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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胡适的分析，以治丧相礼为主要事务的儒者阶层至少在殷代已逐步脱离直接劳动者而相对独立。也由于他们脱离直接劳动，故久而久之就成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非体力劳动阶层。 他们的职业相对低贱，收入也相对菲薄。但是由于他们有了相当的余暇时间，从而使他们有条件、有可能且也需要那些礼仪形式与礼仪理论。而正是这种职业性的需要，使得那些原本并不复杂的礼仪形式变得越来越繁琐，越来越需要一个专门的智者阶层才能掌握。《淮南子·要略》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儒，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这里所说虽为周代之后的事，但我们由此也不难想见儒者素来所重视的礼，在儒学成立之前实际上存在一个由简而繁的演变过程。这个过程大体应该发生在殷代，否则便无法说明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时何来那么多的资源凭借。 殷代的详细情况，我们现在知道的还不算太多。但殷人极端重视宗教礼仪，则不仅有古文献的记载，而且有殷墟出土的大量卜辞可以证明。根据《礼记·表记》的记载，孔子在比较夏商用三代的一般情况时说过：”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先禄而后威，先赏而后罚，亲而不尊；其民之敝，蠢而愚，乔而野，仆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用巧，文而不惭，贼而蔽。”孔子接着评价道，”夏道末渎辞，不求备，不大望于民，民未厌其亲。殷人未渎礼，而求备于民。周人强民，末渎神，而赏爵刑罚穷矣。”正是殷人的这种宗教情怀与日常生活中的宗教氛围，不仅为儒者提供了一个恰当的职业选择，而且为儒者将殷代的神学文化由简而繁创造了或者说提供了相当的历史机遇与时代条件。 正是在这批儒者的不懈努力下，殷代神学文化经过一个漫长时期的发展，到殷代晚期与早期相比确乎有了较大的变化。然而，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儒者的地位发生了演变：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已由原来只会治丧作揖的贱民阶层而上升为智者阶层，既掌握了社会文化的主导地位，又演变成为与殷商贵族的利益休戚相关的一个特殊阶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不赞成郭沫若在《驳说儒》中的那些论证与较难，但我们不能不承认他对儒者必柔的分析还是独具慧眼的。他说，”儒之本意诚然是柔，但不是由于他们本是奴隶而习于服从的精神的柔，而是由于本是贵族而不事生产的筋骨的柔。古人之称儒，大约犹今之人称文绉绉、酸溜溜，起初当是俗语而兼有轻蔑的称呼，故而在孔子以前的典籍中竟一无所见?他在《论儒家的发生》一文中还分析道，在过去奴隶制的时代，诗书礼乐为贵族阶级的专有品，下层人是没有资格读书习礼乐的，所谓”礼不下庶人”。社会转变之后，上层阶级降落下来，代表过去上层阶级地位的即”礼不下庶人”的庶人。这一批升上来的下层阶级的庶人，过去没有读过书，习过礼，当然不懂这一套，现在则觉得礼不可少，便拼命学礼乐。过去的上层阶级，其生产能力没有，但却晓得礼乐，开始堕落后，新兴的上层阶级骂他文绉绉的。没有生产能力，后因新兴的上层阶级要学礼乐，故堕落的上层阶级的人，又被重视了。这就是儒之所以产生。儒被重视之后，儒家便成了一种职业，于是便和农工商一样，成为人们选择职业的一种对象。 毫无疑问，郭沫若基于阶级分析方法的这些推论是对的，但他在演绎儒者演变的过程时似乎搞错了时代。我们在郭氏的研究基础上继续分析，比较可信的描述似乎应该是：儒在殷商时代的早期，或儒发生之初的时代，可能还是从直接劳动者中分化出来的一个贱民阶层，他们最初的职业性质不外是为人们办理丧葬等事务，由于没有固定的收入和丰厚的财产，他们只能仰人鼻息，苟且生活，从而养成一种柔弱的性格。但是，尽管他们没有固定的收入和丰厚的财产，然而他们久已脱离直接生产劳动，他们有的是余暇时间，于是他们利用这些余暇时间钻研业务，将原本并不复杂的礼仪形式复杂化、理论化，无意中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他们也由于这种文化的缘故而逐渐改变生存环境和社会地位，他们的职业性质也由原来单纯地为人们治理丧葬事务而扩大范围，举凡军国典礼、重大仪式，以至民间的各种带有文化意味的活动，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和参与。久而久之，他们便因这种文化的提升而改变其社会地位，由原来的贱民阶层提升为平民阶层。同时，由于他们是当时社会群体中拥有文化的一部分人，他们的地位便极为特殊。一方面，由于他们文绉绉、酸溜溜的职业习惯，不仅不被真正的统治阶级、贵族阶层瞧得起，而且在相当多的场合也为那些直接劳动者所轻视，从而使他们的柔弱性格并没有因为他们地位的改变而改变；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已经跻身为平民阶层，他们虽然没有直接成为统治阶层、贵族阶级中的当然成员，但是由于他们的利益与统治阶层、贵族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在他们身上便也存在着贵族式的柔弱性格。这一复杂的演变过程应该在殷商灭亡之前完成，否则便无法解释胡适所提出的问题，即何以儒者在殷周易代之际主要是殷的遗民，并且继续保留着殷人的生活习惯、文化传统，乃至继续穿着殷人的衣冠；也无法解释郭沫若的分析，即在时代大变动之际，那些儒者何以不代表着新兴的上层阶级，而是具有没落贵族精神上和筋骨上的柔性。 殷周之际的更姓易代，对于儒者阶层来说是一个痛苦的选择和考验。鉴于他们在殷代的发展和演变，他们虽然还没有真正上升为贵族阶层，但具有相当文化水准的殷商贵族和具有良好文化氛围的殷商社会，毕竟已为他们留存了相当优越的生存空间。而他们将要面对的周代统治者，虽然生机勃勃、新兴向上，但毕竟缺少足够的文化素养，因而时常对这些殷商遗民不够尊重，从根本上瞧不起这些没落贵族阶层。于是在西周建立的最初阶段，包括这些儒者在内的殷代遗民便不时与西周统治者发生各种形式的冲突。所谓周公克殷、践奄以及东征三年等等，都是这些冲突的具体表现形式。 殷代遗民对西周的反抗当然不能成功。到了周公东征胜利后，尤其是周公”建侯卫”，即封宋、封卫、封鲁、封齐、封燕之后，包括儒者在内的殷代遗民实际上已经被迁出西周统治的政治中心地区，而集中在宋、卫、鲁、齐、燕等地。于此我们便不难理解这些地区何以在后来差不多都成为儒学发生的中心地区。他们实际上是把殷商的先进文化带到这些地区，并在这些地区持续发展，于是这些地区既成为儒学的中心地区，也即形成使后来人感到困惑的问题，即：儒学的最初发生何以基本上都是殷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