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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蒙培元 王锟博士的《孔子与２０世纪中国思想》，是一部视野广阔而又内容丰富、颇有创获的学术著作。初读之后，有一些感想，写在这里聊作序言。 ２０世纪的中国思想，同２０世纪的中国社会一样，是瞬息万变、复杂多样的。一百年来，中华民族经历了种种苦难，也涌现出一批勇于探索的知识分子。国门初开，各种思想纷至沓来，中国的，外国的，东方的，西洋的，科学的，人文的，传统的，现代的，互相激荡，互相辩论，社会上的“事件”不断，思想上的“论战”也不断，真有“你方唱罢我登场”之感。其中，现代与传统的关系问题始终是争论的中心问题之一。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正是由于中国正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之中。那么，何谓传统？何谓现代？传统能不能走向现代？如何走向现代？走向什么样的现代？这类问题自然就成为争论的焦点。如果从思想观念上说，便是如何应对西方思想的挑战，建设中国的现代文化的问题。 社会与思想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形成非常复杂的关系，不是单线式的决定论所解释的。文化决定论显然难以成立，社会决定论似乎也有困难。作为观念形态的思想文化，与社会存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它首先需要面对的是由此出发的传统思想，分歧和争论也就由此而来,这也就增加了研究的难度。面对２０世纪各种多样极其复杂的思想学说和主张，研究者们似乎达成了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从中找出有重大影响的不同思潮，以说明其与传统思想之间的不同关系。目前广泛流行的“三大思潮说”，即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三种思潮，就是被用来说明２０世纪思想的主要特征的。这三种思潮并不完全是根据其对传统思想的态度、与传统思想的关系而互相区别的，但是，如何对待传统思想、与传统思想处于何种关系，却是区别三种思潮的极其重要的因素。王锟博士即采用了被他称之为韦伯式的“理想类型”的分析方法，从“三大思潮说”入手，探讨２０世纪中国思想与孔子所代表的传统思想之间的关系的。 但是，王锟博士清楚地意识到，运用这种方法，也有局限性。这种方法就是抽象分析的方法，它将众多的思想材料归入“三大板块”之中，而对每一“板块”又要做出限制性的规定。运用这种方法必然会舍弃许多重要而又丰富多彩的思想内容，包括舍弃同一思潮中的许多所谓“异类”的重要思想。比如马克思主义者中的“资本主义思想”，文化保守主义者中的自由主义思想，自由主义者中的本土文化认同，等等。但是，这种方法毕竟有助于理解２０世纪中国思想的基本面貌和特征。事实上，思想史的研究，虽不能像哲学史哪样，用概念、范畴及其演变来表现哲学史的发展，但是，也很难将所有思想学说像资料库一样收进一本书里。通常的办法总是按照一定的“模型”来叙述思想的发展历史（但不是“铸造历史”）。“理想类型”虽然是抽象分析的结果，但这方法不仅被广泛使用着，而且有其实际的用处。 将２０世纪中国思想与孔子联系起来，探讨二者的具体关系，这才是《孔子与２０世纪中国思想》的主题所在。这当然不只是方法的问题，它首先是一个视角的问题，立足点的问题。但是，其中也有方法上的思考。同许多研究者一样，作者认为，在２０世纪中国的各种思潮中，“现代与传统”始终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前提性问题，而且就其重要性而言，是一个必须首先面对和回答的关键性问题。这正是由中国的历史境遇所决定的。但问题恰恰就在于，“传统”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很多东西都可以装进“传统”这一个袋子里。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对“传统”做出具体分析。经过冷静思考之后，人们都承认，只有孔子才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象征，因此，应当突出孔子的地位与作用，而不能将传统、儒学与孔子（或先秦儒学），混为一谈。将传统、儒学与孔子混为一谈的作法，只能使问题的探讨陷入混乱，而很难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孔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并不意味着将孔子等同于一切传统。孔子所代表的，是传统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文化的核心价值，并且在其展开中具有恒定性的东西。正因为如此，讲“传统与现代”，就不能不讲孔子。而要讲孔子，就不能不对孔子本人的思想及其展开中的核心价值有深度的把握。这才是“鞭辟入里”的研究方法。一方面，以孔子为传统文化的象征符号，广泛讨论现代与传统的诸多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为避免不着边际的空泛议论，必须与孔子直接展开对话，即深入到传统思想的深层底蕴，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思想文化的论争，都无不与孔子有关，都无不追溯到孔子这个源头。２０世纪的中国思想，就更是如此。现在很清楚，孔子不仅是当代中国思想界的重要话题，而且是世界性的重要话题。对孔子思想的解读，是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而发展的。带着时代的“问题意识”，与孔子文本进行对话，就会产生新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永远值得研究的原因所在。但是，如果将孔子仅仅当作到处可以套用的符号，而不愿意就孔子思想的深层意蕴进行深度阐释，那就难免陷入空泛，于问题的解决不但无益反而有害。作者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他虽然自称同样“含混地使用‘孔子’一词”，但他首先明确地区分了先秦儒学与儒学、传统之间的不同，将孔子的地位真正确立起来，以免“有意或无意地将孔子与传统、与整个儒学的展开等同起来”。这是很有见地的。这样做，无疑摆脱了浮泛而雷同式的“现代与传统”的对话方式，体现出具体分析、深入探索的精神和作风。 在问题的分析方面，作者采用了近年来学术研究中经常使用的宏观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做出了新的贡献。所谓宏观与微观的区分，实际上具有相对的意义，与物理学上所说的宏观与微观，并不相同。作者并不主张运用所谓“宏大叙事”的方法研究思想史，这不仅反映了作者的严谨作风，同时也说明，这种方法不是容易使用的。一般而言，使用这种方法难以驾御繁多的思想资料和复杂的社会现象，也难以应对那些层出不穷的问题。因此，只有深入到具体问题之中，从不同层面进行分析，才有可能获得一些真知灼见。所谓宏观，就是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对整体性的问题提出看法。这种方法有似于中国传统思想中所说的“显”与“微”的关系。要真正作到“显微无间”，将二者统一起来，微观方面的深入探讨就格外重要了，真所谓“探赜索隐”了。正是在这个方面，王锟博士下了极大的功夫，其材料之丰富，分析之细致，问题之集中，思考之深入，令人感佩。因而，其宏观论述，有坚实的基础，有很强的说服力。就方法而言，这与其说是抽象分析，不如说是具体综合，对问题的论述及其结论，不是要求具有绝对的必然性，或所谓逻辑的必然性，而是保持着开放性，给人以新的启示，留下思考的空间。这正是一部好的学术著作所具备的。 作者在方法上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将“历史叙事”与“理论思索”分为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分别进行论述。这与以往常见的所谓“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的方法确有不同。所谓“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本来是黑格尔的方法。黑格尔有很强的历史意识，影响了后来的很多学者。但是，在黑格尔那里，历史归根结底被看成是逻辑在时间中的展开，因此，历史必须服从逻辑。马克思继承并改造了黑格尔的方法，“把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之后，建立了历史唯物论和历史辩证法。列宁则进一步将这一方法运用到认识论，建立认识论、逻辑学与辩证法的统一。于是，这一方法便成为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研究的指导方针，长期以来被学者们使用。比如哲学或思想发展的“三段论”（正、反、合），就是这种方法的典型运用。尽管很多著作都声称运用了“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但是究竟如何体现在著作中，又解决了哪些问题，读完这些著作之后，却并不是很清楚。恩格斯曾说过，像三段论这样的方法，虽然是客观的普遍的，但并不是一个到处可以套用的公式，可是有些人却把它当作公式使用了。 王锟博士并没有套用这种方法，而是根据自己的研究对象和任务，分为相互联系而又不同的两个部分展开论述，给人以新鲜感。将自己的研究区分为“历史叙事”和“理论思索”，这样处理既保证了研究的客观性，又突出了问题意识，集中而又充分地探讨一些理论问题。当然，在叙事的过程中，自然会有作者的理解参与其中，比如个案研究对象的确定和史料的使用，本身就是有选择的，而对于各种思想学说的解释与分析，也决不能离开作者的“在场”。但这毕竟是在一定历史情境下的客观叙述，而不是贯彻什么逻辑规则，或建立某种逻辑关系。在这里，需要遵循的原则是，就事实本身陈述事实，并不预设或“发现”某种思想史的原则或公式。 但是，在理论思索的部分，作者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直接参与对话，寻求问题的解答，将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境地。在这里，不仅要与２０世纪的思想家们对话，还要与孔子对话，更要回到当下寻求现实问题之所在以及观念层面的表述。这所谓“问题意识”，既有历史叙事中突显出来的问题，又有生活中涌现出来的问题，将这些问题放在一个更大的空间背景之下，从理论或观念形态的层面进行思考，就不仅仅是思想史的研究，而且是思想研究了。任何思想研究，都不能离开思想史；而任何思想史的研究，都有思想观念上的种种问题。２０世纪已经过去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对２０世纪思想的研究，是思想史的问题；但是，历史不仅有延续性，而且其中的许多生存观念有“共时性”，更何况，２０世纪所留下的问题，有很多仍然是当下的问题，更是未来的问题。比如道德绝对主义与道德相对主义的问题，孔子的人本主义与现代民主的问题，儒家道德的积极自由与现代政治的消极自由的问题，儒家道德人格的平等与法律上的主体平等的问题，以及社群的人权观与个人的人权观的问题，等等，都是作者从大量问题中提取出来的一些具有普遍性的焦点问题，并且在中、西方横向比较中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这些见解是很有启发性的。 王锟博士通过详细的历史叙事，着重思考了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层面的问题是，２０世纪中国思想中的三大思潮，在对待孔子及其传统思想的问题上，有截然不同的态度和主张，甚至在同一思潮之中，也有各种不同的具体主张。但是，这三大思潮都有共同的目的，面对着共同的问题，因而有共同的话题。不仅如此，从更深的层次上说，或者从“终极”的意义上说，他们都与孔子所代表的传统价值有内在的联系，而不可能逃离孔子之外。如同作者所说，即便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虽然从整体上反对孔子及其传统，但其理想价值的追求，却仍然是“孔子式”的，而不是西方的。这一见解，与现代西方某些学者似的看法不谋而合。某些西方学者将东亚社会都看作是“儒教式”的社会，就是从东方和西方文化的根源性的病原体传统出发的。 第二层面的问题，是作者着力思考的问题，也是对２０世纪中国思想家们关心和讨论的问题，即现代性与孔子及其传统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再反思。在克服对立二分思维模式的前提下，就孔子与伦理道德、孔子与宗教、孔子与政治、孔子与经济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在这方面，作者不仅以现代的眼光审视传统，而且以世界的眼光审视传统；不仅对传统充满同情和敬意，而且保持着理性反思和批判的精神。其中有许多精彩的论述，就不在这里说了。这里只想指出，作者所提出的孔子之道，不仅仍然适应现代生活，而且能提供安身立命的根据，还能为批判、修正现代社会的危机提供智慧，这些结论性的看法，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们不仅要探讨孔子思想能不能“适应”现代社会以及如何“适应”现代社会的问题，而且更要关心孔子思想所具有的“批判”功能，着眼于人类的未来发展。这一点有特殊意义。 后 记 王锟 本书是在我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经过充实、修改完成的。相对于论文，本书多了十余万言的篇幅，并且问题的讨论得以深入展开。首先要说明的是，我的另一种知识和学术经历影响了该书的成型。由于工作的缘故，我一直从事西方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课程的教学工作。多年的教学和思考，使我对西方政治思想特别是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基本问题、理论、历史脉络和价值诉求能较清晰把握；并对韦伯、藤尼斯和涂尔干古典社会学中有关传统与现代社会的理论颇为倾心。本书的修改与这段学术实践同步，因此，这种知识和思考背景就不能不影响该书了。 本书的写作，以孔子传统向现代转型作为框架性问题背景。在“历史叙述篇”中，以20世纪思想界视野中的孔子为焦点，通过孔子与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之间的复杂互动来透视20世纪中国思想史，力图给读者呈现一幅较清晰的中国现代思想地图。更重要的是，通过这部分有些繁冗的历史写实，反驳了“孔子已走入历史”的观点（列文森语），贞定了自己的信念：即孔子的人文主义仍然是20世纪不同倾向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动力和家园，也是我们赖以反思现代性问题，使人类走向更合理、更人道社会的智源。 在“理论思索篇”，首先运用古典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范畴及分析方法，对思想界经常含混使用的“文化”、“中国传统”和“现代化”概念加以清理，指出作为文化内涵的“传统”和“现代”都是包含了政治、经济、社会、宗教、道德以及价值心理层面的有机系统，传统与现代是相续的动态生长过程，它们之间不可能对立和割裂。中国传统的价值系统是受孔子儒家来型塑的，而孔子儒家却是以家族制和士大夫“身份团体”为基础的，在一定程度上它又与农业社会和君主制相适应。所以，孔子儒家渗透到中国传统每一个方面。因此，中国传统就是孔子传统或 “孔制”。然而，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原来与孔子传统相关的家族的、阶层的、经济的和政治的设置已经弱化甚至丧失，孔子传统实质只“剩余”为价值内核，因此，在价值上追问孔子之道是否适合现代社会成为迫切回答的问题。 在思索的过程中，力图克服传统与现代对立二分的思维模式，结合三大思潮中具体的思想人物的相关争论，援引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些理论和范畴，吸收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成果，对几大类问题作理论上的反思和检讨，并尝试作出自己的回答。就道德层面，认为我们只要对孔子道德做某种创造性转化，就可克服其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悖论，便能在现代社会更好地调节人与自我、他人、社会、自然或超自然的关系。就宗教层面，孔子儒学虽然不是形态学意义上的宗教（如基督教那样），然而它有强烈的“宗教性”面向，不仅其内涵的“人文教”或人文主义信仰一直是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宗教，而且儒家“天人合一”的宇宙情怀更能满足一些现代人的宗教需求。在经济思想层面，认为孔子价值不仅适应现代经济生活，同时还能为中国经济现代化提供助益。而孔子民族思想蕴涵的“天下”与“和而不同”的观念，更是“后民族国家时代”处理民族和国家关系的唯一良方。 必须提出的，孔子政治思想的讨论是本书特别着力的章节。以西方自由主义政治思想为参照，通过儒家经典的解读，结合学术思想界儒家与现代民主政治思想的争论，梳理出一副“儒家自由主义图像”——即积极自由、道德人格和积极民主前后匹配，其与消极自由、法律人权和宪政民主为内涵的西方自由主义图像相对照；认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自由观基本上是儒家式的自由主义，同时讨论了现代民主政治的本质及其落实的条件。由于学科分际等方面的影响，中国知识界对自由、民主、人权等现代政治理念，大多做“口号式”的宣传而不解其实质。这些讨论，或许能有助于改变人们对现代民主政治的观感并引起进一步的思考。 总之，孔子之道的价值终于证成，孔子价值的创造转化工作得以展开，下面的问题应该是重新阐释、构建儒家形而上学理论、儒家伦理理论和社会政治理论的时候，也是使儒家价值在生活世界中落实的时候，这就是我接下来要做的工作。 关于本书的方法论问题，蒙培元先生的序文已经有很好的说明。蒙先生是海内外著名的儒学和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大家，他富有思辨又平实的讨论使本书的方法论问题明白鲜活起来。这里只想补充一点的是，本书运用韦伯的“理想类型”分析法——即以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三大类型来概括现代中国思想，不是对思想家和社会思潮做简单的“归档”了事，而是以此三大思潮类型为坐标或定点，来考量每一人物和思潮相对于 “理想类型”的距离或实现程度，以此来展现中国现代思想含混、复杂的面向，以便让人们看到更真实、具体的思想界。 最后，我要对本书的完成写几句感谢的话。佛法云：因缘合和，万象化生。世界是无量事互依互摄、交锁相关的场，任何事的生成都是无数缘凑合而成。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所读到的每一文，所遇到的每一人，都是“缘”，诸缘在该书的产生中都起了各自独特的作用。该书的完成，得益于师友和前辈的研究成果，其中一些观点是直接借用的，他们贯注着冷静和激情的人文主义关怀，常常感染和激励着我；该书的顺利出版，也得益于许多人的帮助。恕我对之不一一列举，而只在心底里默默地感谢、致敬和祝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