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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韩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有着深远的儒教传统。 儒教发源于中国．它的创始人是孔子（公元前551—479年〕。在汉武帝（公元前140一82年间在位）以前，儒家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他以传授历史文化典籍，对士大夫们进行修身、齐家、治国等方面的教育，以及为宗法社会制订各种礼仪制度、道德规范等为主要工作。汉武帝时，接受了当时儒生们的建议，定儒学于一尊，儒学从此取得了官方正统的地位，儒学的一些基本观念和价值标准与国家宗法制度密切地连结在了一起，具有了绝对的权威性。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的集中的代表者，对于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关于儒教何时传入朝鲜半岛的问题，众说不一。一般韩国学者认为，卫满朝鲜（公元前190—108年），汉四郡时代．汉朝的文物典章制度与学术思想等，已被移植和输入朝鲜半岛，能通中国古典的人已不少。更有的学者指出，据中国史籍《魏略》记载，战国末燕昭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83年）时，朝鲜侯王与燕国已有交往。“据当时汉字的传来，可推测汉字中所包含的儒教思想亦被传入、习得①”。这部说明．韩国的儒教传统有着悠久的历史。 至三国时代，儒教思想和中国典章制度都已有较大较明显的影响。高句丽在小林兽王二年（公元372年）时正式建立“太学”，以教授儒教经典的“五经”（《诗》《书》《易》《礼》《春秋》）为主，同时以《周礼》为依据，仿效中国法制，制订各种律令与社会统治体制。而据现存韩国最古的碑刻资料“广开土大王碑”的记述，则从高句丽开国君主东明王的治国遗训：“以道与治”中，即可窥见儒教的影响，而从碑文赞扬广开土王的治绩中，更可看到儒教政治原理的实践。考史籍，百济虽无建立儒教大学的记载，但其受儒教“五经”思想的影响也是很早的，而且十分深刻。百济很早就有“博士”的称谓．他们主要是精通德教“五经”的“博士”。据日本《古事记》等史书记载，日本最早接触中国文化是通过百济的王仁博士。相传，王仁在日本应神天皇（公元270—313年）时，把《论语》、《干字文》等儒教经典传入日本。由此亦可见“五经”儒学在百济时代兴盛情况的一斑。据史书记载，新罗先是通过高句丽和百济接受中国文比的。在时间上较两国为晚，然而却有其独特的发展。新罗真兴王二十九年（公元568）立的“黄草岭碑”中说：“纯风不扇，则世道乖真；玄化不敷，则邪伪交竞。是以帝王建号，莫不修己以安百姓。”这里“修己以安百姓”一语出自《论语·宪问》，是儒教的一个重要政治理念，可见当时新罗受儒教思想影响已相当深。又，真兴王时代创立的“花郎道”，以“事君以忠，事亲以孝，交友以信，临战无退，杀生有择”为修养要义，把中国儒释道思想与韩国传统思想结合起来，对于韩国民族精神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 新罗统一三国后，进一步加强与唐朝的交流，引进唐朝的文化制度。神文王二年（公元682年）正式成立“国学”，教授儒教经典,以《论语》、《孝经》为最基本的教材。同时,新罗还派遣大量留学生、留学僧人唐求学，涌现出不少杰出的学者、高僧，如《桂苑笔耕集》的作者崔致远，《往五天竺国传》的作者慧超等，都是名闻中韩的大学者。新罗、高丽时期的儒教，除了体现于礼教制度方面外，还具有浓厚的三教融会的特征和强烈的文学性，它与丽末传入的性理学德教有很大的不同。 高丽朝后期，随着程、朱性理学的传入,儒教在韩国进入了一个大发展的时期。从丽末至整个朝鲜朝，儒学大家辈出，学派林立，理论创新，思想深邃，为韩国的儒教传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丽末恭愍王十六年（公元1367年）建立“成均馆”，任命当时一批著名儒者，如李穡、郑梦周等讲授讨论朱子学，于是，“学风由从来以文学为中心者，一转为以经史理论为中心的学风”②。 在丽末的儒者中，郑梦周是最值得提出一谈的。他不仅在讲解朱子学方面有过人之处，而且身体力行性理学的节义精神，义无反顾地为高丽王朝殉节。他的道德学问得到了丽末鲜初儒者们的高度崇敬，被尊为“东方理学之祖”，甚至有言曰：“吾东方，自箕圣以后，至于丽季，阐开道学，有功斯文，无如郑梦周之比而。至使人人得知君臣父子之伦，内夏外夷之义者，亦皆梦周之功也。”③ 柳承国教授把丽末儒学分为两大主流，指出两派的理论特点分别是： “圃隐郑梦周一系的学问强调人间内在的本性，以开发万古不变的人间道德意识为着眼点；但是，三峰郑道传系列与其说是对不变之人间性的开发，不如说更强调对应当时状况的创意的变革，不重观念的义理道德，而以人间意志之磨炼、知识的开发、鼓吹文化意识等为首务。” 同时，他认为： “如言朝鲜儒学思想史之正统，比起郑道传一派，郑梦周一系则更能继承传统学脉的渊源。此点可说是韩国朱子学的特色，对韩国精神史造成了极大影响，此种影响并延及后世。” 然而，同样不可忽视的是，郑道传一派在襄助朝鲜王朝确立以儒教思想为建国理念方面是起了极大的积极作用的。对于朝鲜王朝推行儒教建国理念，以及由此而取得的社会作用，柳承国教授是这样来描述的： “从开国的太祖到第三代王太宗，其间致力于儒教思想的施政，达到了政治上的安定。至第九代成宗时，文物制度皆已确立，儒教思想皆已普及于庶民阶层，奠定了朝鲜王朝五百年的基础。”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