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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一介） 儒学的意义已经有许多学者对它进行了研究，特别是儒学对于现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的正面价值已为许多学者所注意，本文打算从一个方面谈谈儒学对现代社会生活的意义。儒学中当然有许多不适合现代社会生活的部分，但是它对现代社会生活和人类文化的发展是否仍有积极意义呢?当然，我们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来说明儒学的现代意义，但是有一个重要的观念也许值得我们重视，就是儒学的“太和”观念，对“太和”观念，我们可以把它解释为“普通和谐”观念。我认为，“普遍和谐”观念至少应包含几个层面才可以被称为“普遍和谐”观念，而在儒家思想中“太和”观念恰恰包含着：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即社会生活的和谐)以及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等四个方面，这样大体上构成了“普遍和谐”的观念。 “太和”见于《周易·乾卦．彖辞》：“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台太和，乃利贞”。意思是说，天道的大化流行，万物各得其正，保持完满的和谐，万物就能顺利发展。王夫之在《张子正蒙注》中说：“太和，和之至也。……未有形器之先，本无不和，既有形器之后，其和不失，故曰太和。”在宇宙未分化出具体事物之前，宇宙本来就是和谐的，没有什么不和谐；在宇宙分化出天地万物(包括人)之后，如果不使和谐丧失，这才叫作“太和”。可见“太和”包涵着“普遍和谐”的意义。 首先，儒家把“自然”(“天”或“天地”)看成一和谐整体。我们知道，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的运行是自然而然的，百物的生长也是自然而然的，这说明孔子对“自然”的和谐的认识。被儒家奉为经典的《周易》认为，在阴阳变化中体现了宇宙运行的规律，“自然”的运行是在“元”(自然界万物的起始)、“亨”(万物的生长)、“利”(万物的成熟)、“贞”(万物的完成)中进行。在《周易》中把这种“自然”最完美的“和谐”叫作“太和”。以后儒家关于“自然和谐”的观念大体都是发挥这个思想，例如在《中庸》中认为，“和”(即和谐)是天下根本的道理。张载《正蒙·太和》开头说：“太和所谓道”。“太和”就是万物之通理，故王夫之认为宇宙本来就是“合同而不相悖，浑沦无间”。这些都说明，儒家对“自然和谐”的重视。 其次，如果说儒家重视“自然的和谐”，那么可以说儒家更为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儒家不仅仅认为“自然”为一“和谐”之整体，而此和谐整体之宇宙又是永远在生息变化之中，也就是说它是一刚健的大流行，因此人应该体现“自然”(“天”)的这一特点而自强不息，所以《周易》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个思想的基础正是儒家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所谓“天”是指“天道”，即宇宙的规律； “人”是指“人道”，团人和人类社会的道理。孔子有一段话可以说是他追求“天人台一”境界的过程，他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就是说，在五十岁前是孔子认识“天命”的准备阶段，由五十岁起他对“天命”有了认识，六十岁可以根据宇宙的规律来辨明是非、善恶、美丑等等；七十岁就可以做到什么都自然而然地符合宇宙规律的要求，也就是说达到了完全的“天人合一”的境界。要实现“天人合一”得靠人自身的努力。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的努力可以使“天道”发扬光大，如果人不努力，那么“天道”，并不能使人高尚完善。孟子更进一步发展了孔子“天人合一”的思想，他认为只要人充分发挥其本心的作用，就可以对其由“天”得到的善性有深切的体会，从而也就可以对“天”了解了，而能达到“与天地合其德”的境界。后来的儒家虽然对“天人合一”的思想有所发展，但大体都是沿着孔孟的思想发展下来的。例如朱熹说：“人道”不能离开“天道”，“天道”也不能不由人宋体现，这是因为“人道”开始产生时是由“天道”决定的．但有了人及人类社会之后，“天道”就要在“人道”中表现了，圣人的贡献就是要使人类社会完完全主地体现“天道”的要求，以实现“天人合一”。儒家这种主张“天人合一”、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观念，是基本不把人和自然看成对立的，而是把人看成是自然和谐整体的一部分，而且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第三，由于儒家认为，自然是和谐的，歼追求艺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样就必然引发出“人与人的和谐”的观念。这是因为，人和人之间以及人类社会也是应体现“天道”的要求。所以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社会规范的作用，以和谐为最重要。孔子又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又说：“道不行，乘俘桴于海”。这里的“道”就是“天道”(当然也包含体现“天道”的“人道”)，人是应该把“天道”的要求实现于社会；如果人不能把“天道”推行于社会，不如乘木船到海上去。为什么人有可能把“天道”推行社会呢?因为儒家的主流思想认为人性本“善”，而人之善性来源于“天”之“至善”，如果人能充分发挥其善性，而使之实践于社会．那么就能把社会变成一理想的和谐社会。因此，儒家特别强调人的道德实践对于思想和谐社会的意义。民家的重要经典之一《大学》首章中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朱熹注说：“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言明明德、新民，皆当至于至善之地而不迁。”明明德、新民的目的是在至于至善。所以《大学》中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等一切都以修身为本，“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就是说，儒家认为每个人把道德修养好了，天下就可以太平了，所以孔子说：“为仁由己，其由人乎?”做到道德完美全靠自己，哪里能靠别人呢?对于这个建立在道德修养基础上的和谐社会，儒家称之为“大同”社会。在《礼记·礼运》中对这个“大同”社会有一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因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个和谐的“大同”社会的理想，当然包含着许多空想的成分，而且把和谐社会的理想完全建立在道德修养提高的基础上，也是片面的。甚至是做不到的；但是，从儒家追求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不能说是没有意义的。 第四、儒家和谐社会的思想既然是建立在个人的道德修养提高的基础上，因此儒家特别重视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儒家认为，生死和富贵不是人力可以追求到，也不应是人追求的目标，“死生由命，富贵在天”；但是人的道德和学问同是要靠人的努力来取得，“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伊川语)。如果一个人能做到“民胞、物与”，他就可以达到一种身心内外和谐的境界。孔子曾赞美他的弟子颜回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又说：“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这就是说，颜回对富贵和生死无能为力，但他却是一个有学问有道德的人，而且能在贫困中保持身心内外的和谐。孟子认为要达到“天人合一”就应该“存其心，养其性，以事天也。天寿不贰，修身以挨之，所以立命也”。一个人如果能保存他的本心，修养他的善性，以实现天道之要求，短命和长寿都应元所谓，但一定要修养自己保持和天道一致，这就是安身立命了。晋朝的潘尼作了一篇《安身论》，其中有两段阐发了儒家“安身立命”的思想，他说：“盖崇德莫大乎安身，安身莫尚乎存正，存正莫重乎无私，无私莫深乎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笃其志而后行”；“故寝蓬室，隐陋巷，披短褐，茹藜藿，环堵而居，易衣而出，苟存乎道，非不安也”。“安身立命”主要是要使自己的身心和谐，内外和谐，使自己言行符合天道的要求，至于衣、食、住、行等并不能对自己的身心发生什么重要影响，这种对待生活的态度也就是宋儒追求的‘孔颜乐处”。周敦颐尝问程氏兄弟：“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宋儒对此多有所论，归结起来就是寻得一个“安身立命”处。朱熏在其《答张敬夫书》中与张敬夫讨论“中和义”时说：“而今而后，乃知浩浩大化之中自家自有个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觉处”。可见儒家所强调的正是由道德学养的提升，以求身心内外之和谐。 由以上四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由“自然的和谐”、“人和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所构成的“普遍和谐”观念是儒家的重要思想。本文虽然是从“自然的和谐”开始论述，但儒家关于“和谐”的观念是把“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作为起点的。儒家是由通过道德学养达到自身的和谐而推广到“人与人的和谐”，人类社会和谐了，那么才能很好地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好了，才能不破坏“自然的和谐”。正如《中庸》第二十二章中所说：“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故而儒家关于“和谐”的路向是：由自身之“安身立命”，而至“推已及人”，再至“民胞物与”，而达到“保合太和”而与天地参。儒家这一关于“和谐”观念的路向，当然也并非十分完善，盖因过分强调了道德学养的意义，容易走上泛道德主义。但“普遍和谐”观念作为一种观念说，无疑它对现代社会有其正面的价值的。如果我们扬弃其中可能导致的缺点方面，并给以现代意义的解释和发挥，并通过各种可行之途径，使之落实于操作层面，我认为它将会对今日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一有积极意义的经验，以匡正今日社会所发生的种种弊病。 今日的中国社会正在从传统走向现代，这是历史发展的要求，但在这个过程中也许不可避免地发生各种问题，例如我国社会目前存在的“信仰危机”、“道德真空”、“贪污腐化”、‘环境污染”等等，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是不得不引起注意的时候了。从全世界看，人类面临的问题就更多、更复杂，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科学技术高度发展，虽然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进步，但是作为自然界一部分的人，在他们征服自然的过程内，不仅掌握了大量破坏自然的工具，而且也掌握了毁灭人类自身的武器。正如1992年世界1575名科学家发表的一份《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在开头就提到，人类和自然正走上一条相互抵触的道路。我认为，这个观点是非常深刻的。对自然界的过量开发，资源的谊费，臭氧层变薄，海洋的毒化，环境的污染，人口的爆涨，生态平衡的破坏，不仅造成了“自然和谐”的破坏，而且严重地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些已严重威胁着人类自身生存的条件。由于片面的物质利益的渲求，对自然资源的争夺、占有和权力欲望的膨涨，造成了国与国、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对立和战争。过分注重金钱和物质享受，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社会的冷漠，心灵的孤寂，使人们失落感日甚。在人类社会中，现在儿童有儿童的问题，青年有青年的问题，老年有老年的问题，人与人之间心灵上的隔膜，在日常生活中的互不了解甚至仇视，使人们失去了对“人与人的和谐”的追求，这佯发展下去终将导致人类社会的瓦解。现代社会，由于人们无止境地追求感官之享受，致使身心失调，人格分裂，由于心理不平衡引起精神失常、酗酒、杀人、自杀等等，造成了自我身心的扭曲，已成为一种社会病，而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宁，其原因正在于忽视了“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在这由二十世纪即将走向二十一世纪之际，人类社会如何走出入自身造成的困境，就必须解决当前所面临的“和平与发展”问题。这就是说，我们必须调整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扩而大之即是要调整好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关系；必须调整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护自然环境，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可使人类社会共同发展。因此，我认为，如果人们能更加重视儒家的“普通和谐”(太和)观念，对它作出适应现代化社会生活的诠释，并使其落实于操作层面，应该说对今日和将来人类社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授) 略论儒学的和谐观念 （汤一介） 儒学的意义已经有许多学者对它进行了研究，特别是儒学对于现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的正面价值已为许多学者所注意，本文打算从一个方面谈谈儒学对现代社会生活的意义。儒学中当然有许多不适合现代社会生活的部分，但是它对现代社会生活和人类文化的发展是否仍有积极意义呢?当然，我们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来说明儒学的现代意义，但是有一个重要的观念也许值得我们重视，就是儒学的“太和”观念，对“太和”观念，我们可以把它解释为“普通和谐”观念。我认为，“普遍和谐”观念至少应包含几个层面才可以被称为“普遍和谐”观念，而在儒家思想中“太和”观念恰恰包含着：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即社会生活的和谐)以及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等四个方面，这样大体上构成了“普遍和谐”的观念。 “太和”见于《周易·乾卦．彖辞》：“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台太和，乃利贞”。意思是说，天道的大化流行，万物各得其正，保持完满的和谐，万物就能顺利发展。王夫之在《张子正蒙注》中说：“太和，和之至也。……未有形器之先，本无不和，既有形器之后，其和不失，故曰太和。”在宇宙未分化出具体事物之前，宇宙本来就是和谐的，没有什么不和谐；在宇宙分化出天地万物(包括人)之后，如果不使和谐丧失，这才叫作“太和”。可见“太和”包涵着“普遍和谐”的意义。 首先，儒家把“自然”(“天”或“天地”)看成一和谐整体。我们知道，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的运行是自然而然的，百物的生长也是自然而然的，这说明孔子对“自然”的和谐的认识。被儒家奉为经典的《周易》认为，在阴阳变化中体现了宇宙运行的规律，“自然”的运行是在“元”(自然界万物的起始)、“亨”(万物的生长)、“利”(万物的成熟)、“贞”(万物的完成)中进行。在《周易》中把这种“自然”最完美的“和谐”叫作“太和”。以后儒家关于“自然和谐”的观念大体都是发挥这个思想，例如在《中庸》中认为，“和”(即和谐)是天下根本的道理。张载《正蒙·太和》开头说：“太和所谓道”。“太和”就是万物之通理，故王夫之认为宇宙本来就是“合同而不相悖，浑沦无间”。这些都说明，儒家对“自然和谐”的重视。 其次，如果说儒家重视“自然的和谐”，那么可以说儒家更为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儒家不仅仅认为“自然”为一“和谐”之整体，而此和谐整体之宇宙又是永远在生息变化之中，也就是说它是一刚健的大流行，因此人应该体现“自然”(“天”)的这一特点而自强不息，所以《周易》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个思想的基础正是儒家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所谓“天”是指“天道”，即宇宙的规律； “人”是指“人道”，团人和人类社会的道理。孔子有一段话可以说是他追求“天人台一”境界的过程，他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就是说，在五十岁前是孔子认识“天命”的准备阶段，由五十岁起他对“天命”有了认识，六十岁可以根据宇宙的规律来辨明是非、善恶、美丑等等；七十岁就可以做到什么都自然而然地符合宇宙规律的要求，也就是说达到了完全的“天人合一”的境界。要实现“天人合一”得靠人自身的努力。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的努力可以使“天道”发扬光大，如果人不努力，那么“天道”，并不能使人高尚完善。孟子更进一步发展了孔子“天人合一”的思想，他认为只要人充分发挥其本心的作用，就可以对其由“天”得到的善性有深切的体会，从而也就可以对“天”了解了，而能达到“与天地合其德”的境界。后来的儒家虽然对“天人合一”的思想有所发展，但大体都是沿着孔孟的思想发展下来的。例如朱熹说：“人道”不能离开“天道”，“天道”也不能不由人宋体现，这是因为“人道”开始产生时是由“天道”决定的．但有了人及人类社会之后，“天道”就要在“人道”中表现了，圣人的贡献就是要使人类社会完完全主地体现“天道”的要求，以实现“天人合一”。儒家这种主张“天人合一”、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观念，是基本不把人和自然看成对立的，而是把人看成是自然和谐整体的一部分，而且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第三，由于儒家认为，自然是和谐的，歼追求艺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样就必然引发出“人与人的和谐”的观念。这是因为，人和人之间以及人类社会也是应体现“天道”的要求。所以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社会规范的作用，以和谐为最重要。孔子又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又说：“道不行，乘俘桴于海”。这里的“道”就是“天道”(当然也包含体现“天道”的“人道”)，人是应该把“天道”的要求实现于社会；如果人不能把“天道”推行于社会，不如乘木船到海上去。为什么人有可能把“天道”推行社会呢?因为儒家的主流思想认为人性本“善”，而人之善性来源于“天”之“至善”，如果人能充分发挥其善性，而使之实践于社会．那么就能把社会变成一理想的和谐社会。因此，儒家特别强调人的道德实践对于思想和谐社会的意义。民家的重要经典之一《大学》首章中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朱熹注说：“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言明明德、新民，皆当至于至善之地而不迁。”明明德、新民的目的是在至于至善。所以《大学》中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等一切都以修身为本，“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就是说，儒家认为每个人把道德修养好了，天下就可以太平了，所以孔子说：“为仁由己，其由人乎?”做到道德完美全靠自己，哪里能靠别人呢?对于这个建立在道德修养基础上的和谐社会，儒家称之为“大同”社会。在《礼记·礼运》中对这个“大同”社会有一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因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个和谐的“大同”社会的理想，当然包含着许多空想的成分，而且把和谐社会的理想完全建立在道德修养提高的基础上，也是片面的。甚至是做不到的；但是，从儒家追求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不能说是没有意义的。 第四、儒家和谐社会的思想既然是建立在个人的道德修养提高的基础上，因此儒家特别重视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儒家认为，生死和富贵不是人力可以追求到，也不应是人追求的目标，“死生由命，富贵在天”；但是人的道德和学问同是要靠人的努力来取得，“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伊川语)。如果一个人能做到“民胞、物与”，他就可以达到一种身心内外和谐的境界。孔子曾赞美他的弟子颜回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又说：“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这就是说，颜回对富贵和生死无能为力，但他却是一个有学问有道德的人，而且能在贫困中保持身心内外的和谐。孟子认为要达到“天人合一”就应该“存其心，养其性，以事天也。天寿不贰，修身以挨之，所以立命也”。一个人如果能保存他的本心，修养他的善性，以实现天道之要求，短命和长寿都应元所谓，但一定要修养自己保持和天道一致，这就是安身立命了。晋朝的潘尼作了一篇《安身论》，其中有两段阐发了儒家“安身立命”的思想，他说：“盖崇德莫大乎安身，安身莫尚乎存正，存正莫重乎无私，无私莫深乎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笃其志而后行”；“故寝蓬室，隐陋巷，披短褐，茹藜藿，环堵而居，易衣而出，苟存乎道，非不安也”。“安身立命”主要是要使自己的身心和谐，内外和谐，使自己言行符合天道的要求，至于衣、食、住、行等并不能对自己的身心发生什么重要影响，这种对待生活的态度也就是宋儒追求的‘孔颜乐处”。周敦颐尝问程氏兄弟：“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宋儒对此多有所论，归结起来就是寻得一个“安身立命”处。朱熏在其《答张敬夫书》中与张敬夫讨论“中和义”时说：“而今而后，乃知浩浩大化之中自家自有个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觉处”。可见儒家所强调的正是由道德学养的提升，以求身心内外之和谐。 由以上四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由“自然的和谐”、“人和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所构成的“普遍和谐”观念是儒家的重要思想。本文虽然是从“自然的和谐”开始论述，但儒家关于“和谐”的观念是把“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作为起点的。儒家是由通过道德学养达到自身的和谐而推广到“人与人的和谐”，人类社会和谐了，那么才能很好地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好了，才能不破坏“自然的和谐”。正如《中庸》第二十二章中所说：“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故而儒家关于“和谐”的路向是：由自身之“安身立命”，而至“推已及人”，再至“民胞物与”，而达到“保合太和”而与天地参。儒家这一关于“和谐”观念的路向，当然也并非十分完善，盖因过分强调了道德学养的意义，容易走上泛道德主义。但“普遍和谐”观念作为一种观念说，无疑它对现代社会有其正面的价值的。如果我们扬弃其中可能导致的缺点方面，并给以现代意义的解释和发挥，并通过各种可行之途径，使之落实于操作层面，我认为它将会对今日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一有积极意义的经验，以匡正今日社会所发生的种种弊病。 今日的中国社会正在从传统走向现代，这是历史发展的要求，但在这个过程中也许不可避免地发生各种问题，例如我国社会目前存在的“信仰危机”、“道德真空”、“贪污腐化”、‘环境污染”等等，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是不得不引起注意的时候了。从全世界看，人类面临的问题就更多、更复杂，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科学技术高度发展，虽然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进步，但是作为自然界一部分的人，在他们征服自然的过程内，不仅掌握了大量破坏自然的工具，而且也掌握了毁灭人类自身的武器。正如1992年世界1575名科学家发表的一份《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在开头就提到，人类和自然正走上一条相互抵触的道路。我认为，这个观点是非常深刻的。对自然界的过量开发，资源的谊费，臭氧层变薄，海洋的毒化，环境的污染，人口的爆涨，生态平衡的破坏，不仅造成了“自然和谐”的破坏，而且严重地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些已严重威胁着人类自身生存的条件。由于片面的物质利益的渲求，对自然资源的争夺、占有和权力欲望的膨涨，造成了国与国、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对立和战争。过分注重金钱和物质享受，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社会的冷漠，心灵的孤寂，使人们失落感日甚。在人类社会中，现在儿童有儿童的问题，青年有青年的问题，老年有老年的问题，人与人之间心灵上的隔膜，在日常生活中的互不了解甚至仇视，使人们失去了对“人与人的和谐”的追求，这佯发展下去终将导致人类社会的瓦解。现代社会，由于人们无止境地追求感官之享受，致使身心失调，人格分裂，由于心理不平衡引起精神失常、酗酒、杀人、自杀等等，造成了自我身心的扭曲，已成为一种社会病，而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宁，其原因正在于忽视了“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在这由二十世纪即将走向二十一世纪之际，人类社会如何走出入自身造成的困境，就必须解决当前所面临的“和平与发展”问题。这就是说，我们必须调整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扩而大之即是要调整好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关系；必须调整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护自然环境，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可使人类社会共同发展。因此，我认为，如果人们能更加重视儒家的“普通和谐”(太和)观念，对它作出适应现代化社会生活的诠释，并使其落实于操作层面，应该说对今日和将来人类社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授) 略论儒学的和谐观念 （汤一介） 儒学的意义已经有许多学者对它进行了研究，特别是儒学对于现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的正面价值已为许多学者所注意，本文打算从一个方面谈谈儒学对现代社会生活的意义。儒学中当然有许多不适合现代社会生活的部分，但是它对现代社会生活和人类文化的发展是否仍有积极意义呢?当然，我们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来说明儒学的现代意义，但是有一个重要的观念也许值得我们重视，就是儒学的“太和”观念，对“太和”观念，我们可以把它解释为“普通和谐”观念。我认为，“普遍和谐”观念至少应包含几个层面才可以被称为“普遍和谐”观念，而在儒家思想中“太和”观念恰恰包含着：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即社会生活的和谐)以及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等四个方面，这样大体上构成了“普遍和谐”的观念。 “太和”见于《周易·乾卦．彖辞》：“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台太和，乃利贞”。意思是说，天道的大化流行，万物各得其正，保持完满的和谐，万物就能顺利发展。王夫之在《张子正蒙注》中说：“太和，和之至也。……未有形器之先，本无不和，既有形器之后，其和不失，故曰太和。”在宇宙未分化出具体事物之前，宇宙本来就是和谐的，没有什么不和谐；在宇宙分化出天地万物(包括人)之后，如果不使和谐丧失，这才叫作“太和”。可见“太和”包涵着“普遍和谐”的意义。 首先，儒家把“自然”(“天”或“天地”)看成一和谐整体。我们知道，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的运行是自然而然的，百物的生长也是自然而然的，这说明孔子对“自然”的和谐的认识。被儒家奉为经典的《周易》认为，在阴阳变化中体现了宇宙运行的规律，“自然”的运行是在“元”(自然界万物的起始)、“亨”(万物的生长)、“利”(万物的成熟)、“贞”(万物的完成)中进行。在《周易》中把这种“自然”最完美的“和谐”叫作“太和”。以后儒家关于“自然和谐”的观念大体都是发挥这个思想，例如在《中庸》中认为，“和”(即和谐)是天下根本的道理。张载《正蒙·太和》开头说：“太和所谓道”。“太和”就是万物之通理，故王夫之认为宇宙本来就是“合同而不相悖，浑沦无间”。这些都说明，儒家对“自然和谐”的重视。 其次，如果说儒家重视“自然的和谐”，那么可以说儒家更为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儒家不仅仅认为“自然”为一“和谐”之整体，而此和谐整体之宇宙又是永远在生息变化之中，也就是说它是一刚健的大流行，因此人应该体现“自然”(“天”)的这一特点而自强不息，所以《周易》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个思想的基础正是儒家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所谓“天”是指“天道”，即宇宙的规律； “人”是指“人道”，团人和人类社会的道理。孔子有一段话可以说是他追求“天人台一”境界的过程，他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就是说，在五十岁前是孔子认识“天命”的准备阶段，由五十岁起他对“天命”有了认识，六十岁可以根据宇宙的规律来辨明是非、善恶、美丑等等；七十岁就可以做到什么都自然而然地符合宇宙规律的要求，也就是说达到了完全的“天人合一”的境界。要实现“天人合一”得靠人自身的努力。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的努力可以使“天道”发扬光大，如果人不努力，那么“天道”，并不能使人高尚完善。孟子更进一步发展了孔子“天人合一”的思想，他认为只要人充分发挥其本心的作用，就可以对其由“天”得到的善性有深切的体会，从而也就可以对“天”了解了，而能达到“与天地合其德”的境界。后来的儒家虽然对“天人合一”的思想有所发展，但大体都是沿着孔孟的思想发展下来的。例如朱熹说：“人道”不能离开“天道”，“天道”也不能不由人宋体现，这是因为“人道”开始产生时是由“天道”决定的．但有了人及人类社会之后，“天道”就要在“人道”中表现了，圣人的贡献就是要使人类社会完完全主地体现“天道”的要求，以实现“天人合一”。儒家这种主张“天人合一”、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观念，是基本不把人和自然看成对立的，而是把人看成是自然和谐整体的一部分，而且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第三，由于儒家认为，自然是和谐的，歼追求艺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样就必然引发出“人与人的和谐”的观念。这是因为，人和人之间以及人类社会也是应体现“天道”的要求。所以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社会规范的作用，以和谐为最重要。孔子又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又说：“道不行，乘俘桴于海”。这里的“道”就是“天道”(当然也包含体现“天道”的“人道”)，人是应该把“天道”的要求实现于社会；如果人不能把“天道”推行于社会，不如乘木船到海上去。为什么人有可能把“天道”推行社会呢?因为儒家的主流思想认为人性本“善”，而人之善性来源于“天”之“至善”，如果人能充分发挥其善性，而使之实践于社会．那么就能把社会变成一理想的和谐社会。因此，儒家特别强调人的道德实践对于思想和谐社会的意义。民家的重要经典之一《大学》首章中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朱熹注说：“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言明明德、新民，皆当至于至善之地而不迁。”明明德、新民的目的是在至于至善。所以《大学》中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等一切都以修身为本，“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就是说，儒家认为每个人把道德修养好了，天下就可以太平了，所以孔子说：“为仁由己，其由人乎?”做到道德完美全靠自己，哪里能靠别人呢?对于这个建立在道德修养基础上的和谐社会，儒家称之为“大同”社会。在《礼记·礼运》中对这个“大同”社会有一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因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个和谐的“大同”社会的理想，当然包含着许多空想的成分，而且把和谐社会的理想完全建立在道德修养提高的基础上，也是片面的。甚至是做不到的；但是，从儒家追求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不能说是没有意义的。 第四、儒家和谐社会的思想既然是建立在个人的道德修养提高的基础上，因此儒家特别重视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儒家认为，生死和富贵不是人力可以追求到，也不应是人追求的目标，“死生由命，富贵在天”；但是人的道德和学问同是要靠人的努力来取得，“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伊川语)。如果一个人能做到“民胞、物与”，他就可以达到一种身心内外和谐的境界。孔子曾赞美他的弟子颜回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又说：“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这就是说，颜回对富贵和生死无能为力，但他却是一个有学问有道德的人，而且能在贫困中保持身心内外的和谐。孟子认为要达到“天人合一”就应该“存其心，养其性，以事天也。天寿不贰，修身以挨之，所以立命也”。一个人如果能保存他的本心，修养他的善性，以实现天道之要求，短命和长寿都应元所谓，但一定要修养自己保持和天道一致，这就是安身立命了。晋朝的潘尼作了一篇《安身论》，其中有两段阐发了儒家“安身立命”的思想，他说：“盖崇德莫大乎安身，安身莫尚乎存正，存正莫重乎无私，无私莫深乎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笃其志而后行”；“故寝蓬室，隐陋巷，披短褐，茹藜藿，环堵而居，易衣而出，苟存乎道，非不安也”。“安身立命”主要是要使自己的身心和谐，内外和谐，使自己言行符合天道的要求，至于衣、食、住、行等并不能对自己的身心发生什么重要影响，这种对待生活的态度也就是宋儒追求的‘孔颜乐处”。周敦颐尝问程氏兄弟：“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宋儒对此多有所论，归结起来就是寻得一个“安身立命”处。朱熏在其《答张敬夫书》中与张敬夫讨论“中和义”时说：“而今而后，乃知浩浩大化之中自家自有个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觉处”。可见儒家所强调的正是由道德学养的提升，以求身心内外之和谐。 由以上四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由“自然的和谐”、“人和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所构成的“普遍和谐”观念是儒家的重要思想。本文虽然是从“自然的和谐”开始论述，但儒家关于“和谐”的观念是把“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作为起点的。儒家是由通过道德学养达到自身的和谐而推广到“人与人的和谐”，人类社会和谐了，那么才能很好地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好了，才能不破坏“自然的和谐”。正如《中庸》第二十二章中所说：“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故而儒家关于“和谐”的路向是：由自身之“安身立命”，而至“推已及人”，再至“民胞物与”，而达到“保合太和”而与天地参。儒家这一关于“和谐”观念的路向，当然也并非十分完善，盖因过分强调了道德学养的意义，容易走上泛道德主义。但“普遍和谐”观念作为一种观念说，无疑它对现代社会有其正面的价值的。如果我们扬弃其中可能导致的缺点方面，并给以现代意义的解释和发挥，并通过各种可行之途径，使之落实于操作层面，我认为它将会对今日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一有积极意义的经验，以匡正今日社会所发生的种种弊病。 今日的中国社会正在从传统走向现代，这是历史发展的要求，但在这个过程中也许不可避免地发生各种问题，例如我国社会目前存在的“信仰危机”、“道德真空”、“贪污腐化”、‘环境污染”等等，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是不得不引起注意的时候了。从全世界看，人类面临的问题就更多、更复杂，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科学技术高度发展，虽然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进步，但是作为自然界一部分的人，在他们征服自然的过程内，不仅掌握了大量破坏自然的工具，而且也掌握了毁灭人类自身的武器。正如1992年世界1575名科学家发表的一份《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在开头就提到，人类和自然正走上一条相互抵触的道路。我认为，这个观点是非常深刻的。对自然界的过量开发，资源的谊费，臭氧层变薄，海洋的毒化，环境的污染，人口的爆涨，生态平衡的破坏，不仅造成了“自然和谐”的破坏，而且严重地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些已严重威胁着人类自身生存的条件。由于片面的物质利益的渲求，对自然资源的争夺、占有和权力欲望的膨涨，造成了国与国、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对立和战争。过分注重金钱和物质享受，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社会的冷漠，心灵的孤寂，使人们失落感日甚。在人类社会中，现在儿童有儿童的问题，青年有青年的问题，老年有老年的问题，人与人之间心灵上的隔膜，在日常生活中的互不了解甚至仇视，使人们失去了对“人与人的和谐”的追求，这佯发展下去终将导致人类社会的瓦解。现代社会，由于人们无止境地追求感官之享受，致使身心失调，人格分裂，由于心理不平衡引起精神失常、酗酒、杀人、自杀等等，造成了自我身心的扭曲，已成为一种社会病，而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宁，其原因正在于忽视了“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在这由二十世纪即将走向二十一世纪之际，人类社会如何走出入自身造成的困境，就必须解决当前所面临的“和平与发展”问题。这就是说，我们必须调整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扩而大之即是要调整好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关系；必须调整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护自然环境，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可使人类社会共同发展。因此，我认为，如果人们能更加重视儒家的“普通和谐”(太和)观念，对它作出适应现代化社会生活的诠释，并使其落实于操作层面，应该说对今日和将来人类社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