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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历史年代问题直观化，我在前文中按钱穆先生考订的思路列表推算，并说“如有错误，敬请高正先生指正”。高正先生果然“抽空来指导”，并惠赐了两条高见。如果高正先生的意见正确，我当然会“过而能改”，从善如流。但就这两条意见而言，本人并不能修正前表。 一、关于鲁哀公在位年数，高正先生说鲁哀公“二十八年”，这是“历史学界所公认的。”高正先生唬人也不看对象，《史记·六国年表》谓鲁哀公“二十八年”；《史记·鲁周公世家》谓“二十七年”；《汉书·律历志》亦谓“哀公即位二十七年”，从来就不是“历史学界所公认的。”而我在前文已言，《史记·鲁周公世家》可信，《史记·六国年表》不可依。 二、关于三晋灭智伯之年，《史记·周本纪》谓在周贞定王十六年，即公元前453年；《史记·六国年表》谓在鲁悼公十四年，也是公元前453 年；《史记·鲁周公世家》则谓在鲁悼公十三年。高正先生质问： 请姜广辉教授检查一下：公元前453年，即周定王十六年，晋三卿灭知瑶，《史记·鲁周公世家》曰：“（鲁悼公）十三年，分其地有之。”由此上推，鲁悼公元年应当是哪一年？你的表格中是怎样反映的？为什么？ 如依高正先生的意见从后往前推，那就推到了公元前465年，若以此年为鲁悼公元年，那鲁哀公就有二十九年了。我们知道历史上有鲁哀公“二十七年”和“二十八年”两说，却决无“二十九年”之说。高正先生似乎不知道《史记·周本纪》、《史记·六国年表》和《史记·鲁周公世家》等各有其推算系统，有些时候是不可以交插互推的，而此数据又是只可以自上而下顺推，不可以自下而上逆推的。由《史记·鲁周公世家》的推算系统而言，因为鲁悼公元年为公元前467年，其十三年为公元前455年，其十五年才合公元前453年之数。 这些数据不尽相同，“为什么？”其原因就在我前文所引的顾炎武的话中：自周贞定王元年(公元前468年)至周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4年)“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阙轶，考古者为之茫昧。”正因为这一时期的年代数据有许多问题，所以是不能把它作为历史年代的支点的。我在前两文中对此已说得非常明白了，可惜高正先生还是执迷不悟，“以其昏昏，使人昭昭”，那怎么行呢？ 三、需要指出的是，日本著名汉学家武内义雄先生作《六国年表订误》，其中考订鲁国列君年数，与钱穆先生的考订不谋而合，完全一致，我前文列表不仅反映钱穆先生考订的思路，同时也反映武内义雄先生的考订思路。所以高正先生把我说成钱穆先生的“代言人”是不够准确的。我们都应该做真理的代言人，而不应做差误的代言人。高正先生说：研究历史，需要科学的阙疑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话说得很好，愿我们共勉。 四、这场争论，由拙文中的“鲁穆公开始执政于公元前415年”一句引起， 争论的结果又回到了公元前415年的起点。两年半前，高正先生很不礼貌地高喊：“姜广辉教授首发文章中历史年代错了”，“请问根据何在？这属于凭空杜撰，妄改史书的常识性错误。这能作为坐标吗？谨请贵网将我的这封信公开上网，就此问题展开学术辨论！”我先已说过，年代考订虽然是历史研究必不可少的基础工夫，但毕竟不是我的专业研究的旨趣所在，是高正先生一再相逼，硬把我拖入这场我所不情愿的争论之中的。现刚过二招，高正先生便提议：“我们俩都不是搞先秦史专业的，我看我们还是去请教请教研究先秦史的有关专家吧！”我看到了高正先生在态度上有很大的转变，我很愿意接受高正先生的提议。请高正先生放心，我并不想抓住阁下的“取舍”失考作文章，研究工作中是难免会犯错误的。“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当然，高正先生若坚持己说也未尝不可，因为在学术上每个人都有这种自由。 我对高正先生的意见是，虽然你声称我们是“朋友”，朋友之间也还是讲些礼貌为好，无论我们是在哪里学的历史，都首先应该学会尊重他人。作为朋友，我想对高正先生说，在这方面阁下是有所欠缺的。对我可以不说，譬如对贵同校的前辈名师楼宇烈教授，不过关于一两处古籍校释的歧见，也上纲上线，说什么“雖未必嚴重到能禍國殃民，卻也實在於世無補了！”我还是那句话：在学问上，无论多大的学者皆可能有所知，有所不知。我们需要的是虚心扬榷、平和讨论的精神和态度。这种精神和态度远比个人的一点研究发明更有价值。因为我们个人的一点“萤光”不可能照遍大千世界。此理未知高正先生以为然否？若以为然，我们握握手，照旧是朋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