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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时期，高正先生在网上发表了许多文字，其中不乏“指导”意见，但对这些“指导”意见，本人实在不敢苟同。 一、高正先生“指导”我们应以《史记·六国年表》为根据。读《史记》不可不读《六国年表》，对此本人并无异议。但《六国年表》所记年代不尽可信，这也是我们所要特别指出的。作为一个历史学研究者，不可不经考订地照抄《史记·六国年表》，这是历史学研究、尤其是先秦史研究的起码“常识”。 二、高正先生“指导”我们应读翦伯赞主编的《中外历史年表》，以及张习孔、田珏主编的《中国历史大事编年》等专业工具书。作为历史学爱好者和研究者，应必备这些工具书。这些工具书对于一般历史学爱好者掌握历史“常识”而言，是绰绰有余的。但对于专业研究者，其中一些内容仍不能被视为“定论”或是“历史学界所公认的”，当然也不可能都作为历史专业研究的出发点，这对一切已经“入门”的历史学研究者而言，也是起码的“常识”。 三、高正先生既有上述主张，那他在谈历史年代时，只要查一查以上两种书就够了，但他偏又煞有介事地作年代“推算”，可惜一推算就出错。为了尊重高正先生的“原意”，我们复制了高正先生的原话： 如果据《史记·鲁周公世家》，由“三晋灭智伯”的鲁悼公十三年（公元前453年）上推，鲁悼公元年为公元前465年；再下推三十七年，鲁悼公卒年为公元前429年；鲁元公元年为公元前428年，鲁元公卒年为公元前408年；鲁穆公元年为公元前407年。可见从鲁悼公卒年为公元前429年，到鲁穆公元年为公元前407年。 上面引文中的加重号是我加的，如定鲁悼公元年为公元前465年，会出现什么结果，请看下表：
鲁哀公16 年，是孔子卒年，其年为公元前479年，未闻历史学界对此有异词。顺此往下排，公元前466年，怎么算？如定鲁悼公元年为公元前465年，那公元前466年不是成了鲁哀公二十九年了吗？我在前文已指出过：历史上有鲁哀公“二十七年”和“二十八年”两说，却决无鲁哀公“二十九年”之说。这其中不是有明显的错误吗？ 如定鲁穆公元年为公元前407年，其后鲁平公十二年与秦惠王卒年相差八年又怎么解释？（我在前文已列表指出，恕不再列。）高正先生对此一直避而不谈，所以我再一次提醒他。 高正先生的所谓“推算”，既不能顾前，又不能顾后，却说本人“故弄玄虚”，“曲为之说”。老实说，历史年代推算，一点也不玄虚，是非常简单容易的。但这里也有一个原则，就是以清析处作为历史年代的支点，向不清析处推，使不清析处变得清析起来；而不是相反，以不清析处作为历史年代的支点，向清析处推，使清析处也变得混乱起来。至于年代推算所需要的数学程度，充其量不过是小学生的算术水平。然而，高正先生仍然会出现这样明显的“推算”错误，对此，我还真不知道应该请高正先生读什么书！ 高正先生甘当我的“义务老师”，其情可嘉。孔子说：“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我何尝不想多些老师，但只希望高正先生能提出哪怕是一点（！）正确的“指导”意见。以高正先生目前的水平而言，岂非误己误人？很多人在上小学的时候都听老师讲过这样的故事：有人刚学会写“一二三”，就做起“义务老师”，教人写“万百千”。我不知高正先生小时候是否也听过这类故事。 四、高正先生除了上述“指导”意见外，剩下的便是粗率叫嚣和撒野谩骂，此种情况在中国网页上所在多有，似乎见怪不怪。其实每个人写的每一篇东西，说的每一句话，都在给自己画像，听之可也。但高正先生这种表现（我们不妨简称为“高正现象”）也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一个伟大科学发明的网络媒体，一个本应是优雅的文人论坛，竟成为此种恶劣学风泛滥的温床。在前文中我曾表示过这样的态度：即我参与辩论并不仅仅是为了弄清一个年代学的问题，更主要的是我认为“听凭此类文风污染文坛和媒体，乃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况且高正先生具有特殊的资历和身份，高正先生曾自我介绍他毕业于著名高校北京大学，并承多位名师教诲。这里我还要特别补充的是，高正先生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研究室正研究员（！）这难道不应该更加引起我们作多方面的思考吗？ 五、若干年后或许有人会关心此次讨论，为了不致失于考证，特立此存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