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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按理来说，二十世纪宗教就没有什么存在的理由了，它的政教合一、它的那些奇迹都可以在宗教之外得到自然科学的解释，它就应该退出历史的舞台了。可是后现代主义者发现，情况好像不是这样。实现现代化之后，人们还是要表达自己的感情。这就是说宗教以前错误地把科学、哲学、政治等当作自己的奴仆。现在奴仆解放了，宗教就应该去做自己的事情，那就是帮助人们表达一个终极关怀，而不是具体地处理政治、经济、科学或哲学问题。所以在西方，你可以看到一个科学家同时是一个宗教徒，一个哲学家可以是一个基督徒，这让中国人觉得不可思议，以为这三个东西一定是统一的。殊不知，这三个东西，在中世纪是被宗教神学给混淆了。宗教的专制主义把人类其他的思想活动都控制在它的下面，过界击球，犯规了。而现在的情况似乎又要走到另一个极端，在人类极度迷信科学技术的状况下，我们都可以不用生孩子了，自体克隆就行了。这样一来科技又成为一个专制的东西，或者政治成为一个专制的东西。面临这种极端的情况，后现代主义者就在反思：是不是把宗教和哲学、科学、政治区别开来，宗教自身就没有价值了？ 显然不是这样，宗教有它自己在人类精神生活中的准确定位。19世纪上半叶有个法国思想家叫托克维尔，他到美国考察，发现美国的教堂好像比银行都要多，他觉得很奇怪，后来就把自己观察和思考的结果写成一本书叫《美国的民主》。他觉得很奇怪，法国人把自由女神像送给了美国，可是美国没有像法国那么动荡，美国社会很平稳，整个美国的制度和美国的社会一直都向前发展。可是法国就不一样，法国崇尚自由主义，是最反对天主教的，法国的动荡相当厉害，法国人好像没有一个稳定的价值标准，然而法国的人文主义应该是说最彻底的。那么也就是说，宗教中还有一个东西，是人文主义和社会革命不能彻底取代的，那是什么东西呢？到现在已经看清楚了，通过后现代的洗礼，发现宗教、哲学和科学，都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宗教中强调有一个造物主绝对存在，他可以造出其一切对立面的东西。在西方，你要用一个东西表达点带情感色彩的话，你会说poor creature（可怜的受造物！）。这就是将任何存在的东西都当作creator(造物主)对立面的受造物，都是跟这个creator对立的。把宇宙万物看作是一个整体，你可以想这个宇宙万物有一个对立的东西，永恒的东西就帮助你来判断宇宙的总的特点是什么。逻辑上逃不出他的对立面，这就有一个contrast between creator and creature(造物主与受造物的对称或比较)。你会听到西方人讲任何东西时都说creature，倒霉的时候就会说，The poor creature(这个可怜的东西)。这就是宗教，因为它蕴涵了造物主与受造物之间的必然性和终极性的逻辑。 现在我们来讲与西方宗教文化相关的科学。我们经验世界中的一切物体、一切现象都处于不断运动和发展中，动来动去、变来变去，我们每一次的观察结果都不一样。科学家来看这些运动变化的物质是要发现些什么东西，是要发现它们背后藏着的永恒不变的规律。这个规律可能就一个，可是此规律却可以解释它对立面的千变万化的物体极其运动。就像宗教中的上帝作为造物主可以解释其对立面的宇宙万物，科学恰好也借鉴了这个办法，我要想使我的思想具有神圣性，我一定要在这个千变万化的东西的背后发现一个永恒不变的东西，这才是我比别人高的地方，如果我仅仅是看到一个变化，那我就是一个很拙劣的观察者，不是一个科学家。科学家是看到几个这样的变化，他马上就能找到（其中的规律），就像牛顿看到苹果掉到地上，马上就去思考并发现了万有引力；通过万有引力，可以解释无穷多的物体运动变化现象。“万有”、“永恒不变”这些都是宗教赋予上帝的性质，这是科学借鉴宗教思维的地方。但是一般人的观察达不到此，这就是科学。类比宗教的思维说：上帝是“宇宙规律的制定者”（law-giver）；科学家就是“宇宙规律的发现者”（law-discoverer）； “规律的制定者”是蕴涵在“上帝是造物主”（God as creator）的逻辑里的，而“规律的发现者”是靠观察、实验和推理，但前提是假定“规律”已经存在，所以不是“发明规律”（inventing laws）。因此，从自然规律的“设定”中就可以看出宗教与科学的逻辑关系。 哲学呢，哲学也是在一切现象中确立现象背后的本体。像康德讲的，哲学是在一切现象中确定现象的本体。你可以说哲学描述的任何一个现象都是一个thing(事物)，但它决不是背后的藏着那个规律—thing-in-itself(物自体)。只有通过“事物”而发现“物自体”才能说明哲学。可见，哲学、科学和宗教这三个方面都有一个共性，都要假定有一个客观的永恒不变的东西，在科学叫规律，在哲学叫本体，在宗教叫做上帝。可是，他们的对立面是什么呢？宗教管的最大，万物都是被它支配的；科学管的相对要少一点，只能就观察到的那些物理化学现象寻找并确定规律；哲学是推论的，只要假设对面是一个东西，你把它叫做thing, 那它背后就一定藏着一个规律(thing-in-itself)，这就是哲学的思维规律。佛教里有一个很好的讲法，叫做“三法印”。佛教说你要找的最高级的真理就是藏在各种物体背后的运动规律。印度人说，最能替科学作解释的就是佛教；他的依据就是“诸行无常”，这好像是个物理学的描述。就是任何物体，都处在运动变化中，与跟时空有关系，各种各样的物质元素，甚至跟观察者的心情和状态、认识水平不一样，都是变动不居的。“诸”就是很多种，“行”就是运行当中的东西。物理上很多东西变来变去，科学家为了计算方便，就假定它有一个常数，有了这个常数再去计算变数，那么这个常数就被描述成规律，所以叫“诸行无常”，“常”就是规律性的东西，是藏在各种运动中的事物中的。你只看运动的现象就容易被迷惑，因而揭示不出这种恒定的规律性。一个科学家要通过追寻找事物运动背后的规律。第二个是“诸法无我”，这不是科学而是哲学的一个描述。任何一个“法”，—这个法不是我们说的法律，也不是办法，而是佛教所说的表现出形状的现象事物，所以表象的事物就叫“法相”，“法相”是虚幻的，背后有真正的东西，那就是“心识”，所以相信这个“法相”世界是由精神性的规律支配的，这就叫“法相唯识”，有一个很哲学化，甚至科学化的宗派就叫“唯识宗”或者叫“法相唯识宗”。就是玄奘去印度取经带回来加以传播的那一支派。我们看到的东西都是“法相”，它是一个具体的东西，能看到。“诸法无我”，是说你可以看到具体的东西—“诸法”，但却找不到其核心的规定性—“我”（“我”不是人体，而是佛教说的“自我本质”），我们知道各种事物的现象，但是却不能保证知道现象背后的自我本质，不知道其本质的规律。犹如构成事物的分子后面藏着原子，原子后面藏着夸克，一直藏下去。你发现了一个东西，被你解释了以后，仍然不算穷尽，它后面就还藏着一个东西。各种“法相”都不能表达出它自身的规定性。就像康德讲的，法相只是things,它们的背后还藏着things-in-themselves。哲学上说，人就要追求一个“我”，这个我不是指人,是指物体中那个最核心的最本质的东西，跟现象对立的。“我”恰好不是人，如说“要实现自我价值”，这个“自我”不是指现象的人，是这个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基本的东西。那是什么东西呢？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人“丧尽天良”，那他就不是人了，但是他还是个动物，还是个生物学的人。那个“天良”就是哲学上讲的“我”。所以，要回答“天良”的问题我们就又回到宗教上来了。所以在西方宗教、哲学和科学是很难截然分开的。在西方的宗教传统中，“天良”可以表达成一个崇高的规律，或者叫“道德律”，是像上帝一样一成不变的规律，上帝用他的自由意志或者逻辑造了我们人，上帝又用他的神性造了万物，这样人和受造物便都被上帝赋予了神性，那就是人和万物的终极“自我本性”，所以人和万物里面的那个“我”都是可以和上帝相通的，你要是认识到了这一点，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中国传统的哲人把它叫“参天地之化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