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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汉武帝、董仲舒等拂拭了落在儒学和孔子身上的尘埃，重新请理了被遮蔽的儒学和孔子的形象，重新恢复了儒学和孔子的文化价值，即重新发现儒学。但随着历史的变迁，社会演化，汉武帝、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学”慢慢地淡化了，儒学经学作为国家政治的主导思想惭惭地异化了。东汉末年以至三国的动乱，独尊的儒学已无力担当化解社会冲突的重任，特别是道教的兴起和印度佛教的传入，在社会动乱中传播着影响力。 在社会动乱中，学术又呼唤着“执—统众”，渐成为魏晋时解释社会冲突的指导思想，意蕴着学术以两汉的经学证实走向魏晋的玄学尚虚，从《春秋公羊学》转换为“三玄”（《老子》《庄子》、《周易》），学术风向的转变及依傍诠释文本的转换，意味着儒道之间有与无，名教与自然观念的变化，何晏，王弼，“祖述老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而立“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用，无爵而贵矣。”[1]以无为本，有恃无而化生成形，无从万物本体意义上说即是“一”，“无”（“一”）对“有”（“众”）具有统摄的功能和作用。 名教出于儒学，自然出于道家，王弼以崇本息末说明名教本于自然，即有本于无。后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换言之，玄学置儒为末、为被化生、成形、成德的地位，道为本、为化生、成形、成德的所恃和根据，汉代“独尊儒学”被解构了，儒学又开始被遮蔽。 南北朝时，随着佛教取得政治、经济上的特权，寺院经济迅速发展，政治思想地位提高。自魏以来，寺院“侵夺细民，广占田宅”[2]，“朝士死者，其家多捨居宅，以施僧尼，京邑第舍，略为寺矣[3]”。或“寺夺民居，三分且一”[4]。佛教由于其般若智慧，而获人信仰，寺院“穷极宏丽”，“资产丰沃”，“处处成寺，家家剃落，尺土一人，非复国有”[5]。在寺院享有免税免役特权的情况下，人民往往破产以趋佛，以至“天下户口，几亡其半，”[6]加深了社会的危机，儒学亦受排斥。梁武帝萧衍，“晚乃溺信佛道”，“溺于释教，弛于刑典”[7]。他四度捨身入寺。中大通元年（529）他到同泰寺，“上释御服，披法衣，行清净大舍……升讲堂法坐，为四部大众开《涅槃经》题。”[8]结果“群臣以钱一億万奉赎皇帝菩萨大捨，僧众默许”[9]。他每次捨身，国家要耗费大量钱来赎身，造成国家财政的困难。 由于萧衍溺于佛教，他曾于天监三年（504）下诏以佛教为“正道”。“道有九十六种，唯佛一道，是于（为）正道，其余九十五种，名为邪道。朕舍邪外，以事正内诸佛如来。若有公卿能入此誓者，各可发菩提心。老子、周公、孔子等，虽是如来弟子，而化迹既邪，止是世间之善，不能革凡成圣，其公卿百官，候王宗族，宜反伪就真，捨邪入正。”[10]这样外来佛教便获得法定的“正道”独尊的地位，而本土的儒教，道教便为邪道、伪道。他下令要大家反伪就真（佛），捨邪入正，并认为儒、道都是世间之善，不能超凡成圣。在萧衍的影响下，“比来慕法，普天信向，家家斋戒，人人懴礼，不务农桑。空谈彼岸”[11]。在这种堕本勤末，耕夫日少，杼轴日空的情况下，国家人民何以生存。儒学的此岸耕织精神被遮蔽了，经世致用思想被解构。 隋朝佛教仍占“独尊”地位，这与统治者倡导紧密相联。杨坚诏曰：“朕归依三宝，重兴圣教，思与四海之内一切人民俱发菩提，共修福业，使当今见在爰及来世，永作善因，同登妙果”[12]。炀帝杨广亲受菩萨戒，智顗把“总持菩萨”的法名奉给他，炀帝也把“智者大师”的尊号赐给智顗。[13]虽炀帝受菩萨戒文中鼓吹自己“基承积善”，“庭训早趋，胎教夙渐”，“戒善为先”，[14]其实他荒淫无耻，为恶多端，很快而亡国。然而，佛教“独尊”，儒学式微，“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15]儒学被佛教边缘化了。 唐时佛教鼎盛，成为中国学术发展史上一大特征。李渊祀佛求福，李世民借崇山少林寺僧人平王世充等。佛教在政治、经济和理论上均获得空前的发展。太宗曾诚心发愿：“皇帝菩萨戒弟子，稽首和南方诸佛、菩萨、圣僧、天龙大众……惟以丹诚，归依三宝。谨于宏福道场，奉施斋供，并施净财，以充檀舍”[16]并两次下诏，普度僧尼。李渊父子的崇佛，至使“天下僧尼，数盈十万”。[17]傅奕反佛，太宗对他说：“佛道玄妙，圣迹可师，且报应显然，屡有征验，卿独不悟其理，何也。”[18]可见太宗对佛“情深护持”。特别是对玄奘的礼敬和翻译佛经事业的支持，使佛教理论和宗派得以高度发展。这时中华民族的知识精英面对儒教生命智慧的式微和佛教博大精深的般若智慧及微妙难解的涅槃实相，而被佛教的中国化创新所吸引，从而开出天台，华严，特别是禅宗等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并影响东亚、南亚和世界各国，相反，佛教发祥地印度在14世纪都几乎湮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