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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学是儒学中的重要一派,具有明显的独尊儒术特征。对此,笔者已在《关学的独尊儒术特征》一文中详论过,兹不赘述。李二曲是关学晚期的主要学者,其思想有代表性。简要来说,他的思想突出两方面内容:真儒论和儒学适用论。 李二曲对儒学可以说是条分缕析,层层剥离,最后强调做儒要做真儒。在他看来,儒家绝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可分的。从大处来看,儒宗、儒教、儒林,是指儒学整体而言的。什么是儒?李二曲的解释是:“儒”字从“人”从“需”,言为人所需也。道德为人所需,则式其仪范,振聋觉聩,朗人心之长夜;经济为人所需,则赖其匡定,拯弱亨屯,翊世运于熙隆;二者为宇宙之元气,生人之命脉,乃所必需,而一日不可无焉者也[1](P450)。但从道德和经济两方面来看,前者为体,后者为用,“道德而不见之经济,则有体无用,迂阔而远于事情;经济而不本于道德,则有用而无体,苟且而杂乎功利”,因此仅有一方面,就不能算做儒,起码不能算做“全儒”。他反对“各居一偏,终非全儒”之“儒”,而提倡“道德经济备而后为全儒”。在另一个地方,他又说:“德合三才之谓儒。天之德主于发育万物,地之德主于资生万物,士顶天履地而为人,贵有以经纶万物。果能明体适用而经纶万物,则与天地生育之德合矣,命之曰儒,不亦宜乎!”所以,“能经纶万物而参天地谓之儒,务经纶之业而与天地参谓之学”[1](P120)。 但是,从现实社会层面来看,人们并不这样要求。所以,凡是读儒书,言儒言,冠儒冠者,都算“置身于儒林”,“以儒自命”[1](P450)。这样就使“儒”的范围相当宽泛。从时间方面来分,有“昔儒”、“今儒”、“后儒”;从褒义方面来分,有“大儒”、“巨儒”、“业儒”、“世儒”、“宿儒”、“吾儒”、“全儒”、“名儒”、“君子儒”、“高儒”、“真儒”;从贬义方面来分,有“俗儒”、“腐儒”、“霸儒”、“小儒”、“小人儒”、“应付儒”;不一而足。李二曲要人们做“真儒”和“君子儒”。 真儒与君子儒是同类概念,应付儒与小人儒是同类概念。它们之间的区别是:一为大而通,一为拘而滞;一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一为反是;一为喻于义,一为喻于利;一为实心实行,一为色取行违……[1](P450)李二曲指出儒家有自己的异端:儒外的异端,儒内的异端,都对儒家造成危害,而内部的异端危害更大。他指出,孔子对异端剔然有感,故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孔子时的异端就是“乡愿”。战国时的异端,有告子、许行、庄周、邹衍、邓析、公孙龙子,而杨朱、墨翟的“为我”、“兼爱”“尤为世所宗尚”。汉唐以来的异端,有托老子行世的魏伯阳的仙术、张道陵的符,而佛教五宗密布,禅宗盛行,自然也是异端。对儒外的这些异端,虽然“其危害何可胜言”,但程朱辟之,“人始晓然于是非邪正之归”,“不至生心害政”。生心害政的是儒中的异端:“盖吾儒之学,其端肇自孔子,思孟阐绎,程朱表章,载之《四书》备矣,无非欲人全其固有之良,成己成物,济世安民也。……否则止以荣肥为计,其发端起念,迥异乎此,与《四书》所载,判然不同,非吾儒中之异端而何?”这种异端“生于其心,害于其事,发于其事,害于其政”,甚于洪水猛兽,其害“深而难距”[1](P436)。 李二曲提倡“真儒”要“明体适用”。他说:“穷理致知,反之于内,则识心悟性,实修实证;达之于外,则开物成务,康济群生。夫是之谓‘明体适用’。明体适用,乃人生性分之所不容已,学焉而昧乎此,即失其所以为人矣!明体而不适于用,便是腐儒;适用而不明于体,便是霸儒;既不明体,又不适用,徒灭裂于口耳伎俩之末,便是异端。”[1](P120)所以,“明体适用,乃吾人性分之所不容已,学而不如此,则失其所以为学,便失其所以为人矣”[1](P401)。可见,体,指的是明道存心,明体,就是在道德修养上下工夫;用,指的是经世宰物,适用,就是在治国平天下的具体事务上下工夫。所以,不管是明体也罢,适用也罢,都突出了儒学的实用性。但在道德为体方面,古今儒家的主张并不一致,“或以主敬穷理标宗,或以先立乎大标宗,或以心之精神为圣标宗,或以自然标宗,或以复性标宗,或以致良知标宗,或以随处体认标宗”,虽然有区别,但在他看来,“要之总不出悔过自新四字,总是开人以悔过自新的门路”[1](P3)。 在李二曲看来,悔过自新的理论基础是人人都有的良心。良心,也称灵原、天良、心。他认为,人“形骸有少有壮,有老有死,而此一点灵原,无少无壮,无老无死,塞天地,贯古今,无须臾之或息”,“人人具有此灵原,良知良能,随感而应”[1](P18)。“良知即良心也”[1](P128),“夫天良之为天良,非他,即各人心中一念独知之微,天之所以与我者”[1](P144),人为学的目的,就是要发明这种良心,所以他说:“论学于今日,不专在穷深极微、高谈性命,只要全其羞恶之良,不失此一点耻心耳。不失此耻心,斯心为真心,人为真人,学为真学,道德、经济咸本于心,一真自无所不真,犹水有源,木有根;耻心若失,则心非真心,心一不真,则人为假人,学为假学,道德、经济不本于心,一假自无所不假,犹水无源,木无根。”[1](P491)悔过自新就是要使此心澄洁,这也就是修身的目的所在:“修身当自‘悔过自新’始,察之念虑之微,验之事为之著,改其前非,断其后续,使人欲化为天理,斯身心皎洁。”[1](P407) 为使悔过自新顺利进行,李二曲提出了一系列方法。其中最主要的有两条:一为立志。“立志,当做天地间第一项事,当做天地间第一等人,当为前古后今着力担当这一条大担子,自奋自力”[1](P46)。李二曲认为立志最根本的是脱俗,“大凡立志,先贵脱乎流俗。是故行谊脱乎流俗,则为名人;议论脱乎流俗,则为名言。果能摆脱流俗,自然不埋于俗、安于俗。而不思脱俗者,斯其人固已惑矣;欲脱俗而又欲见信于俗,则其惑也不亦甚乎?”[1](P119~120)脱俗就要矫正时弊,其门人王心敬在《南行述》中记载: 一友谓:“世路崎岖,日趋日下,奈何?”曰:“世路固日趋日下,而自己跟脚,则不可不坚定,中立不倚, 毫无变塞,方为强哉能矫。否则,人趋亦趋,随俗浮沉,见粉华靡丽而悦,遇声色货利而移,如是,则虽日日 讲道德,谈性命,不过口头圣贤,纸上道学,其可耻为何如耶!”[1](P7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