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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康德还讲了一个例子，我们现在翻译也没有翻译出他的意思来。因为我们还是不懂西方人的宗教情怀—我们老假定自己是没有宗教情感的，中国人是不信教的，就不会去按宗教的价值观去理解这个问题，所以到现在还没有人把它准确地翻译出来。康德说道德律是什么东西，比如有一个人跟你说，他首先是一个动物性质的人，是一个生物的人，所以他受动物律的支配，他好色而没有办法自控。康德说那好吧，你好色就给你提供一切方便好色，因为你说生物规律没有办法抗拒，那就给你提供一切环境让你去好色，同时告诉你给你提供最好的环境的那个房子的门口给你放了一个绞刑架，意思是好色完了之后就接受社会法律规定的死刑，然后这个人看到了就会马上告诉别人他一点也不好色，说生物律太容易克服了，一点都不重要。我不好色，他就走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他在比较生物律与社会法律之间的利害关系；法律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你享受了这个权利，就要履行一个相等的义务，你破坏了别人的权利，你就要去履行赔偿别人的义务，赔偿别人就是掉脑袋，所以他马上说我一点都不好色，他就从绞刑架走出来了；然后他的对面有站着个国王，他有无限的权威，有一个正人君子，大概是整个国家中最好的正人君子，但是他得罪我了，我要杀他，我杀他要有一个合法性，要有一个在法律上的理由，就是要你作伪证，你随便作一个伪证，这个伪证足以把他判处死刑。让你来做这件事情，你如果不做，我就杀你；如果做了我就饶你一条生路，因为你已经看到那个绞刑架对你的影响有多大。这个人就说我不能马上回答你，我要考虑考虑。康德就说，他考虑什么，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但是他说他要考虑，他瞬间的犹豫就说明他还被另一个规律支配着，这个规律就是道德，这就是孟子说的人有恻隐之心。恻隐之心是没有什么道理可以讲的。是什么？就是天上的星空所代表的神圣性和你脑袋里的道德律，就是那个最后的人文关怀。这个规律说大是最大的，说小也是最小的。它是把最大和最小统一在一起的，就是“天地良心”。这就是人的各种各样的关切的极限。从康德这个例子你就能看出，这是你脑袋里最小的也是最核心的一部分，这个翻译我就想星空和道德律翻译成什么，翻译成“天良”就好了。孟子就讲一个人丧尽天良，就已经不是人了，人之所以是人，他是有感情的，利用宗教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在这个意义上讲，他的道德律是怎么表现的？就是通过一个宗教的问题。所以在美国会说这是church（教堂）所象征的价值体系。中国人会说教堂反映了中世纪建筑技术、力学结构技术、建筑材料锻造技术，还有玻璃的染色技术，还有绘画技术，还有文学的故事之类的。中国人看到一本本的历史书就不得了了，中国的文化真是不得了，我们有二十四史，地方有地方史，每个时代的大学问家都写上千万字的书，这多有文化！西方好像没有哪个人写了几本著作，国家也没存几本书，但是你去进西方的教堂，你进一个中等的教堂，像你读中国书那样仔细，你发现你一天都走不出来，因为里面的信息太多了，它要表达的东西太多了，所以美国人说教堂是美国公民的道德孵化器。道德、伦理是从那个地方孵化出来的。所以康德就说，人为什么在那一瞬间会犹豫，因为在那个瞬间，有一个东西把他和上帝联通起来了，不是证明上帝是什么东西，而是要有一个神圣的假设，那个天良。西方包括康德这样的科学主义者，都会解释宗教在人文启蒙之后还有什么意义，是保证道德的意义，这就是美国人说的“教堂是公民的道德孵化器”。所以西方人说，we are the nation of one book,我们是一本书的民族，就是一个人从生下来，从生下来就是有原罪的，所以要到教堂去洗礼。美国人在选举的时候会开玩笑说，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是一个baby kisser ,是一个亲小孩的人，为什么亲小孩呢，因为可以得到八张票。他说，If you are a baby kisser ,you are sure to get eight votes.我当时怎么也算不出有八张票。你看小孩的父母可以被你感染，投你两张票，小孩的外祖父母也可能被你感染，又投给你两张票，就有四张了对不对，小孩的爷爷奶奶也可能被你感染，这就是六张了，哪来的八张呢？后来他就告诉我，还有教父教母，就是教堂里面还认了一对心灵上的父母，那两个人也可能投票。所以在美国的政治家会组织妇女把小孩抱到竞选的场合，他去一个个亲孩子，这就是他们的PR，public relations（公共关系）。现在都是传媒政治，大家都看得到你的表现，不是你去逐步传播，马上从这个image里就能看到，所以你就要去制造imageship。去站在9.11的废墟上跟救火队员聊天，政治家要跟这个baby kisser在一起，发洪水要站在抗洪的第一现场，去那个地方跟大家一起抗洪，这就是imageship，如果没有传媒的话，这个东西没有必要，因为它起不到任何作用，这就是一个modern politics(现代政治)要做的事情。baby 从生下来到死都要和宗教联系在一起，结婚当然也是，结婚要做一个道德的见证，而不是法律的，因为法律上你去民政局登记一下就算了。但是结婚是一个有宗教含义的神圣性的东西，一定要在教堂里面，教堂决定你的道德和传统。所以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跟我说，旧时代农村的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如果没有经过一个父母和媒人的介绍，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两个人就私奔了或者在一起了，那就是大逆不道。我们的电影里还会放一些旧时代的处理办法，就是把这对男女放在笼子里沉到水里淹死，或者是赶出这个村寨，这是很残酷的世俗法则，而且还认为这是伦理的。他说西方人不一样，十六、十七世纪的小说里就有这个情况，如果在乘船的过程中有一对男女好上了，跟父母没有关系，就是在乘船这个过程中，船上的年龄大的人就会马上告诉船长，让船就近靠岸，找一个教堂，举行一个仪式，祝福他们。要是中国人肯定就是扔进大海了，宗教对他们有一种道德含义和文化含义。美国人打仗都要带随军牧师，因为从逻辑上讲，人是上帝造的，你死的时候，听到的最后一句话（还应该是上帝的话，当然由牧师代言），叫做from ash to the ash（来于尘土，归于尘土）,你是上帝用泥巴做的，你还会变成泥巴；如果你不回到那里去，幽灵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做野鬼去了，那也很难受。它有一个假设，就是在野鬼孤魂会地狱里受永火的煎熬，这很恐怖。所以从伦理上讲，都有一个随军牧师跟着，在人死的时候，帮助死者的灵魂回到上帝的天国去。因此，一般人都愿意葬在教堂的墓地里面。中国人大概没有随军牧师，大概有指导员之类的，他也是在做思想工作。中国人把终极性的归宿叫做天，一个人死了叫做一命归天，或者架鹤西去，说得都很好听。实际“西去”是什么，就是到天那里去了。人命关天也是这样的，你这个命也是天给你的，最后你回去，就是归天，又回到那个地方去了。所以天实际是表达感情的东西，上帝实际是神，中国人为什么把它翻译成上帝，就是因为中国人的天是在上面的，有同样的意义，既然天在上面，就把西方传来的宗教叫做“天主教”，翻译的时候也是参照了中国的这些东西。司马迁讲的很有意思，司马迁说天就是人的开始，父母者人之本，人穷则反本，这个“穷”不是贫穷，而是我们推一个问题推到极限，就是宗教讲的终极关怀，人要把自己所有的问题推到终极的时候，你就要去找那个“本”，“本”当然就是你的父母或者祖先了，祖先是从哪来的，还是从天这里来的，所以生物学的这个极限到了，你就会下意识的去喊，喊未尝不呼天也。做手术的时候，如果你没打麻药，疼得时候就会喊爹喊娘，喊爹喊娘从生物学上来讲并不能解决问题，还是疼，但是你还是喊，这些都不是一些必然的科学规律，但人表达情感是要这样说。所以西方宗教的creator ,law giver跟我们天地祖先也是一样的，天把我们演化出来，首先演化的是我们的生物意义上的父母。农村里面把父亲，和天有关的叫做“乾”，母亲与地有关的，叫做“坤”。小时候我到农村里去玩，有一个人跟我讲话，我没有听懂，要她再说一遍，她的丈夫就不高兴了，说她是“坤道人家”，不要听她的。知道么，他说他的妻子是“坤道人家”。坤就是那个乾坤中的坤，乾不是天吗，坤是地，一个在上一个在下，他的丈夫就说他的妻子是个坤道人家，乾是上面的，坤是下面的，所以他就认为他比他的妻子高明很多，他把一个生物学的概念演化为一个伦理学的概念，他说你不要听她的，她没有什么道理可讲。那么司马迁也说，人是怎么来的，天把我们这些人生下来，不光生了人，像西方生了人之后也给他一些law,也给他一些规则，天将降下民，做之君，做之师，给他派了国王，派了政治领袖，政治领袖的权利叫什么，叫君权神授，皇帝说君权神授，就是说我这个权利是天给的，就是天把人降下来，又给他一个政治领袖，就是君权神授，然后再给他指定道德教师，道德教师就是你信仰它的时候多少信点伦理，不像物理学的规律一样，你没有必要崇拜它们。但是伦理的东西不一样，是要人崇拜的，这是道德楷模，而不是自然规律。就像孔子一样，宋代的人讲孔子，说天不生仲尼—说孔子不是人生的，是天生的—万古长如夜，中国永远是黑暗的。所以我到中东去讲学，有的教授非要跟我讨论论文，就问我，你们的圣人是不是处女生的，我说我们这个圣人不是处女生的。他觉得奇怪，就问：那么你们崇拜他又没有奇迹，这可能吗？跟科学规律不一样，因为耶稣是处女生出来的，是玛丽亚生的，她还没和约瑟结婚，她就生孩子出来了，而且生在马厩旁边，那么这就是一个奇迹，是违反生物学规律的，这样才是一个神。而我们这个孔子，到底怎么生下来的，有很多的传说，他肯定是一个男的和女的生的，但是这个男的和这个女的生的时候和别人不一样，因为他的父亲已经很老了。为什么要跑到一个山丘上面去生，如果是一个很正常的婚配的话。所以孔子又叫孔丘，为什么叫丘，因为他妈妈在一个小丘那里生的他，为什么要跑到那里去生？ 这就是一个悬案了。到了宋代，儒家的人就说，孔子是天生的。他是一个很老的贵族和一个很年轻的女性生的，而且肯定有不合适的地方，不能在家里面生，才跑到一个山丘生下来。西方人根据玛丽亚生耶稣的传说，就问我你们那个圣人是哪个处女生的。好像孔子的母亲并不被人推崇，但是玛丽亚是很受推崇的，所以他就一定要确认孔子的母亲是谁。这个我就没跟他解释清楚，我说这个可能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确实也没把这个问题解释太好，就是为什么要到一个山里去生孔丘。我们结婚也是一样的，西方人结婚要到教堂，叫神来作证，我们结婚则拜天地，叫“天作之合”。实际上生命是从天地来的，你要先拜天地再拜父母。骂人也是这样的，骂你的祖先是一件很厉害的事。你要是没有宗教感，这是无所谓的，撬祖坟也是无所谓的事。以前宗教文化传统明显的时候，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所以说中国人没有宗教情怀，我觉得是说不过去的。为什么其他省一级的地方不建天坛地坛，为什么要在北京这个地方建。就是因为天坛地坛是皇帝祭的，只有皇帝才能管，因为他是天子。中国人把自己的叫天民，天的人民，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的法律和民权也是根据天来的，有其特殊的神圣性，大家都从天这来的。皇帝也是奉天承运，他官再大，也还是天的儿子。皇帝是天子，老百姓是天民，如果他是天子，你是天民，在某种意义上你并不比他低，所以中国老百姓要造反，在法理上跟西方一样都有依据，所以中国人造反的次数并不比西方少。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宗教的终极关怀给每个民族赋予了同等的权利。西方说的人权，西方的自由民主和法权，是从哪里来的，它也是假定这是宗教给定的，基督教给定的。基督教说，上帝造人的时候都是生而平等的，we are equally created by god.上帝造人是平等的，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就赋予了我们许多不可转让的权利，生命权、自由权、追求幸福权，这些是不可转让的（unalienable rights），它的神圣性就是从天这里来的。西方人骂人或者诅咒人最厉害的就是god damn或者得不到god bless，就是上帝不保佑你，那你就完了。我们骂人骂得很凶的话，就说“数典忘祖”，那就是骂得很厉害的话。我们骂台湾的陈水扁、吕秀莲，政治上骂他们，他们好像无所谓，但是我们就想了一个民族感情很重的话去骂他们，说他们“数典忘祖”，现在我们不这样骂了。为什么？ 因为我们自己发现这是很有问题的。台湾的人就跟我说，你们怎么这么笨，怎么能这样骂台湾人呢？他说，我们每年都要祭奠孔子，我们根本就没有忘记祖先。你们每年都祭奠马克思，那是一个德国人，他哪是你们的祖先啊。他说你们以后不能这么骂了，现在我们已经不这样骂了。你看，我们现在不再骂数典忘祖了。要是马克思也是中国人就好办了。就像佛陀，是个印度人。研究道家的人就说，老子西出函谷关，莫知所终。老子从西边出去后，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到印度去了，到印度去教佛陀去了，叫“老子化胡”。中国人说，之所以马克思好，是因为它符合中国的国情，因为中国人把他中国化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人信仰它、祭奠它就没有问题。如果还是德国人的那些东西，或者犹太人的那种东西，那我们的民族感情上就很难接受，所以佛教完全中国化之后才成功了，马克思主义也一样。现在世界上有三种大的信仰体系，一个是西方人的信仰体系，是从中东这里发展出来的，叫亚伯拉罕信仰体系，就是由耶和华、耶稣、安拉组成的人格化的神学体系（当然许多伊斯兰教的学者不承认安拉是人格神，他们所“真主”是逻辑的理性神），亚伯拉罕体系，西方人都是他们的子孙，第一代是犹太人，第二代是基督徒，第三代是伊斯兰教徒，都是这样一个从中东信仰传统中演绎出来的系统。但是，它们之间也有不同，就是在耶和华这个时代，犹太人认为耶和华是一个绝对的存在，是一个看不到的东西，当然，这是把人无限放大的东西，跟人没什么关系。而这样一个绝对的跟人没有什么关系的东西，人就很难长期的信奉他。就容易产生一种排外的思想，就是只管犹太这一小族人，叫做“上帝的选民”，所以你看犹太人到现在都有这个问题。我只关心我犹太人，其他人我不关心，因为耶和华只管犹太人，他是犹太人的“义神”，神应该是“博爱”的，哪能只对犹太人讲哥儿们义气，而不管其他民族呢？他只关心犹太人，他只把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分给犹太人，流着奶和蜜的地方，就是迦南这个地方，其实也是其他人的地方，他硬是给了犹太人，犹太人就从埃及跑过来，从伊拉克跑过来，摩西这个先知带着在法老控制下犹太人跑回来。还有一支，巴比伦之囚，巴比伦国王把他们逮住了，波斯把巴比伦打败后，又把他们放回来了，这些囚徒又跑回来了，跑回来后他们就想一定是上帝帮了他们。犹太人觉得上帝只选了他们，他们是上帝的选民。第二，上帝只给他们一块地方，那块地方叫做“应许之地”（promised land）,他们是“上帝的选民”（chosen people），上帝专门选他们并将一块“流着奶和蜜”的地方神许给他们。这样看，耶和华就很狭隘，他只管以色列人，那么这么狭隘的东西怎么能和宗教统一在一起呢？ 以前的科学也叫自然哲学—也可这么笼统的讲，叫科学求真，艺术求美，宗教求善。善就是博爱，你只管这一小撮人，这个地方就封给他们，其他人不能在这个地方，实际上你这个神就违反了你自己的宗教的基本概念，不是博爱，是一个很偏执的爱，只爱犹太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要把这块地留给犹太人，这是很不符合历史现状的，所以这就是犹太教。后来罗马帝国占领了这个地方以后，希腊的马其顿帝国也被灭了，希腊的哲学家就到处乱跑，希腊的哲学家就把柏拉图的概念带到这里，柏拉图说有个神圣的东西，一个绝对的理念，但是我们是怎么知道这个理念的，我们知道了许多现象，知道的多了我们才发现里面藏着个不变的东西，就像物理学家观察物理变化一样，这些物物理的物体，动来动去，它为什么动，里面有没有规律，它背后藏着个东西。你认识到里面藏着个东西的前提是，你观察了许多物理现象。犹太教的上帝是一个启示性的神，你不要观察这些现象，有一个先知，他莫名其妙的就先比你们先知道，然后他把上帝的信息，就启示给你们，所以叫启示性宗教。启示性的宗教，只靠一个先知来启示神的话，这个先知就可以胡说八道，既然他胡说八道，就要带着他的私心杂念，他就不可能表达宗教的博爱，这就是一个矛盾。那么马其顿被罗马帝国毁灭了之后，哲学家就到处乱跑，他也要找一个他的哲学被别人接受的方式，那么犹太人觉得我们要在罗马帝国的范围内生存，我们要有一个只保护我们的神才行，不让别人也有一个保护他们的神，不跟别人沟通，别人怎么会接受我们呢。罗马靠一个罗马法管，而且当时只有市民法，没有关心帝国境内众多民族的“万民法”，犹太人是靠旧约，就是亚伯拉罕和上帝签的一个合同，他的旧约的核心部分也叫做律法书，就是他们的法律，这边是罗马的法律。所以那个时候讲法律，有罗马法,有犹太人的律法，戒律就叫law，犹太人解释这些戒律的比先知低一点的叫“拉比”，他们是犹太人的律师，而罗马人的打官司的人，一定在前面加一个Roman ,叫Roman lawyer,那么，旧约的律法书里也在讲不准杀人、不准偷盗什么的，你打瞎他的右眼，就把你的左眼打瞎，你敲掉了他的上牙，他就可以敲掉你的下牙，这是an eye for an eye , a tooth for a tooth（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就是旧约的律法书里面讲的，你做任何坏事或者好事，都有一个invisible hand，上帝都有一只“无形的手”在那儿控制着，他将来会把你抓起来，市场经济需要一个invisible hand来掌控，社会上的法律也是个invisible hand，他也会抓你，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套东西并不适合于罗马人，不适合于希腊人。怎么办？逃到希腊、罗马的犹太人，想要生存，就要变革自己的宗教。约翰、耶稣就开始变革，犹太人就开始杀他们，说我们的传统宗教是比较严谨的，你们这些人变得先知不像先知，托一个梦可以让一个女人生孩子， 生出来你就是神了，因为先知是摩西，怎么变成你约翰也是先知了。约翰自认为比先知还厉害，要改革这个宗教。世界有个名画，可能是莫罗作的，叫做“施洗者约翰的头”，就是一个舞女因为喜欢约翰而没有得逞，就请暴君希律王答应她的请求，将约翰的头砍下来欣赏，用一个盘子托着约翰的头。这个女的很喜欢约翰，但是约翰因为有一个神圣的使命，他是神的孩子，他才不关心世俗的事情，他要救好多人，他才不会为一个女子而约束自己。所以，莎乐美得不到活的约翰，就要死的。约翰是谁，是耶稣的堂兄；耶稣也得到这一个启示，也被说成是处女生的神子，这样很多人也信他，他就带着他的十二门徒到处传教。他的十二门徒中有一个叫犹大的背叛他了，就是最后的晚餐里画的那个手捂住钱袋子的那个人，他大概是为了三十个金币出卖了耶稣。实际上罗马人并不想杀掉耶稣，罗马人虽然不喜欢他，但也并不想杀他，因为罗马人管理这个社会靠法律就行了，可是犹太人的法律是犹太教，要是有很多人不信这个法律的话就得散伙了，就变成罗马人了，这对犹太人来说是很恐怖的。所以他们就千方百计想把耶稣害死，耶稣就带着他们的门徒，马可、彼得、保罗这些人四出传教。所以西方很多人的名字都是仿照十二圣徒来取的，当然大概没有人愿意叫“犹大”。文化稍微高一点的觉得都取圣徒的名字太多了，也没有个性，还不如取一个更好一点的，像康德的名字，列维纳斯的名字，都叫“依曼努尔”（上帝保佑的意思）。但是无论如何，这些名字是跟宗教有很大关系的。这样取名也与希腊哲学有关。柏拉图认为世界就是由神圣的理念和理念的仿制品构成的。因为理念是个神圣的东西，是超越性质的，而仿制品是世俗的，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到了罗马帝国时期，就有一个犹太神学家叫做斐洛的，他尝试着把犹太教教义与柏拉图的哲学混合起来，建立一个新的神学体系，这样就催生了基督教的神学理论，像“道成肉身”这样的概念在犹太教和柏拉图的哲学中都是不可能的，但是改革一下，将神意托给世俗的人生育，将柏拉图的绝对理念与仿制品之间的关系联结起来，就可以解决神人二元对立的问题。照他的思想看，我们为什么不能在经验中找一个人就像这个神呢？因为神如果在对立面，我们永远无法认识他，找到我们中间的一个经验，就说这个经验是他的样本，我们就可以去信仰他，我们知道一个“多”，就可以想象这个“多”后面藏着一个可以化出无数个多的“一”来，就知道他的神圣性了。耶稣就受到这个影响，大家可以相信耶稣，耶稣就是那一个东西，他可以投射出很多的东西，他是经验中的人，但他又有很多神圣性，比方说上帝三位一体，至少他是道，他的道可以演化成经验中的每一个人，成一个肉体，所以叫做道成肉身—当然，基督教只承认“道成肉身”只适用于耶稣一个人，以证明他的绝对神圣性。就上帝的性质来说，他是一个绝对的道，一个柏拉图哲学式的“理念”，他可以化成我们肉体这样的身体，你就知道上帝是一个真的。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肉身来相信上帝。这样实际上就使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点神圣性。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人是按上帝的样子造的，谁都没见过上帝，你怎么知道人是按上帝的样子造的。现在有了“道成肉身”的耶稣，问题就解决了。就是让你看到他是上帝的一部分，这样就不用怀疑人是按上帝样子造的了。既然人是按上帝形象造的，人就有了一定的神圣性，神圣性就获得了他的公平性，所以西方的宪法、西方的人权法一定要写人生来平等，上帝赋予了人某些神圣性和权利，所以他的人权叫做天赋人权论，“天”是一个中国人翻译的概念，实际上是神赋人权论，中国类似的说法就是“天赋人性”论。中国人说人的本质是天赋的，每一个人的每一样东西都有神圣性，这个神圣性可以表现为规律，可以表现为向善的伦理，可以表现为一个本质，它不断发展以后，就把一切都演示出来。《中庸》把这个神圣性叫做“天命之谓性”，天让每一个东西都具有一定的性质，再根据这个性质把它变成一个具体的物质，所以孟子说你要去想这个事情，你身上都有天赋予的这个性，然后你要去想，联系并“推己及物”，叫做“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尽其心，就是要用心去想去做，因为事物都有神圣性，汽车有神圣性，就是因为它有热动力学原理、机械原理，能量守恒和转换定律等等，你用心去想，热动力学原理、机械原理把它演示出来，演示出一个可以开的汽车，汽车之所以能开，就是因为它后面有一个规律，那个规律是已经有的，是上天赋予的，人只不过是去发现这个规律，然后发明一些技巧把这些规律演示出来。人也是这样，你知道你的性怎么展示出来，你就知道天是怎样赋予你性的。所以你是发现科学规律，而不能发明科学规律，你发明很多东西把规律演示出来，这是基督教。伊斯兰教比它晚一点，现在我们看伊斯兰教，确实有很多跟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东西，什么圣战组织，吉哈德这些东西。中世纪，就是在基督教渐渐解体，变成天主教和拜占庭东正教之后，伊斯兰教是很发达的，伊斯兰教继承了古希腊的哲学和科学，所以伊斯兰教的医学、哲学、航海、数学相当的发达，以至于十字军跟他们打仗打不过他们，而十字军把拜占庭消灭以后，拜占庭的接触过阿拉伯文化的学者大部分都逃到西方去了，这个时候西方人才知道，在我们之前这个希腊、罗马、中东是那么的发达，地中海是那么的发达，他们突然反应过来，原来我们是很落后的，所以才赶快搞文艺复兴，搞地理大发现，搞宗教改革，搞科学革命，这样才开始有了很大的进步，西方的进步是从十四世纪开始慢慢开始的，之前是很落后的，罗马人管他们叫蛮族。没有法管他们，就用罗马法管他们，罗马法也管不住他们，就用天主教去管他们，后来他们自己建立的帝国就叫神圣罗马帝国。伊斯兰教在这个期间是继承了古希腊的哲学和科学的，如地中海文明、巴比伦文明以及埃及的文明。所以他们把整个哲学、宗教和科学传袭下来，不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当然，现在伊斯兰教的人也在反省：我们有过一次辉煌，现在我们走到一个跟恐怖主义沾边的环境中，要不要反省一下，再走一次辉煌，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所美国学者亨廷顿写了本《文明的冲突》，他也很担心这个问题，担心伊斯兰教和儒家的结合，因为这两大文明一旦结合起来，基督教世界就不一定会占上风，因为它只是从宗教改革以后才发展起来的文明，时间不是很长久，各种实力仍然具有潜在的脆弱性，所以有一个研究历史的人，南开大学的教授说了一句名言：不知道中国史，就不知道中国之伟大；不知道世界史，就不知道中国之落后。我说我改一下他这句话：不知道中国古代史，就不知道中国之伟大；不知道世界近代史就不知道中国之落后。实际上， 它是从近代开始的，也就是从十六世纪以后才有比较大的进步，之前阿拉伯人嘲笑西方人，说我们的国王在认真研究希腊和波斯的哲学时，西方人的查理曼大帝及其近臣贵族还在学习写自己的名字！你说这个差别有多大。那么，印度教又是另外一个系统。印度教是一个纯粹的数学和逻辑系统。中国的儒家是一个伦理学的系统。讲的是人是跟天有关系，像我们起名字也是这样的，具有伦理学的意义，而不是教徒的名字。中国政法大学有一位副校长，他是法律方面的专家，名字叫马怀德。我就想起孔子讲的那句话：“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一个管理国家的人，他是一个君子，他要有一个道德，这个道德是天命的，是神圣的，是天赋予的，这就是“怀德”。然后这个小人“怀土”，小人能站在他那块土地上生存就行。那么你管理他，你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君子怀刑。如果宗教伦理的神圣性赋予了你这权利，你去管他，你就是用法律的办法，行政法或者什么法，这是第二步，所以说君子怀德；然后是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这个刑，你再去控制时就要用到极限，你要是再去想办法使他得到实惠，你的刑他才会信仰，否则就是“法不责众”。所以那天我还跟秦院长讲，西方的无罪推定，解释并不全面。我们汉代的贾谊，关于这个无罪推定也有他全面的说法，叫做：“疑罪从去，仁也；疑功从予，信也。” （《新书·大政上》）疑罪没有证据的时候，假定它没有，以见其仁；这是要体现一个伦理道德。疑功从予，立没立功，你虽然不能确定，但可以假定其有，以见其信。儒家不是讲仁义礼智信嘛，所以，以仁开头以信结尾，它的法律表达了伦理的含义，西方的法律表达了宗教的情怀，就是法律的神圣性，中国人说法律还要表达伦理情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