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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中华《儒藏》编纂的第一人？ ――湖湘学人孙羽侯 舒大刚 随着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儒藏》编纂与研究”招标工作的尘埃落定，由北京大学牵头的《中华儒藏》编纂工程宣布正式启动了！有人称这是“千百年来中华学人的圆梦工程”，有人称是“前无古人的浩大工程”，还有人称是“中华第一部《儒藏》”。这些都表明学人们对本次《儒藏》编纂工作意义十分看重。当然，也有严肃的学者从学术求真的角度，对到底谁是历史上最先提倡修《儒藏》的人进行了溯源，甚至有人上述不准确的提法提出了质疑。如南开大学来新夏就有一篇专文――《新编“儒藏”三疑》说： “《中华读书报》的记者在报道中说汤一介教授主持的《儒藏》，是‘前无古人的浩大工程’。把《儒藏》作为书名，确实未曾见过；但‘儒藏’之说，据记忆所及，却是几百年前的事了。只是很少有人述其缘由，只有戴逸教授在座谈会上数典而未忘祖，提到了明末的曹学佺。他曾慨叹说：‘二氏（指佛、道）有藏，吾儒何独无藏？’遂决意修‘儒藏’以与佛、道成鼎立之势。乃采撷四部，按类分辑，历时十年，因南明唐王覆灭以身殉，书遂中辍。曹氏不仅有说，而且有行。可惜壮志未酬，但曹氏无疑是‘儒藏’的最早倡导者。”又说：“时隔百余年，在清乾隆前期，山东一位著名学者周永年（1730—1791年）正式提出了《儒藏说》，反复阐述了‘儒藏’的正名、立意、作用和意义，并提出条约三则，具体地规划了珍善本书的刊行流通、典藏办法、经费筹措与管理、贫寒者的资助等事务。在《儒藏说》的影响下，后来又有朱筠等人积极建议和推动，清政府也为体现其盛世修典的文化一统，决定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馆编纂《四库全书》。”并且说：“如果剔去佛、道、韩、墨的内容，《四库全书》也不失为一部像样的《儒藏》。这近二百年发展历程的言和行，至少应该算‘儒藏’发展史上的先驱阶段。目前所为，可以说是在继承基础上的重大突破，说是‘前无古人’，似可商榷。” 来先生以上的考证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说“曹学佺无疑是‘儒藏’的最早倡导者”，似乎也“可以商榷”。诚然，修撰《儒藏》的设想曹学佺确实提出过，并且也曾实践过。曹学佺（1574――1647）字能始，侯官人。弱冠举万历二十三年进士。他主张修《儒藏》之事，《明史》卷288《曹学佺传》有載：“（学佺）嘗謂二氏有《藏》，吾儒何獨無？欲修《儒藏》與鼎立。采擷四庫書，因類分輯。十有餘年，功未及竣，兩京繼覆。”这断叙述是引自曹氏的《五经困学自序》：“予蓋欲修《儒藏》焉，以經先之也。擷四庫之精華，與二氏為鼎峙，予之志願畢矣。” 由于曹氏在文学上和文献学上的大名，他的这一倡议在清代又引起重视。清乾隆时期，周永年远相响应，撰《儒藏说》十八篇，周氏直接说：“明侯官曹氏学佺欲仿二氏为《儒藏》”；又说：“曹能始《儒藏》之议，自古藏书家所未及，当亦天下万世有心目者之公愿”；“曹氏《儒藏》之议见于新城说部”云云。俨然以曹氏为《儒藏》首倡而自己为响应者相待。 但是，据笔者所知，在中国古代，曹学佺似乎还不是第一个提出修《儒藏》的人，也不是第一个对修《儒藏》有所实践的人。因为比他年辈要早的著名戏剧家、文学家汤显祖（1550――1616）在《孙鹏初遂初堂集序》中就提到过另外一个修《儒藏》的人。他说：“（孫鹏初）嘗欲總史傳，聚往畧，起唐虞以來至勝國，效遷史體，為紀傳之書；而因以櫽括《十三經》疏義，訂覈收采，號曰《儒藏》。嗟夫！公蓋通博偉麗之儒矣！”（《文章辨体汇选》卷310）文中又称孙鹏初为华容人。明葛万里《别号录》卷五有：“湘：孫羽侯，鵬初。”《千顷堂书目》卷二五：“孫羽侯《遂初堂集》十卷，字鵬初，華容人。”说明鹏初是孫羽侯的字，籍贯是湖南華容县。《明史》卷234曾提到孙氏其人。据雍正《湖南通志》卷170所载：孙羽侯字鹏初，曾祖继芳，祖宜，父斯亿，皆有明著名文人，皆有功名，中进士或举人。羽侯于万历十七年（1589）中焦竑榜进士，选庶吉士，历礼、刑二科给事中。万历二十三年冬，明神宗因“兵部考選軍政，中有副千户者不宜擅署四品職”，诘责台省，罢科道官四十人，羽侯即在其中。后里居著书，乡里称贤。善于诗文，汤显祖称：“公之所以為文也，蓋江漢洞庭為水，淵鉅足以滋演文貌；而鶉首祝融為火，雄精足以顯發神明。然則公之文為必傳，傳而必久。李（梦阳）、何（景明）七子之間，有以處公矣。”孙氏等40人受贬责之年，曹学佺方“弱冠”及进士第，年辈显然在孙氏之下。汤显祖生于1550，卒于1616，年龄也比曹氏为长，汤氏序中称孙羽侯为“公”，则孙氏年龄不应在汤氏之下。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湘人孙羽侯才是第一个提出修《儒藏》的人，也是第一个进行“櫽括《十三經》疏義，訂覈收采，號曰《儒藏》”实践的人。二人时代相及，孙羽侯编《儒藏》的事（或志愿）曹学佺未必不知，何以《五经困学序》于孙氏只字不提，这值得可疑的。 由于史志对孙氏的生平记载简略，他对编纂《儒藏》的事情到底做了多少，目前还不得而知。大概与曹学佺一样，都未最终编成，故后人知之者少。再加之曹学佺后来成就显然比孙羽侯大，声名显然比孙羽侯要响，名人效应淹没了孙氏的首创之功，这也是事理常然。连熟读《永乐大典》和《四库》书的周永年，也只知道曹学佺，而不知道孙羽侯。周氏的《儒藏说》口口声声称“曹氏《儒藏》之议，自古藏书家所未及”，他的这一说法又随着在他影响下推动的《四库全书》的完成而更加深入人心，故学人当然就更只知道有曹学佺、周永年，谁还会关心在曹氏之前还有没有最早的提倡和从事《儒藏》编纂的孙羽侯呢？ 于是孙羽侯有三不幸焉：同时代的后生曹学佺，因自己的盛名而不愿提他这个前辈，此一不幸也。异代的周永年，过信曹氏《五经困学序》，习焉不察，将首创之功加诸曹氏，此二不幸也。时至今日，学人又因相信周永年的博学，对他的说法信而不疑，此三不信也。有此“三不幸”，于是孙羽侯对编纂《儒藏》的首倡之功和实践之德，至今仍无人发覆！如果说《儒藏》事业有宗法可循的话，曹学佺顶多算个“宗”而不是“祖”，周永年只能算是“继别”的小宗，孙羽侯才是《儒藏》“百世不祧”之“祖”。来新夏先生曾戏称“戴逸先生数典而未忘祖”，由此看来，戴先生、来先生所数最多只能算是“宗”而已，至于其“祖”嘛，则未见其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