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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所整理过的典籍，主要有《诗》、《书》、《礼》、《乐》、《易》、《春秋》，后来并称“六经”。除《乐经》亡失外，现存的“五经”是否就是经孔子整理编定后所留下来的，这在学术界尚有争议。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在汉代被立为儒家经典的典籍中有不少篇章包含着丰富的古代天文知识。 《大戴礼记》中的《夏小正》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具有丰富物候知识的著作。[1]关于《夏小正》的来历，据《礼记·礼运》，“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时焉。’”郑玄注：“得夏四时之书也，其书存者有《小正》。”这就是《夏小正》。另外，《史记·夏本纪》说：“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云。”一般认为，现存的《夏小正》有经、传之分，其中的经是孔子编订过的。《夏小正》该书按照一年中月份的顺序，对各个月份的物候、气象、天象和农事活动分别作了记载，涉及天文、气象、动植物等多方面的知识。在天文方面，《夏小正》记载：正月，“鞠则见，初昏参中，斗柄县在下”；三月，“参则伏”；四月，“昴则见，初昏南门正”；五月，“参则见”，“初昏大火中”；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七月，“汉案户”，“初昏织女正东乡”，“斗柄县在下则旦”；八月，“辰则伏”，“参中则旦”；九月，“内火”，“辰系于日”；十月，“初昏南门见”，“织女正北乡则旦”，等等。 《诗经》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诗歌总集，主要是西周初年至春秋中期的作品。《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一般认为，现存的《诗经》基本上是经孔子删汰选编而成的。重要的是，《诗经》有不少诗篇包含了当时的科技知识，涉及物候知识、动植物知识、地学知识、天文知识等。在天文方面，《诗经》中的一些篇章已经提到作为古代天球坐标体系的二十八宿的火（心）、箕、斗、定（室、壁）、昂、毕、参、牛、女等，还有天汉（银河）的记载。[2]尤为重要的是，《诗经》中还记述有日食现象，《小雅·十月之交》有“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这是古代文献所记述的最早的一次日食。当然，《诗经》是一部文学作品，不是科技著作，至多只是涉及科技知识；而且，孔子整理《诗经》肯定不是因为其中包含了科技知识。但是，要很好的整理编定这样一部包含丰富古代科技知识的作品，孔子本人不可能不具备一定的（在当时属相当高水平的）科技知识，而且，在对其中的科技知识进行整理时，势必要作一定程度的研究。 《大戴礼记》中的《曾子天圆》记述了孔子的弟子曾子与学生讨论天圆地方的宇宙结构问题。曾子（公元前505～前436年），名参，字子舆，春秋末鲁国南武城（今山东枣庄附近）人。曾子是孔子晚年的学生。他认为，孔子“一以贯之”的思想是“忠恕”[3]；他还提出“吾日三省吾身”[4]的修养论；尤其是，他以“孝”而著称，相传得孔子的孝道之正传，作《孝经》，与《论语》及“五经”并称“七经”，在儒家中具有很高的地位。同时，曾子又是孔子之后对科技最感兴趣的孔门弟子。科技史家李约瑟就曾经说过，孔子的门徒曾子及其弟子们“对自然现象和自然科学的发端的兴趣，比儒家任何其他派别都大”[5]。这个评价应当是有根据的。曾子在宇宙论上提出过许多见解，据《大戴礼记·曾子天圆》记述，曾子的学生问：“天圆而地方者，诚有之乎？”曾子回答说：“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之谓圆，下首之谓方。如诚天圆而地方，则是四角不揜也。”在这里，曾子对以往的天圆地方的盖天说宇宙结构提出了责难和怀疑。中国古人的天圆地方的概念很早就已出现；相传是伏牺氏提出来的，并经殷商传至周公；其主要观点是，“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这种天圆地方的概念受到了怀疑，这应当是科学的一大进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不仅以往的盖天说得到了修正，而且还产生出早期的浑天说和宣夜说，并且都在汉代形成为较成熟的宇宙结构理论。在《大戴礼记·曾子天圆》中，曾子还说：“圣人慎守日月之数，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时之顺逆，谓之历；载十二管，以宗八音之上下、清浊，谓之律也。律居阴而治阳，历居阳而治阴。律历迭相治也，其间不容发。”曾子认为，圣人应当依照日月运行规律，观测星辰的运行，推演四季天象的变化，制定历法，同时要制定音律，并且通过历法和音律的阴阳相互协调，以治理天下。 《尚书》是否经孔子编定，至今仍有争议。在汉代，有今文《尚书》二十九篇（现存二十八篇）；另相传有古文《尚书》，但在汉代之后，古文《尚书》失传。东晋时，又出现伪古文《尚书》五十八篇，对后世影响很大。在今文《尚书》中，《尧典》为独立一篇；伪古文《尚书》则把《尧典》的下半篇分出，并加28字，为《舜典》。关于《尧典》的成书年代，至今尚有不同意见。一般认为，《尧典》为周代史官根据传闻纪录，并经后人，尤其是战国时期的儒家补订而成。《尧典》中有一段记载，叙述了帝尧当时制定历法的情况。其中说道：“（帝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曰明都。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这段叙述的意思是，帝尧命令羲氏、和氏通过观测日月星辰的运行，制定历法，告知百姓。具体的做法就是：“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也就是说，昼夜等长的时候，当黄昏时见到鸟星升到中天，即为仲春或春分；白昼最长的时候，见到大火星升到中天，即为仲夏或夏至；昼夜又等长到时候，见到虚星升到中天，即为仲秋或秋分；白昼最短的时候，见到昴星升到中天，即为仲冬或冬至。对于《尧典》的这一段叙述在中国古代天文学上的意义，李约瑟曾给与高度的评价，称它是“中国官方天文学的基本宪章”[6]。《尧典》还说，舜继位后，“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这里的“七政”指日月五星；“璿玑玉衡”则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谓北斗七星，一谓天文观测仪器。但无论如何，这两种解释都说明“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包含着天文学的内容。从《尧典》所叙述的内容看，其所涉及的天文知识似乎只是属于尧舜时期；但事实上，这些天文知识也是战国时期甚至直至后来的汉代依然还在运用的科学知识，反映了战国时期的科学水平。从这一点便可看出，儒家编撰的《尧典》所涉及的天文知识在当时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关于《礼记》中的《月令》的成书年代，学术界尚有争议。争论的焦点在于，它与《吕氏春秋》的关系。由于《月令》与《吕氏春秋》的“十二纪”相似，所以，一则认为，《月令》据《吕氏春秋》的“十二纪”增删而成，所以成书于《吕氏春秋》之后；一则认为，《吕氏春秋》袭用《月令》而成“十二纪”，所以《月令》成书于《吕氏春秋》之前。李约瑟也认为《月令》成书于《吕氏春秋》之前。[7]从科技的角度看，《月令》包含丰富的天文知识、物候知识以及农业科技方面的知识。与《夏小正》相类似，《月令》也是按照一年中季节的变化顺序，对各个季节的天象、物候和农事活动等分别作了记述。就天文方面而言，《月令》记载：孟春之月（正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仲春之月（二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季春之月（三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牵牛中”；孟夏之月（四月），“日在毕，昏翼中，旦婺女中”；仲夏之月（五月），“日在东井，昏亢中，旦危中”；季夏之月（六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孟秋之月（七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毕中”；仲秋之月（八月），“日在角，昏牵牛中，旦嘴觿中”；季秋之月（九月），“日在房，昏虚中，旦柳中”；孟冬之月（十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仲冬之月（十一月），“日在斗，昏东壁中，旦轸中”；季冬之月（十二月），“日在婺女，昏娄中，旦氐中”。 儒家经典中的《周礼》也包含着丰富的天文知识。《周礼》有6篇，分《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该书综合了周王室和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的官制，也涉及天文知识。比如，在论及地官司徒的职责时，《周礼》说：“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日东则景夕，多风；日西则景朝，多阴。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又比如，春官宗伯属下的“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以十有二岁之相，观天下之妖祥”，明显是具备天文知识的人。 《周礼》中《冬官司空》，早已亡佚，于是补以《考工记》，称为《冬官考工记》。《考工记》成书年代迄今能有争议。一般认为，《考工记》为春秋时期齐国官书，纪录了齐国官府制定的有关手工业生产的规范和制度。《考工记》对各种手工技术规范作了详细的叙述，涉及马车及其各个部件的制作、青铜器物的原料配比和制作、皮革及其制品的制作工艺、染色工艺、练丝工艺、各种玉器的形状与规格、石磬各部分的比例要求、各种矢的制作技术、各种容器的容量和尺寸大小、乐器支架的造型与设计、饮用器具的制作、箭靶的规格、各种兵器的制作、建造城邑的规范、沟洫的修筑技术以及弓的制作工艺，等等。还包含了天文知识。其中说道：“轸之方也，以象地也。盖之圜也，以象天也。轮辐三十，以象日月也。盖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龙旂九斿．以象大火也。鸟旟七斿，以象鹑火也。熊旗六斿，以象伐也。龟蛇四斿，以象营室也。弧旌枉矢，以象弧也。”[8] 一般说来，儒家不是专门从事科技研究的科学家，儒家经典也不是专门的科技著作。然而，儒家总是积极地融合科技，吸收科技成果，把科技著作和科技知识，包括天文知识，融于儒家经典之中。从前面的分析来看，儒家经典《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周礼·冬官考工记》等都是当时重要的科技著作，其中也包含天文知识；这些科技著作作为儒家经典与其它儒家经典一起世代流传，不能不说是儒家对于古代科技发展的一大贡献。与此同时，还有其它一些儒家经典，如：《诗经》、《尚书·尧典》、《大戴礼记·曾子天圆》、《周礼》等也包含了古代天文知识。 需要指出的是，儒家经典不仅包含了古代天文知识，而且这些天文知识还是古代天文学家从事科学研究的知识基础。在儒家文化作为主流文化的背景下，绝大多数科学家自小都学习过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是他们的最重要的知识来源，而且，他们的后来从事科学研究的基础知识甚至一些专业基础知识最初也都是从儒家经典中获得的。古代许多天文学家，正是在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进一步研究、发挥和提高，从而在科学上做出了贡献。从一些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过程以及他们所撰著的科学著作中也可以发现，他们的科学研究与儒家经典中的知识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儒家经典中某些知识的发挥和提高。 古代天文学家必定要以《尚书·尧典》为依据，同时结合《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诗经》、《春秋》“经传”等儒家经典中有关天象的纪录和天文知识，进行研究，这些儒家经典中的天文知识一直是后来科学家研究天文所不可或缺的理论依据和天文资料。比如南北朝时期的数学家、天文学家祖冲之编制《大明历》。祖冲之曾说自己在编制《大明历》的过程中，“搜练古今，博采沈奥，唐篇夏典，莫不揆量，周正汉朔，咸加该验”[[9]]，并且研读了包括汉儒刘歆、郑玄在内的许多学者有关历算方面的著述。刘宋大明六年(公元462年)，祖冲之将所编制的《大明历》上表给孝武帝，并说：“臣博访前坟，远稽昔典，五帝躔次，三王交分，《春秋》朔气，《纪年》薄蚀，……探异今古，观要华戎。”他还说，他的历法有两大改变，其一，提出每391年设置144个闰月；其二，“以《尧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以此推之，唐尧世冬至日，在今宿之左五十许度”。接着，祖冲之还论述了他的历法的三个“设法”，其中之一是，“以子为辰首，位在正北，爻应初九升气之端，虚为北方列宿之中”[10]。对于祖冲之的《大明历》，朝廷重臣戴法兴大肆责难。祖冲之则予以针锋相对的反驳，其中还就《诗经》中的“七月流火”以及《夏小正》中的“五月昏，大火中”，提出自己的看法。[11]由此可见，祖冲之在编制《大明历》时，是把《春秋》、《尚书·尧典》、《周易》、《诗经》、《大戴礼记·夏小正》等儒家经典中有关天文学的内容当作重要的研究资料和依据。 儒家经典中包含着天文知识，而且这些知识实际上又是古代科学家研究天文学的知识基础和研究资料，这些事实很可以成为李约瑟所说“天文和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12]的佐证。 注释： [1] 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上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73页。 [2] 参见夏纬瑛等：《〈诗经〉中反映的周代农业生产和技术》，载李国豪等编：《中国科技史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3] 《论语·里仁》。 [4] 《论语·学而》。 [5]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90页。 [6]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天学》，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42页。 [7] 李约瑟说：“一般认为，《月令》是公元前三世纪的东西，而它的确也不可能再晚，因为《吕氏春秋》是在公元前240年或239年成书的；……能田忠亮（日本学者，著《〈礼记·月令〉天文考》——笔者注）曾根据《月令》所提供的星象进行计算，认为《月令》大约成书于公元前620年前后，最早不会早于公元前820年，最迟不会迟于公元前420年。这样看来，它很可能是公元前五世纪的东西。”（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天学》，第59页） [8] 《考工记·辀人》。 [9] 《宋书·律历志下》。 [10] 《南齐书·祖冲之传》。 [11] 参见《宋书·律历志下》。 [12]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天学》，第2页。 （根据拙著《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科技》（中华书局2002年12月版）所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