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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结束了清帝国260多年的统治。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为纲领的中国同盟会取得了重大胜利。可是，以1913年的“二次革命”失败为标志，不但国民党陷入困境，民国亦名存实亡。从1911年10月10日起义至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国内政局跌宕起伏，成败交替。痛骂袁世凯专制、反动，可以解恨，但无法增加政治智慧。袁氏本来是新旧参半的人物，要回答的问题恰恰是这个清末新政的翘楚，为什么没有在各方压力下继续前进。这里蕴藏着值得认真探讨的政治经验。本文着重从国民党和孙文方面的失误来看其中的症结。“春秋责备贤者”，与其骂反动派，不如让有志推动中国现代化的人们得到必要的教益。 妥协的必要与失误 民国成立，在新的形势下，如何适时调整自己的奋斗目标和策略 ，推动历史前进，成了考验同盟会领袖们的重大课题。有的史家至今仍在指责他们“软弱”，把政权轻易地让给了袁世凯。这有失公允。政治家必须审时度势。南北议和，让权于袁世凯，是基于以下形势的无可奈何的选择： 首先，军事力量对比十分不利于南京临时政府。袁世凯控制着训练有素的北洋六镇7万多精兵，再加上仍然忠于清帝国的禁卫军和其他新军，总兵力达14万多人(新军总数为2 4万1千人)。而南京临时政府方面，号称革命的各色民军很多，绝大部分是会党乃至绿林队伍改编而成；虽然人数上远多于北方，武器装备、训练、指挥和纪律等都远逊于对方。用当时任总统府秘书长、协助孙中山综理全局的胡汉民的话来说是：“南京军队隶编于陆军部者，号称十七师，然惟粤、浙两军有战斗力。粤军不满万人……浙军将军，则素反对克强(时任陆军部长兼参谋总长的黄兴——引者)，不受命令……其他各部，乃俱不啻乌合，不能应敌。”[1] 其次，经济力量对比悬殊，南京临时政府已到了难于支撑的边缘。双方在财政上都困难重重 ，但袁氏出任清帝国内阁总理后毕竟仍牢牢控制着东北和华北大部，中央财政的基础仍在，原有的征税系统没有打乱，军费比较充足。于是，除了维持正常运作外，袁氏竟有余力一再出手 ，拿出几十万乃至几百万两白银收买清帝国的王公大臣和革命党人。与此同时，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文，却为维持临时政府所必需的经费在国内外频频伸手求援。他在私下谈话中坦率地承认：“倘近数日内，无足够之资金以解燃眉之急，则军队恐将解散，而革命政府亦将面临瓦解之命运……之所以断然实行汉冶萍日中合办，以取得五百万元资金者为此；此次又苦心焦虑，欲以招商局为担保 ，筹措一千万元借款者，亦为此。然而，虽经种种筹划，而时光荏苒，交涉迄无结果……于军队解散、革命政府崩溃之前，作为最后之手段，唯有与袁世凯缔结和议，以防天下大乱。 ”[2]当时各省虽然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但起义军 、民团等急剧增加，支出浩繁，自顾不暇，不但无力支持中央政府，反而要求拨款。再加上关税收入被列强在“中立”的名义下冻结，临时政府在经济上显然已走进了死胡同。 另一重要原因是人心思定。“排满”是触发辛亥革命的重要因素。“驱除鞑虏”成了同盟会政纲的头一条。占国民绝大多数的汉人，既对清廷腐败不满，更恨它是“异族”统治。1912 年2月12日，隆裕太后颁发《逊位诏》，在许多人心目中，“异族”统治已经结束，其他便无关紧要了。用胡汉民的话来说是：“同盟会未尝深植其基础于民众，民众所接受者，仅三民主义中之狭义的民族主义耳。正惟‘排满’二字之口号极简明切要，易于普遍全国，而弱点亦在于此。民众以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故当时民众心理，俱祝福于和议。逆之而行，乃至不易。”[3]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选择和谈与让权于袁世凯都算不上是什么了不得的错误。 两个纲领的是非 问题倒在于有几千年专制传统的古老国家宣布建立民主共和制度以后，一个政治组织及其领袖究竟应该怎样选择自己的行动方向?这一方面的任何重大决定对历史的发展都有难于磨灭的影响。孙文曾一再责备人们不听他的话而招致民国初年的大失败。事情真的是这样吗? 同盟会本来是个松散的革命联盟，有多个派系。辛亥革命后，它迅速分化。以留在同盟会旗下活动的政治领袖来说，有两个主要趋向。 以孙文为代表的一部分人选择了直接推动经济建设(主要是铁路建设)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在交卸了总统职务后，他反复宣扬的主张有这么几个要点： 1，“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4]这是他的总的指导思想。 2，“外人素爱和平，断不敢侵略我边圉，奴隶我人民。”[5]这是他处理中国与外国关系的基本观点。 3，“鄙人拟于十年之内，修筑全国铁路二十万里。”“今日修筑铁路，实为目前唯一之急务，民国之生死存亡，系于此举。”[6] 4、如何看待袁世凯?“当南北战争时，袁项城表示君主立宪，与吾人意见不合，故不能合作共事。后袁赞成共和，南北统一，袁与吾人意见已同。惟南方人士，尚有疑其非出于真意， 目民国为假共和者，余则决其出于真诚之意。”[7]在另一场合，他又表示：“袁总统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国民对袁总统万不可存猜疑心，妄肆攻讦，使彼此诚意不孚，一事不可办，转至激迫袁总统为恶”。[8] 以上说的都不是孙文一时的感想，而是他深思熟虑后的决策。更准确地说，这是民国元年孙文辞去临时大总统后的行动纲领。其核心思想是信任和支持袁世凯领导政府统治全国，而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于经济建设特别是铁路建设上。用他的话来说是：“袁总统才大，予极盼其为总统十年，必可练兵数百万，其时予所办之铁路二十万里亦成，收入每年有八万万， 庶可与各国相见。”[9] 作出这样的抉择，实际上是走上非政治化的道路。1912年3月，同盟会总部在南京开会员大会，制定了《中国同盟会总章》和九条政纲，选举孙文为总理。8月，同盟会又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等政治组织联合，合并为国民党，公推孙文为理事长。这些都是像同盟会那样以进行军事斗争为主要任务的秘密革命组织，在新的形势下向现代民主政党转化的必要步骤。但这时的孙文坚决表示：“决不愿居政界，惟愿作自由国民。”[10]理事长一职，他旋即委托宋教仁代理。 同盟会——国民党内颇多成员持另一种态度。以宋教仁和其他国民党领袖为代表，他们在尊重孙文、黄兴等人的前提下，也各自独立地阐明自己的主张。其要点是： 1，民主、自由尚未实现。与孙文的乐观论调相反，他们毫不含糊地说：“今试语皙族曰： ‘亚东有伟大民国，合七族以建极也。’闻者能相承否……又自语曰：‘吾为民国国民，凡欧美民国国民之自由之康乐，吾弗歆羡焉矣，吾既与齐肩矣。’尝熟审而不邻于夸诞否? ”[11] “天赋人权，无可避也。今革命虽告成功，然亦只可指种族主义而言，而政治革命之目的尚未达到也。推翻专制政体，为政治革命着手之第一步，而尤要在建设共和政体。”[12]强调自由、平等等“天赋人权”，把建立民主政治体制放在中心位置，实际上否定了认为三民主义只剩民生主义尚待努力的错误认识。 2，为了给民主、共和制度奠立良好的社会基础，他们力倡思想观念的变革和改良社会风俗 。他们认为：“数千年君权之影响，迄今未沫，其与共和思想抵触者颇多。”因此，应该“ 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13]或者是：“以人道主义及科学知识为标准而定改良现今社会之条件。”[14]他们所说的人道主义指的是个人的独立、自由、男女平等、贵贱平等、婚姻自由等现代人权。几年后，《青年杂志》创刊，新文化运动兴起，大声疾呼“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15]为基本宗旨，与他们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 3、以两党制和政党内阁为基本政治主张，推进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建设。用宋教仁的话来说是：“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那么，我们的主义和政纲，就可以求其贯彻了。”[16]以此为指导思想，他们相应地有 三个措施： 一是区分秘密的革命组织和公开活动的政党。在当时多达320个政党和类似的政治团体中，[17]联合了宗旨相近的组织，组成了全国第一大党——国民党，总部设在北京，在各省和海外各地建立了支部。 二是致力于竞选活动。按当时的《国会组织法》规定，参议院议员274名，众议院议员596名 ，合计870名。1912年12月至1913年3月的第一次选举中，国民党有392人当选为参、众两院议员，而居二、三、四位的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计才有223席。国民党成了国会中的第一大党。当时登记的选民号称有四千多万，只占全国人口的10%；妇女没有选举和被选举权；选举过程也产生了收买选票、军警到场威迫、计票舞弊等不法行为。不过，如果考虑到有的问题（如妇女选举权）即使在当时的欧美亦未解决；有些则是几乎所有国家建立和完善民主制度中都出现过的现象，任何国家的民主制度都有一个完善过程，就应肯定这终究是中国走向民主的第一步，与完全不必通过国民依法定程序授权的专制统治相比，无疑显示了历史的进步。 三是运用各种政治权利和大众传媒，对袁世凯及其政府进行了严肃的批评监督。尽管产生过程有种种缺陷，但议员们总的说来对履行自己的职责是认真的。从内阁组成人选到大借款和各大政治事件，一一进行了认真的辩论和质询。再加上民国初建，大体保障了新闻自由，他们与传媒合作，对政府和政府官员的活动进行了认真的监督。例如，袁世凯的作为就被报刊斥之为中国历史上“游民政治”的继续，“袁世凯之用人，乃并男盗女娼者而亦用之……彼以为天下之人，殆无有不能以官或钱收买者”。[18]他的破坏民主与法治的种种作为，无一不受到严厉的谴责，从而使这一时期成为20世纪中国罕见的拒绝神化政治人物的年代。 两种取向，差别很大。后来孙文曾一再指摘国民党人当时不听他的话而招致革命事业的失败 。孙文的指摘，留待后面详细讨论。这里有必要先说一点：发展铁路及其他交通、工商事业，发展教育，都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础，确实极为重要。问题是政治家在这些事业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如果一个政治家以直接经营包括交通在内的工商事业为主要职志，那么，其身分已转化为实业家。政治家活动的主要舞台应在政治领域。他们应在这个领域扫清工商业发展的障碍，构筑自由、安全、法治、廉洁、民主的社会环境，让工商企业家可以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干。对于政治家认为关系经济发展全局的重要基础设施(如铁路、公路等)，亦应通过制定优惠政策等措施，指引和鼓励企业家去建设和经营。如果越俎代庖，直接经营工商事业，只能导致两个结果：1，从政治领域淡出，无法在各种政治势力的角逐中为工商业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可能导致不利工商事业发展的现象泛滥，反而阻滞经济发展。2，以现职官员的身分去经营工商企业，自觉不自觉地运用特权，有意无意地把官僚作风带入企业，不管主观动机多么善良，现代企业必然程度不等地蜕变为腐朽的官僚企业，投入的大量资金转化为回报率很低甚至长期亏损的沉重负担。因此，一个政党或政治组织如果以直接经营包括铁路在内的工商企业为基本纲领，显然意味着社会角色的混淆和误入歧途。从这个角度看，民国初年孙文提出的基本主张是不足取的，幸亏国民党的多数成员没有听从他的主张，否则，这个组织的处境将更加困难。 当时，国民党虽然仍尊孙文、黄兴为领袖，但实际工作是由宋教仁主持的。著名记者黄远庸写道：“国民党之改组也，实系钝初(宋教仁)一人主持……宋君居京既久，政治思想异于他人，实为国民党政界运动之中心。诸同盟会议员既亲附之，与之连名附于赞成改组之列，及改组事定，则国民党之议员，尤亲附之。”[19]与同盟会一样，国民党也有不同的派系。宋教仁显然是有重大影响的一派领袖，且显示了团结全党的潜力。应该如何评价他的政治主张呢? 应该肯定，他把秘密革命组织改组为共和制下公开活动的政党是正确的。章太炎等人鼓吹的 “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是片面的，但革命党确实需要改组为民主政党，方能适应巩固和发展民主共和政制的需要。同盟会本来以组织武装起义为自己全部活动的中心。民国建立后， 除非一开始就准备继续积蓄力量，以武力扫平一切政敌，统一全国，建立自己的绝对统治， 同盟会的组织结构和活动方式不能不进行全面的改革。 应该指出，不能简单地把消解党派看作反民主势力的政治阴谋或个别人昏愦的奇谈怪论。这个错误主张其实包含着一些合理因素。例如，张謇是消解党派的积极支持者。在政权移交给袁世凯以前，他就致函临时政府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黄兴，申述他的理由：“军事非亟统一不可；而统一最要之前提，则章太炎所主张销去党名为第一……一则可融章太炎之见，一则可示天下以公诚，一则可免陆军行政上无数之障碍。愿公熟思之；此为民国前途计，绝无他意也。”[20]当时义军蜂起，良莠不一，非严加整顿，军令、政令均无法统一；财政亦不堪重负，正面临崩溃的危险。他没有就事论事，而冀图从现代国家中政党与军队关系的高度去思考问题。军队与政党分离，在国内政治斗争中中立，使之真正成为国家而不是某个党派或个人的工具，这是现代民主国家的天经地义。张謇以此为出发点，力主“销去党名”，如仅就军队与政党关系而言，这是一个正确的原则。如进一步要求整个社会都“销去党名”，那就有过犹不及之嫌。不过，无论是那种情况，这都反映了一些有识之士已敏锐地感到：原有的政治组织必须改组。同盟会等五团体联合组成国民党，正是适应这个历史趋势的正确措施 。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