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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主席考察曲阜，是1949年以来文化事业方面一件大事。1949年以来虽然有一些国家领导人来过曲阜，但是，像习近平这样专程来到曲阜视察，并且对孔子儒学作出全面而深刻的讲话，建国以来这是第一次。 11月26日上午，习近平主席在孔子研究院考察时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必须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激发人们形成善良的道德意愿、道德情感，培育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提高道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践行能力，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 如果结合8月份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的讲话，我们发现习近平的儒学观有一以贯之的内涵。习近平主席强调:“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对我国传统文化，对国外的东西，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曲阜讲话精神、四个“讲清楚”与“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强国，其中的含义传达出几点信号： 其一，国家文化方针变革。众所周知，1949年之后，我国在文化建设上奉行的方针是“破旧立新”。以孔子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旧文化、旧知识”，是批评与否定的对象。因为有“破旧立新”文化方针的指引，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发生在文化环境层面顺理成章。目前，我们有理由相信国家文化建设方针已发生了重大改变； 其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变革。对待以儒家为代表的五千年优秀文化传统方面，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文化道统”的继承者和弘扬者。 其三，重新论证执政党存在正当性。“文化道统”是执政党政权存在正当性的文化基础。“中国梦”应当与“文化道统”对接，古往今来，任何一个民族如全面否定并割断自身历史文化传统，只会陷于民族沉沦，不可能有民族复兴。 围绕以上三点核心，我选择两个角度，谈两个问题： 首先，在我看来，2012年12月中央批准建设的曲阜“文化特区”，是国家文化方针和意识形态的变革的具体表现。从2010年开始，我和杨朝明、马磊、吴霁文四位同志在山东省政协会议上提出《关于设立曲阜“中国文化特区”的建议》的提案，2012年初九三学社山东省委员会在省政协十届五次会议上提交《建议设立曲阜“文化特区”》的提案，2012年5月17日，济宁市委市政府正式提出了建设“曲阜文化特区”的设想与意见。7月4日下午，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和“山东人文社科研究协作体”召开“曲阜与中国文化特区建设研讨会”，邀请省内各界专家学者围绕“曲阜文化特区”建设进行专题研究。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副院长王学典教授主持会议，省政协委员曾振宇作了主题发言。与会代表一致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社会已经走到了一个新的重大转折关头。如果没有中国本土五千年优秀文化作为新的动力，中国的政治、经济和道德文化的发展，缺乏目标与方向！2012年7月5号《中华读书报》发表了曾振宇撰写的《曲阜文化特区，“特”在何处》的长篇文章，新华社等主流媒体纷纷加以报道，曲阜与中国文化特区一事已成为全社会讨论的一大热点。2012年12月5日,文化部与山东省政府在济南签署《关于合作推进文化强省建设框架协议》,其中建设曲阜中国“文化特区”已经纳入议事日程。2013年1月下旬，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山东省第十二届一次会议上，山东省省长姜大明在《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大力“推进文化经济特区建设。”从2013年4月开始，文化特区已全面进入建设阶段。 从世界文明史进程分析，一个大国的崛起要三足鼎立才能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制度变革。三者缺一不可！ 中央同意建设曲阜文化特区，对中国文化建设与中国社会发展走向产生的重大影响，或许不亚于1979年深圳“中国经济特区”的设立。1979年深圳经济特区的设立，标志着中国开始走向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之后，2012年曲阜文化特区的设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化道路与方向的确立。换言之，曲阜文化特区的设立象征意义大于物质意义，文化特区是要从根本上回答一个深层次问题：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现代世界”、“现代国家”？是美国的“现代国家”？还是日本的“现代国家”？中国人有没有自己的“中国道路”与“现代国家”？如果存在有别于“英格兰道路”的现代世界，那么“中国道路”的“现代国家”存在的文化基础和道德依托何在？如果能够从五千年文化传统中寻求哲学与道德文化资源，那么中国就存在内生性的现代化，“中国道路”与“现代国家”成为可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