不是学术谎言”。笔者衷心希望张教授不吝赐教，能写“三论”，继续推动理论界对此问题的研究，以饷笔者和广大读者。拙作中不妥之处，万望张教授海涵和指正，也望学术界同仁批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