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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带一路”战略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提出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一带一路”不仅要有经济内容，还要在文化上有所作为。5月14-15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中国孔子网特设专访，聆听名家对于“一带一路”战略中文化建设等相关问题的智慧之声。以下是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研究员、原所长傅永吉教授的独到见解，共飨读者。  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研究员、原所长，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副秘书长 傅永吉 记者：目前，人类正在面向一个崭新的发展高峰，就是全球化，有学者认为，全球化与和邻共处、共同繁荣、建设一个“和谐世界”都是分不开的。文明冲突与融合问题在世界上引起广泛关注。在多元文化并存的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差异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最大差异，文化交流是“一带一路”的灵魂，传统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灵魂，如何为多样文化融合创新提供机遇？ 傅永吉：“文明冲突”是美国学者享廷顿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文明的冲突》一文中提出的，用来解读冷战结束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政治对峙土崩瓦解后的全球政治新格局新走向，他预见到几大主要文明（信仰）的冲突势将成为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变动、调整、博弈的主要内容和主导力量。 享氏所谓“文明的冲突”，前提是文明间存在根本的差异、本质的对立。这种情况主要适用于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完全不适用于佛教文明，而对于儒家文化传统（文明）与其它文明之间的关系而言，则需要具体分析。我认为，以儒家文化传统为主要精神资源的国家，与其它文明传统国家的冲突，总体而言是个伪命题——只要儒家“和而不同”的文化主张仍然被坚守，就不会与其它文明传统有根本的整体性的冲突、对抗。 在儒家的文化视野中，文明未必冲突，也不必一定要寻求融合（统一）。儒家并不认为自家掌握了唯一的绝对真理，也从来不认为要用自家的理论、文化去统一世界或天下。儒家的主张是和谐共存，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和而不同”，用当代著名哲学家费孝通先生的话说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和而不同”理念为多元并存的全球文化格局提供了理性支撑。在体认文化差异的前提下，不同文明主体之间相互呵护、包容，寻求友好相处、合理碰撞中的交流、互补，各自取长补短，以期实现经济、政治、文化即全面的现代化发展、进步。对于极具包容性（兼容性）的中华文化传统而言，与其它文化（文明）存在明显的甚至重大（根本）的差异一点也不可怕，甚至恰恰是发展和丰富自身的良机所在。因而，关键不在差异是否存在（差异甚至冲突存在是必然的），而只在对待差异的态度。各民族有各自的文化（信仰）传统，也有选择合适的政治制度的权利，对此我们要秉持宽容、豁达、乐观其成的文化心理，这也正是中华民族悠久文化传统的独特优势。 文化交流在“一带一路”的总体格局中必不可少，也十分重要，却又是个柔性的甚至“隐性”的因子。优秀中华传统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灵魂，在这一进程中肯定会发挥重大作用，但这种作用很大程度上具有间接性，需要较长的时间跨度才能得以彰显。重要的在于，通过这一新契机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身的现代转型和复兴，落实为人的（全民的）素质的全面提高，营造起有利于普遍的秩序与和谐的良性（优良）的人文生态，在此情势下，因人员经常性流动和人际更广泛互动、合作，文化的交流、融通就会自然的发生，并普惠于相关各方甚至全人类（整个人类社会）。 记者：如何认识和处理各民族的族群认同、地域认同和国家认同、中国文化认同等的关系？ 傅永吉：这都是特别大的题目，所关涉的都是国家层面，属“顶层设计”范畴，或者并非我们普通百姓物议纷纷所能说得明白。此一问题，我的理解是国家的多民族共居、少数民族自治这一现实的政治的和文化的格局的良好保持和进一步完善问题。 “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内涵包括再通西域，其实包含着宁夏、甘肃、青海、新疆等古丝绸之路的建设和发展这一重要的或主体性内涵。这一区域也是回族、维吾尔、哈萨克等伊斯兰教信仰教众的聚集区。占人口绝对多数的汉族文化的现代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在中国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新关系，儒家文化与其它文化的多元并存关系，是探讨问题的基本前提与主要内涵。 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多中有一，一中有多”的文化理念具有领先性（超前性）。一元化的政治意识形态下的多元文化共存共荣是现实的多民族的文化生活的真实写照。多元的前提是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和坚持社会义道路这个大方向（总原则）不动摇，在根本的文化领导上，必须坚持一元化原则，即马克思主义的统领、引领、指导地位。以此为前提，要能包容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长期结果可能就是某种文化、信仰的多元性的现实。“一”的问题解决好了，民族（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认同，就有了政治的保障。这是政治层面的解决，是不可退让的政治前提。“多”的问题必在“一”的基础上才可以谈论。多民族文化的共在，是基本的已经长期存在的事实，儒家文化传统之复兴既赋有引领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发展的使命，又赋有包容、呵护各少数民族文化上的独特性以及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丰富的使命。总体而言，我以为，坚强的政治整固为基础，促进多民族文化（信仰）的大发展、大繁荣，是可期（值得期待）的文化盛景。 记者：“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之后，中国加强了与中亚、西亚、中东国家之间的联系，文化是推动“一带一路”开放合作平台建设，您认为通过什么方式或者开展哪些活动可以有效的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在“一带一路”战略中，中国文化应该如何走出去？ 傅永吉：这个问题，将文化关系由国内民族间延伸到国际（民族国家）间。在此层面，相互尊重各自的文化传统、信仰传统来得更加急迫、重要。美国“大中东民主化”策略，是极不得人心的，其最大问题是缺乏对他者文化、信仰传统的基本尊重而试图以基督教文明为蓝本根本改造伊斯兰文明传统。美国人以自家之“是”为天底下唯一的“是”，斥别人的文化、信仰统统为“非”，不懂得尊重他人的生活方式、生存理念这个基本道理，强行以武力霸权为依托推行自己的文化（信仰）及相应的经济和政治模式，这是典型的文化霸权主义。 “一带一路”的古丝绸之路所经中东地区拥有很悠久的伊斯兰“政教合一”文化、信仰传统，这是我们必须首先正视的一个重大事实。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多敏感点，最好由懂行的专家来解读，并为政府和民众提供文化指导。西谚有云：Do as the Romans Do——到罗马就学罗马做派，中文对应的成语就是“入乡随俗”。“一带一路”之再通西域，重新打通古丝绸之路，主要与伊斯兰文明打交道。而海上丝绸之路，则是儒家文化传统与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五大文明的交汇地，直面这一文化的差异性并采取恰当的文化策略，极为必须。 如果有更多的中国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进入这些地区，势必将中国文化“携带”过去。文化这个隐性因子自然而然会发挥这样那样的作用（可能是特别重大的作用）。我个人认为，当务之急是避免“负”作用（负能量）的过度释放。一些（甚至可以说“许多”）国人自身素质太低（价值观扭曲），言行不知分寸，经常不由自主地很不得体，到中东等敏感地区寻求发展，就更需要（必须）提前做点文化“作业”，恶补一下文化（信仰）、习俗方面的常识，一定不能做触犯文化（信仰）禁忌的蠢事。更深层或更根本（也是最要紧）的，则必须以儒家等中华优秀文化为根本，以“堂堂正正、中正端方、优雅体面、刚强雄健、蓬勃向上、自尊自信、利他乐群”为基本目标提高国人（特别是那些准确走出国门的人们）的综合文化(人文)素质。 具体的方法，我一时没想得明白，比如是不是要在“一带一路”区域尝试开办（更多的）孔子学院、孔子书院？我没有想好。我觉得长远看，肯定会有这方面的文化、教育需求，但目前看似乎宜缓不宜急。再比如儒家经典译介和传播，当然也是很好而且很重要的文化交流方式，但一定要精益求精，千万不能粗制滥造。 其实，这些关涉文化交流的项目，我以为都需要特别（反复）强调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切不可“剃头挑子一头热”：如果相应国家有客观需求，并且对方能主动提出来，才可作为两相情愿的文化合作项目提上议事日程。千万不要制造宣传噱头和虚假繁荣，更不要自娱自乐——自欺欺人。 中国文化如果要真正走出去，首先是中国人（特别是那些率先走出去的中国人）自己有文化。这里所谓“有文化”，是指受过适当教育的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儒家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有恰当的认知、认同，知识精英等精英群体更能（率先）上升到信念、信仰的层面，并落实到生活中的自觉践行。走出去的中国人，怎么代表国家？怎么才能将中国文化最好的那些内涵展现出来？在国际舞台上释放其魅力？这早已成为一个很重大的民族（国家）的文化建设课题。最可怕的情景是：一些人走出了国门，却没有文化——既不懂中国文化，又不懂相关的域外文化。我们所担心的是，许多国人没有继承中国优秀的文化，却携带了太多的丑陋，于是，在异乡他邦常常不自觉地释放着负面的文化信息。这是极为令人耽忧的——但愿不是杞人忧天。 记者：经济和文化密不可分，如何看待文化艺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地位和意义？文化将如何发挥软实力为经济发展助力？ 傅永吉：说实在的，我个人不喜欢用“软实力”这个词来表述与文化相关的题目、内容。文化的价值和作用比这更高明——在另一个层次（层面）。“软实力”这种表述是典型的还原法，将高级事物还原为低级事物，如将社会现象还原为自然现象；将生命现象还原为物理、化学、机械（力学）现象；代表一种很粗陋的思维方式。文化是人的群体（族类）及其个体的最高本质，是人类群体公共生活的精神纽带。文化具有综合性，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文化是抓总的，其至精至妙的内涵用物理学或经济学等学科的范畴如“力”等概念不足以或根本不能表征。一个良性的文化（文明），既善于解决本族群内部的诸种问题，亦善于解决族群间（际）关系所显现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深层次问题。 中华文明的复兴与现代化，首先要解决的是中华民族自己的迫切课题。现代生活的物质生活财富如何获得？获得并占有了较多物质财富后如何分享、共享？这些问题(族群共同体生活的根本之根本）在现代性的视域与总体生活情境中应该仍然可以很好地解决。而首要的，必须在文化层面有综合性的、总体性的、系统性的解决。其它文明主要依赖宗教来解决，中华民族在传统社会中则主要依赖儒家为代表的人文信仰来解决。 根本问题有了解决，具体的细节问题的解决，就会容易得多，可以从容、渐进，不必急功近利。这就是俗话说的“纲举目张”。文化的复兴，是解决“根”“魂”这一根本之根本，是过去这数十年过分聚焦于物质财富的获得、占有而轻忽人文精神所造成的灵魂失寄（失魂落魄）这个问题的系统解决。这当然就是我们熟知的精神家园建设或人文生态优化了。 “一带一路”建设，让我想到了汉唐盛世那种宏大、厚重、极具包容性的文化胸怀、气象、风度。有人说那是霸道政治的成功范例，我个人以为，汉唐盛世其实可谓儒家“王道”政治的初级目标即小康即升平世的典范，以“王道”统御“霸术”，德主刑辅，以儒家仁德理想（道）总领（ 统御、引领）诸子百家之术，以经济生产的成功组织和物质财富的普遍丰裕为基础，而有政治的稳定、文化的繁荣，总体上则是人文生态的持续优化，是王道（仁德）政治理想的初步实现（现实生活化）。就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可持续发展（包括”一带一路”建设）而言，当下的关键在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现代化）这一抓总的主题的彰显和落实。记得上次访谈时我谈到过“忠义传家久”，其实忠义（仁、义、礼）的现代传承何止是一家一户的家风家教问题，根本上实可上升到“国风与教化”这一至高层次来考量。 记者：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不断推进，各国文化交流将日渐频繁，各种文化也必将互相影响、互相渗透，在未来，中国文化如何在保持优秀传统的前提下创新融合，影响沿线各国直至影响世界？ 傅永吉：中国人要首先全力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情。一个优良的强势文化，影响其它文化是自然而然的事。如果汉唐盛世再现于当代，中国重新成为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之一），一带一路“影响沿线各国直至影响世界”就是件顺理成章的事，实不必刻意求之，尤不可急于求成。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大浪淘沙——淘尽黄沙始剩金。是真金总会发光，而且真金不怕火炼。经历反复淬火的金子，才有更高的成色。我们要有文化的自信，就是对中华文化这种浴火重生的坚韧本性的自信，其实更应包括对中华文化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建构起理想而现实的秩序与和谐这样一种超凡的精神力量（实力）的自信（不好意思，还得用“力”概念表达）。 就当下日常生活中显现的文化或人文问题而言，我有一种担心，就是“洗澡水与婴儿”的困惑。给婴儿洗澡后，洗澡水一定要倒掉，但一定要记得先把婴儿抱出来，这是常识。如果把洗完澡的婴儿丢弃，把洗澡水留下煮面、泡茶，智力稍稍正常的人就知道这样做极其愚蠢、荒谬。然而，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其实经常发生着把洋洗澡水煮面、泡茶的荒唐事。兹举个小例子，试着说明某些国人盲目追随洋潮流而以洗澡水泡面的可能：《中国模特赴美被遣返 穿着性感被疑进行卖淫交易》：海外网消息，近日，一则上海美女因“长太美”被遣返的消息引发关注。今年4月初，来自上海的钟女士因为长得太好看，再加上衣着时尚前卫，到达机场时被美国海关当即遣返。报道称：该女孩今年22岁，长相漂亮且身材姣好，自称在国内从事模特职业，当天身着亮粉色羽绒服，深V白T，下搭黑色前卫破洞牛仔裤。 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我们不得而知。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式新潮"淑女"会被美国人当成了妓女？仅仅因为太新潮?还是因为新潮出了问题？"潮"得不是地方，"潮"得令美国警察感觉太像某些"特殊职业者"？有人说是因为女孩“长太美”，太吸引眼球，让老美海关警察盯上了。我们看一下网上流传的照片，确实发现她穿着过于火辣、性感，中足以令人对她赴美目的产生疑问。此外，在她行李中还发现了很多美艳性感的衣物，对此，她的解释是“自己平时的穿衣风格”，这是个很好的理由：我的自由，我的权利，别人管不着吧。 这事至今并无最近进展，国内媒体再无相关后续报道。我们当然也无缘弄明白这位上海女子到底是何方神圣？到底从事什么职业？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穿着如此娇艳、性感？如果可能，真应对她做个专访。 透过此类事件，我所深切地感受到的却是巨大的文化鸿沟，一直横亘在中国与异域之间，我们事实上并未真正跨越过去。于是，在这道鸿沟面前，我们对异域实际上处在某种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隔膜状态。而更要命的是，我们自以为已经对域外特别是西方文化很了解了。我们的许多做法，特别是一些紧追时尚的年轻人的做法，常常自以为是在模仿西方，而事实上所模仿的可能动却仅仅是个幻影，譬如模仿了著名艳星麦当娜，那就将欧美演艺界的极端个案视为西方生活的整体（或模板）了。甚至我们社会今天的各种放荡不羁，也往往会追溯到西方文化影响的渊源，而这所谓“渊源”其实大致是被传媒（如影视作品）所严重误导、娱乐了。中国人的性观念曾经十分保守，在全球名列前茅；而今，一切似乎早已完全颠倒，两性关系（观念）最开放、最少禁忌的国家，中国如果不是“荣膺”榜首，也八九不离十，大学校园中“爱滋”潮涌或可资为证。这恰恰是我们今天需要直面的文化大困惑。怎么办？我们当然不会赞成照搬西亚等地蒙面女郎的现代风景，也更不会赞成重设“男女之大妨”，让女性重新凛遵“三从四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甘做男性附庸这种类疯癫的“男权”梦呓。你不要以为我在开玩笑（讲笑话），事实上，我最近刚刚阅读（鉴定）了一部书稿，作者的文化立场仿佛前清遗民，极端保守甚至堪称反动，与一些人极端激进的文化立场恰相映照。时至今日，仍有这样的极端保守分子，并不令人吃惊，却必须认真对待。然而，让我们同样或更加困惑的是，时下的中国人对何谓得体（体面、有尊严）的生活，比如怎样穿着打扮（以及其它如言谈举止）才算得真体面，实际处在极度混乱之中，极端前卫的“时尚”放肆地流行着，被青少年刻意地模仿着，譬如，女性在公共生活场合经常薄、透、露得一塌糊涂，浓妆艳抹，搔首弄姿，一副“站街女”放荡相，却打出“我可以骚，你不可以扰”的牌子招摇过市。本来是良家女子，却非要打扮得不伦不类，让人怀疑是（准）职业娼妓（暗娼），这实在是女性对自己的最大污辱。而女性如此地理解“解放”却被某些人鼓吹为中国式女权主义的某种旗帜。这也说明我们的文化已经发生了某种古怪的变异，局部（至少）脱离了人类文明的正轨。这不能不说是走在现代化中途半端的中国都市人当下最大的不尴不尬。 文化（文明）的载体当然有各种纸质、电子、视频音频等多种媒介。人们常常更关注这些物化的载体，而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人这个更重要的载体。如何体面地生活，衣食住行、言谈举止，方方面面如何远离粗俗而回归优雅，其实已经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特别是那些有机会与其它国家之人密切交往的人们的迫切而尖锐的社会文化课题。 我想借此机会谈点文化碰撞中“它山之石可以攻玉”问题。这个成语是告诫我们要足够谦虚，要勇于向别人学习、借鉴。这种文化态度当然是对的。但是，当国门充分打开，我们有了太多机会借鉴“它山石”的时候，借鉴什么以及如何借鉴就成了大问题。那个被当成潜在的妓女遣返的上海女孩的悲哀，可能正是许多中国人的悲哀：东施效颦。东施想学习西施之美，自然无可厚非。但她不知道西施的美到底在何处，却又荒唐地自认为比谁都更明白千百倍，于是盲目地学习、模仿，然后就成了千百年来丢人献眼的典型。这其实恰好可以给我们那些轻薄风骚、浓妆艳抹而不分场合四处招摇的女性朋友一记闷棍——一个很好的教训。当然，中国人在初步富裕后要学会体面、优雅（有尊严）地过日子，还得走很长一段弯路，除非大家都通过学习（修养。修炼）而真正有了文化（闻道、达道、守道）。 家居生活与公共场合的衣着当然必须大大地不同。家居生活以舒服为主，公共场合则必须兼顾体面（与文化修养相匹配的人格尊严）。过分暴露的衣着，实际构成公然的性骚扰，这样的人如被流氓反骚扰甚至遭到强暴，很大程度上就有太多咎由自取、自作自受的成分。其实，即使家居生活，卧室内外也大有讲究，只要不同辈份家庭成员混居于同一屋檐下或同一单元内，在公共区域（如起居室、餐厅等）就存在衣着是否得体这个堪称严重（很严肃）的问题，在长辈、晚辈面前穿着娇艳内衣甚至袒胸露背，实属极不得体，甚至是乱伦的前兆。 海滨旅游城市大街上的衣着，不可简单复制到其它地方。浴场的比基尼到菜市场招摇，内衣外穿满街闲逛的前卫时尚，算不算伤风败俗？我不敢轻言，但我觉得有失体面，却是必须要说出的（不得不说的）话。 总体而言，我以为，中国人是刚刚摆脱了物质匮乏的困扰，全面小康仅仅一步之遥，共同富裕之梦也可以说已经是并不遥远的目标。然而，物质生活上初步富裕之后当如何生活？值得思考，甚至是当今的某种最大的挑战：怎么在精神上也富裕起来？怎么转型到以精神生活为主导的新生存模式？怎么以良性的精神文化结构来统御、引领、驾驭日益增加的物质财富？怎么以物质财富的合理分配（结构、制度）为基础造就普遍而稳定的秩序、和谐，怎么将富贵提升（升华）为喜乐祥和（忠义传家、诗书继世）之梦并长久延续下去？怎样有效的提高国人的精神生活质量？怎样帮助大家摆脱“富贵不过一代”的时代梦魇？这个问题必须严肃地提出来，并且必须尝试着认真回答。总之，中国人绝不能群体土豪（市侩）化！不能堕落为丧失高雅文化引领的群体，更不能退化为禽兽——中华大地不能退化为任由丛林法则风行的现代动物园！中国也（更）不能像个经济怪兽般在地球各个角落丑陋表演（丢人献眼）。中华文明的真正的（博大而厚重的）人文底蕴是该发挥出来的时候了。然而，我总感觉到，要应对（完成）这个巨大、沉重的历史任务，骨干准备远未完成，或（稍稍夸张地说）一切才刚刚开（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带一路，经济上的互利互惠，只是一极（一维），甚至不必是最重要的那一极。如何真正实现中华文明的现代性伟大复兴，这正是我们今天探讨儒家文化复兴所欲对治、解决的核心命题。 我特别想说的是，域外文化有许多高毒素成分，如粗陋的物质主义等等；本土文化也是如此，除大家熟知的封建主义毒素需要继续清理、涤汰外，还有小生产者（小农、小市民）心理、厚黑（市侩）主义、纵横（阴谋）主义，流俗不堪的天桥文化之类，共和国成立后曾有系统的清理、扫荡，又在特定环境中死灰复燃，有些则改头换面重新粉墨登场，祸乱人间（中华）。更可怕（糟糕）的是，由于各种原因，出现了一个基本的文化理念的系统性紊乱：把各种中外文化中的垃圾（毒素）当宝贝，集文化毒素之大成，令人文生态持续恶化，造作出现代丛林主义这一文化怪物。其中一个显性的表象就是，精英的群体沉沦。比如，由于各种原因造成了知识精英的群体堕落，沦落为精致的利己主义：知识掮客、科技贩子、伪善的说教者。 另一个相关的问题就是社会整体人文生态的清理、优化。文艺界一度以淫荡的“潜规则”为时尚，这些人在媒体上频频露脸，许多人成为青少年的偶像，他们的价值观渗透到青少年群体甚至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于是，搞得（勾引、诱惑得）全社会乌烟瘴气，是非、善恶、美丑统统被颠倒了，市井俗文化（小人文化）战胜了士绅雅文化（君子文化），许多国人丧失了对灵性（人性内置的善良根性即仁义礼智为代表的良知良能）的自觉，更谈不上体认与践行，于是一些人便只能行尸走肉般活着（混吃等死），另一些人则赤裸裸地市侩化、绞尽脑汁地禽兽化，熙熙攘攘，前赴后继，争先恐后地奔向人生的堕途。这实在是极怪异的文化景观。 再放郑声，驯服“五鬼”（粗陋的物质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消费主义、现代丛林主义），净化（优化）中华人文生态，再造民族精神家园，成为极迫切的时代课题。这一文化（人文）工程必自精英始，必优先解决精英群体媚俗成风、一并堕落为“三俗”载体、群体市侩化的沉沦趋势。我上次谈论过“再造新儒林”，其实更进一步，就是整个精英群体的现代再造这一社会文化创新的宏大课题。限于篇幅，这次我们还是不能深入讨论了。 记者：由于外来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以及一些其它原因，中国传统文化有些已被冷落甚至已经遗失，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您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有什么具体的建议？ 傅永吉：文化是悠久的积淀，特别涉及到特定文化核心价值时，必定如此。众所周知，在人类诸大古老文明中，唯一没有在时间（历史）长河中被湮灭掉的就是我们中华文明，实在是硕果仅存,这当然堪称世界文明发展史中的伟大奇迹。庞大的人口基数以及汉字及其文献是这一奇迹的某种保障性支撑，但更根本的则是文化的密码，关涉到人性的根本，能够悄然地代代相传，在各种极恶劣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中都绝不遗失。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化（人文）基因了。中华文明基因即坚且韧，炎黄儿女福泽绵长，其传承从来就不是问题。夸张一点说，只要还有一个中国人在，“君子”人格就不会迷失，中华文化传统就不会失传。 然而，造成中华文明持久、坚韧的生命力的还有另外一个特别重要而往往容易被忽视的因素，这就是儒家传统本质上是个开放的文明传统，具备极大的包容、兼容、兼收并蓄、综合创新的素质、品质、能力，也即我们所熟知的“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自我“革命”的创新能力，这也就是阴阳相济、刚柔互补、仁义自洽（《易》：立天之道曰阴曰阳、立地之道曰柔曰刚、立人之道曰仁曰义 ）为代表的中华文明内具的环境适应力——异常坚韧的生命力。儒家道统由周公、孔子创立（当然还可以追溯到尧舜禹文武周公），系统化、学术化的儒家传统即儒学体系（学统）的建构则是孔子的功劳，而孟子、荀子则是原始儒学最主要的参与者和完善者。至汉代董仲舒为代表的经学完成了对诸子百家的系统整合、吸纳，是兼具道家、法家、阴阳家、墨家、纵横家、名家等诸子百家之长、综合创新的新儒学。我认为，汉唐儒学是儒家传统的第二期发展；而宋明理学（心学）则是儒家传统的第三期发展的代表性成果，是对魏晋新道家以及泊来并中国化的佛学的积极、合理内涵的整合后而在形而上学品质上得以大幅提升（质变）后的儒家传统的学术化新形态。儒家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及其所支撑的文明形态，之所以历久弥新，之所以在文化碰撞中不仅金身不坏（无损）而且能在碰撞、融溶之后愈发生机勃勃，就在于这种包容、兼容的强大文化整合能力（即综合创新能力）。 当然，自十六世纪末叶以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文明，遭遇到西方文明为代表的域外文明的日益激烈（强烈）的新挑战，到十九世纪中叶则进入直接的正面冲突、碰撞阶段，两次鸦片战争、马尾海战、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腐朽的清王朝屡战屡北，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之虞，遂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维度）救亡图存的反复尝试，器物之变及政治变革遭遇重重险阻（难以取得完全之成功）之后，激进的文化革命成为百年求新求变的主基调，其所标示的实可谓儒家（及其被儒家消化吸收了的诸子百家）的“新命”：新一轮的返本开新而综合创新势将提升到文化自觉的战略高度来整体运作，以寻求中华文明的新发展、新突破、新飞跃。文化创新当然要以适当且足够的继承为前提。以认同为前提的文化批判是继承并实现现代转型的重要方式，缺乏内在自觉的本土文化认同（坚信与坚守），文化创新就是无本之木——空中楼阁；而缺乏认真的批判、清理、涤汰（即辩证扬弃的文化理念）的囫囵吞枣式的传承，则极可能泥沙俱下、鱼目混珠甚至沉渣泛起，封建毒素和小生产毒素极可能得不到有效清肃、涤汰，于是，真正的继承与创新也就变成事实上的不可能。 于是，文化演进中的细枝末节上的丧失、遗失就成为某种“必要”。譬如：孝。今天的人要不要讲（践行）孝道？应该毫无疑问。做人必须讲究孝道，否则就是禽兽（甚至禽兽不如）。其实，我们刚刚过了母亲节，下个月中还有父亲节，大家过得热热闹闹，也越来越认认真真。这两个节日的主要蕴涵其实当然就是孝道了。中国人重孝道好几千年了，而父亲节、母亲节却是美国人创立的，这很有趣，也可能令人颇有点小困惑：美国人设立的节日，我们要不要（可不可）过？ 我知道这事有争议，有人主张母亲是美国的，中国人不要甚至不能过。我不同意类似的“国粹主义”，而更感兴趣的是美国为什么也那么重孝道？我们都知道美国人的代际关系是颇随便的，子女直呼长辈的名字，透着别样（古怪）的亲切！这样让晚辈直呼自己的名字，我是消受（享受）不了的，自然也绝不会提倡；但也不公约然反对这种“西风东渐”，我亲戚中就有子女直呼父母名字的实例，我只充耳不闻（装傻充愣），慢慢似乎也有些习惯了。这种种情形引我思考的是，生活中那么随便（不讲究）的美国人，怎么对孝道也这么郑重其事地讲究起来了，还特意创立了两个国家级节日？可见孝文化绝非儒家传统所独有。这又强化、凸显了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中国人今天怎样践行孝道？《孝经》上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论语》中也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儒家认为孝悌是践行仁德的根本路径，这显然是一点不错的。然而，现代中国人如何践行孝德，又是门颇有些复杂的“学问”。有关“弟子入则孝”《弟子规》这样说：“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冬则温，夏则凊。晨则省，昏则定。出必告，反必面。居有常，业无变。事虽小，勿擅为。苟擅为，子道亏。物虽小，勿私藏。苟私藏，亲心伤。亲所好，力为具。亲所恶，谨为去。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谏使更。怡吾色，柔吾声。谏不入，悦复谏。号泣随，挞无怨。亲有疾，药先尝。昼夜侍，不离床。丧三年，常悲咽。居处变，酒肉绝。丧尽礼，祭尽诚。事死者，如事生。”反复吟读之，感觉《弟子规》对孝道的理解与发挥是极到位了，然而，这许多具体的要求是否完全（或多大程度上还）适用于现代社会？则要打上大大的问号。一方面，如果简单地否认《弟子规》所表述的孝道内涵的现代价值，断言“不可能有人再照着去实践”，显然太过粗暴、武断。另一方面，如果要求现代人毫不走样地照《弟子规》的铺陈去行孝，大多数情况下显然也极不现实。我想说提是，“愚孝”的陷阱显然是必须警惕和避开的。我们要践行孝道，又不可盲目地模仿古人。比如“居有常，业无变”，就与现代人生活方式的现实明显相悖。“物虽小，勿私藏”也与现代人生活理念相矛盾，不宜过于计较、泥古不化。再比如“号泣随，挞无怨”，要求现代人践行，恐怕能真正落实的人就聊聊无几了，其指导意义也就趋近于零了。其实，这里的关键是“孝顺”与孝敬的微妙区别。我理解孔子创立原始儒学时，对孝的定义，核心是“敬”（“色难”），而长期演化中被封建毒素所濡染而成为以“顺”（百依百顺，至多舍命“几谏”）为核心的“愚孝”，这是我们现代人要悉心隄防与清理的。 另外一个层面是器物文化，比如建筑文化，又可分为国家层面的建筑文化和地域性的建筑文化。比如“一带一路”再通西域，就与地方建筑文化有很大关系。能不能在经济建设中预设（优先并重点考虑）建筑文化所代表（蕴涵）的人文情怀，是个实际而迫切的问题。我特别强烈地感觉到，城市化或城镇化，要将地域建筑特色、人文生态、民俗风尚纳入重大指标优先考虑，着力避免千城一面的呆板、丑陋的窘态。如果能原汁原味地保留住小城镇、乡村的原始风貌而将现代城市生活的器物之用恰当地引入、嵌入，是相对理想的目标。城市的人文历史、精神风貌的主要载体是历史遗留下的极为珍贵的传统建筑瑰宝。城镇、乡村独特文化的积淀、凝结是无可替代的文化（人文精神）宝藏，值得特别珍而重之、悉心呵护。 在中西部仍有不少未开发的原始村落，这些“被爱情（改革开放）遗忘的角落”，在“一带一路”建设与城镇化进程中，如果能优先考虑当地的历史建筑文化与地域文化特色，尝试将城镇化进行多样化丰富的高层（顶层）设计，则是子孙之福，也是人民之福、民族之福，甚至是全人类之福。中华传统建筑文化特别讲究“天人合一”，将人工建筑巧妙地融入自然，与山川浑然一体，呈造化之妙，为天地增辉。因为，每座城市都必有自已的独特的人文历史所积淀起的独特性格、魅力，是最为光彩照人、魅力无穷、婉约深邃的人文瑰宝，说得俗一点，仅就旅游经济而言，这份积淀浑厚的财富之悠久价值就珍贵无比，也可以成为留给子孙后代的最具历史感、并兼具人文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宝藏，徐徐开采，缓缓释放，利在当代，荫及子孙，又何乐而不为？！因之，侥幸遗存下来的那些性格、特色鲜明的传统城镇、村落，一定要千方百计地珍爱、呵护，无条件地先予保留、保护，再谈建设、改造，才好。因为它们不仅是中华民族的，而且从来就是世界建筑遗产的一部分，是弥足珍贵的建筑类人文遗产。至于现代新兴城市的整体设计和建设，亦应高度（极度）重视独特的地域文化为上上之选，切忌急功近利、铜臭四溢、粗陋模仿、千城一面。 这地方特色的建筑文化与我们今天津津乐道的乡愁也有千丝万缕的勾连，我以为也应构成我们民族集体（作为中国人的群体、族类）的共同乡愁的当然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所谓乡愁，很大一部分是怀念曾经的浓浓、醇醇的泛亲情，那份凭借广义人伦（血缘亲情）所积淀、营造起的独特的人文环境，那份极独特而不可替代的熟悉、温馨、亲切的旧梦重温，那份无可比拟的人世间最美好富丽、最令人眷恋的脉脉温情。乡愁可能寄托于几味可口的土菜，以唤醒舌尖上那若有若无然而又似鲜活无比的关于美味的最深层的铭记；也许寄托在几声亲切的乡音、俚语，转瞬间便激活了埋藏心底的那份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人世间最温馨、至浪漫的心梦涟渏。还有那远山如黛、碧水晶莹、蓝天无际、白云苍狗，那极为熟习、闭眼就能历历在目的自然山水所蕴涵的无尽、隽永的诗情画意。当然，少不了的是那夕阳中的户户炊烟，浓妆淡抹，娉娉婷婷，飘飘缈缈，云蒸霞蔚，奇幻而不可方物，隐藏着母亲乳汁般的沉香诱惑——每个人味蕾中最不可破解的奇妙、神秘。如果再加上独具神韵的建筑文化，巧夺天工却与天地自然融为一体，与山川草木共同构勒出的大美如歌的天际线，质朴、纯真，简约、明快，所彰显的却恰恰是人之族类之极高明的智慧特质——为天地立心，“与天地参”而沛然、耸然，尽呈人文造作（人化自然）的绝代风华、浩然之气。这一切由自然山水、人文生态、乡俚习俗所构造起的独特的隽永的厚重的乡土气息，远非物化的机械的、呆板的、粗陋的城市生活所能比拟、替代、覆盖。而这一切，我以为也正是乡愁的真谛与魅力之所在。当然，随着一些传统村落的成批消失，对于许多人而言，故乡越来越变成一个抽象概念，所谓“乡愁”也就成了勾留不得、依依稀稀、日渐淡漠的陈年旧梦。这是城镇化给当代人带来的一种巨大的精神创痛。这也正是我们今天谈论“一带一路”建设必然会联想到的，也是我们如果有机会建言建策，需要反复表达的人文愿景：留住乡愁！尽量（尽最大可能）原汁原味地保留住农村的原始风貌，以此为绝不可破的底线，再考虑（下一步才能考虑）如何将现代城市生活的器物之用恰当地引入、嵌入。 再有就是如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问题。这方面的工作已经起步，并扎实地推进着，兹不多讨论。 至于有些所谓“文化”的消失，我觉得是上上好事，比如“女性缠足”、男人留辫、纳妾，以及文人墨客结伴喝花酒等等陋俗的消失，正是文明进步的表征。 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看待（处置）涉及到核心理念(核心价值观要素）那些变异、变化，是不是必然在发展中有阶段性的根本变异？这才是最值得深入思考和探讨的。譬如“三纲五常”。张岱年先生曾尝试重构“三纲”，命名为“新三纲”，并未成功。其他人也有类似尝试，都不曾成功。季羡林先生则断言：“三纲不能再有，五常不可或无。”“三纲”“五常”必须区别对待，这可能是基于人类现代新生活的理智言判。“三纲”这个绵延两千多年的文化理念（意识形态）历经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淘洗，已经淡出历史舞台。显而易见，民主、自由、平等等现代政治（群体公共生活）理念已经风行百多年，早已深入人心，想重新无条件地全面恢复染有鲜明的封建等级特权专制政治色彩的“三纲”只能是痴心妄想。甚至有条件地恢复之，也会遭遇多数人激烈的对抗。以“原教旨主义”式的极端保守的文化立场、态度“捍卫”传统，只能迎来戕害传统的恶果。于是，“三纲不能再有”，必须彻底抛弃而不必尝试改造、重构之，就成为必须的（甚至起码的）文化态度，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创新的基本前提。而“五常”则涉及日常生活层面共同生活中的狭义与广义的人伦义理，是人们在群体生活中永远不可脱离（不能须臾或缺）的伦理原则（公理），适当涤汰其表面的封建性，即可轻松实现现代性转化（转型），为中华民族以工业化城镇化为物质生活新基础的现代共同体生活提供精神生活的指引、引领及日常的精神食粮（甘泉、甘露），因而，判言“五常不可或无”，也就大致精当了。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极迫切而远未完成的文化课题：尽可能广泛地吸纳域外文明特别是欧美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的积极成果，限于篇幅，不予详细探究。总而言之，以辩证否定（扬弃）的态度恰当对待传统文化和域外其它文化，正是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时代“新命”——特别重要的内涵。换言之，适逢如此重大的文化创新的关键时刻，重提对“全盘西化”的文化激进主义和“国粹主义”（原教旨主义）的文化保守主义秉持（强化）坚决批判之态度，实有很大的必要。 质言之，在对待中外文化遗产问题上，我们可能不得不两面作战，既坚决拒斥“全盘西化”，又同样坚决地拒斥“国粹主义”（原教旨主义）。 寻觅恰当的方式引领大众普遍重拾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心，是很大的文化课题。十七、八世纪以来，欧美文明由弱转强并持续强势至今，基督教文明借船坚炮利而广泛传播是不争的历史真实。特别是1840年以来，曾经的中华泱泱大国呈现积贫积弱、病入膏肓的老迈之态，列强的入侵，民族生存的危机，求亡图存的时代使命，激发了阳刚进取的中华精神，也衍生出一些副产品：古怪的文化心理。崇洋媚外是一极：西方的月亮才圆；中国的月亮甚至算不上是月亮。实质就是向欧美文化投降，搞“全面西化”。与之对应的则是另一极，即同样臭名昭著的“国粹主义”（原教旨主义），对域外泊来的文化(文明)采取激烈对抗、排斥的态度，表达了强烈的文化自卑感基础上的盲目排拒、对抗心理——一种很扭曲、怪异的文化心态，也是某些人精神世界极其偏狭、逼仄、缺乏对本土优秀文化的基本(起码）自信的表现。当然，也可能有知识市侩（掮客）故弄虚玄、剑走偏锋，借中外文化碰撞题目故意发怪异之论以搏取眼球效应的卑劣目的掺杂其中。无论如何，这种“文化鸵鸟”“缩头乌龟”姿态，实在是太怪异、太丑陋。这两种极端的文化心态，都很不健康。貌似两极对峙，其实却有共同的心理渊源：对我们中华本土文化（中华人文精神）的悠久、厚重、博大、恢宏的宝藏，缺乏实质性觉解，处在一知半解、盲人摸象的粗陋皮毛层次。同时，这些人往往对域外文明的认知其实也往往只得一鳞半爪、一知半解，根本不得要领，要么胡乱拿来，生搬硬套；要么一概拒斥，甘做乌龟、鸵鸟，与悠久、博大、厚重而向以“和而不同”著称的中华人文精神实在太不相称，太过偏狭、小器，简直不成体统！这种病态的文化姿态，构成了时代新文化建设的重大障碍。 于是乎，增强弘扬民族文化的自觉性和自信心就显得（变得）格外迫切。欲完成此文化任务，关键要在“道”上做文章，而不可拘泥于“术”数层面的装腔作势与故步自封。随着“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建构进程的深入，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对儒道释为代表的中华本土文化中的优质资源的主动亲近、开发、运用，并越来越自觉地践行中华美德从而沿着“君子上达”的路径努力修身成人——成长为具备现代健康（健全）人格的新型士君子，作为中国人的生存方式的“常道”（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必然会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深度认同、内化、同化——日益更加地深入人心，相应的自觉性和自信心也就不言而喻了。最终落脚点应该是中华人文精神的弘扬，是中国人现代城乡新生活中精神文化内涵的丰富、拓展，是人文生态的优化，是仁德修养为支撑的内在（心性）秩序与和谐的普遍抵达（养成）。“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中华人文精神的现代复兴，走“返本开新”之路是为必须——唯一可行的路径。“返本”（返回儒道释为代表的中华优秀文化宝藏的最原始经典），恰是为了开新（开创时代新文化的新境界）。而“开新”的具体路径，只能是兼收并蓄、综合创新。当然，必须指出的是，新文化建设最重要的源头活水，除了优秀传统文化原典外，还有当下的工业化、城镇化为代表的现代新生活中所生长出的全新的生活经验（生命体验）和生活样态。弘扬本土优秀传统文化，吸纳并改造域外泊来的文化，也须纳入这种城乡新生活的全新场域中来重新栽度、考量，为重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优化人文生态、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总体目标服务，并从而推动中华民族现代化的总体进程。 向更深层次掘进，这涉及到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全面、整体或总体。中华文化必须直面现代化的全面挑战，必须直面并精心审视域外诸文明在过去数百年中发展中的积极、合理的诸多成果，必须有能力整合、吸纳现代文明的一切积极、合理、进步（有价值）的因素，以本土优秀文化为主体（本体）而消化、融合之，并努力于有朝一日能完全自如地驾驭之——为我所用。在这一视域下，将域外各种文化（传统的或现代的）统统加以借鉴、转化、吸收并为我所用，才是正面（积极）的文化努力，也必将取得极正面（积极）的文化成就，质言之，中华传统文化复兴的整体，必须向前走，必须在寻求现代性这一向上突破的运思路径上发现并开掘出路，而绝不可在复古倒退（躺下沉沦）、自我封闭的思路上糜顿萎缩、自掘坟墓。 这就需要培养出包容万有的文化心态、卓然境界，也是当今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复兴必须首先具备的基本前提、基本气度、基本情怀。一些人以极端偏颇、近视、粗陋、逼仄的文化心态，鼓吹某种国粹主义（原教旨主义），实质是在行文化复古、倒退之实，这种近乎反动的文化立场，值得高度警惕。不妨再次重温费孝通先生的主张：“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应该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的文化气度、人文胸怀。从一个更其宏大的视角审视本土文化传统与域外其它文化传统的现实关系，我们应该有（可以有或必须有）一份充分（强大）的文化自信：中华文明有能力全面吸收一切域外文化的积极、合理的成分并充分消化之，并为我大中华所用（洋为中用），成就中华人文精神现代性复兴之大业，也成就中华民族现代化和复兴之大业。只有在这种全面整合之中或这一宏大的整合完成之后，才可能有现代性意义上的民族（中华民族）的或人文（中华人文精神）的伟大复兴。 传统文化的精魂会遗失吗？我以为不会。有强大的自新能力的中华文明当然不可能湮灭。挥刀自宫只是表象。割掉的只是痈赘、毒瘤。精元未泯，神魂依旧，等待的就是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这一天。而我们今天恰恰置身于这一历史进程中，实可细细地品味这伟大的历史“瞬间”——重现汉唐雄风、再造人文中国的百年。 其实，我认为，儒家文化从来不曾远去，即使是在过去百多年的激烈反传统的文化氛围中，也是如此。孔子就生活在我们之中，君子人格依旧是中国人普遍的理想（不过由于误读和误导，一些人将“真小人”当作某种“君子人格”了，这种滥竽充数自然古怪之极）。无论如何，每个中国人都有或多或少（或强或弱、或浓或淡）的君子情结，几乎没有人心甘情愿做小人或甘愿戴上小人这顶“黑”帽子。仁义的核心价值就隐藏在人们的心灵深处，只要激活、显化之，令之重新成为人们精神生命的主体、主导，就好（即足矣）; 这也恰是优秀传统文化复兴的重要内容，甚至某种“重中之重”。 虽然如此，在普遍的文化自觉这一视角，我觉得儒家文化传统的复兴所遭遇的阻力仍须充分估计。我们面临的是一个依旧四分五裂却正试图乘风而起、从边缘走向社会精神文化生活中心的儒林江湖，因而，重新整合儒林并再造新儒林，极为紧迫，又势必极为沉重、繁重。我们还面临着显性的反传统的强大阵营林立所造成和堪称“严峻的“挑战”，由于国家宏观政策的重大调整，一些反传统者（群体）暂时偃旗息鼓了，停止公开激烈的抨击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了，但他们的文化立场和内心态度的真正改变却远非如此简单，在文化立场这类问题上我们实不可期待有某种“齐步走”“向后转”的立竿见影效应。尽管我认为每个中国人的内在人格本质上都是一个这样那样的儒者，但文化自觉却可能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激烈地反儒，可能恰恰是某些”儒者”的自觉层面的文化立场、态度。对此，我们当然不能苛求（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用在文化立场也适用）。 儒学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显然首先要解决好中国自己的文化课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其它问题也不可能解决，更谈不上解决好。也就是说，我以为儒学其实不必急着到国外去炫耀。中国真正崛起了，儒学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真正复兴了，别人会来请我们。那时，我们再从从容容（优雅）地踱将过去，一点也不晚。 之所以这样说，我的意思其实是，我们更应该关心儒学现代化或儒学的第四期发展这个新一轮的综合创新问题，在儒林内部有所调适，骨干队伍能有所凝聚（集结），集中力量攻克一些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学术难题，比如，调整、调谐、重构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即打通现代中国文化的任督二脉问题，比如恰当处置与域外文化（文明）的关系问题，比如（特别地说），随“一带一路”建设而凸显其独特价值的儒家传统与伊斯兰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问题或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之间有深度并有高度的“文明对话”问题。最要紧的是，儒家如何吸纳其他文明的积极、合理的内涵从而完成自身的返本开新与综合创新这一系统性的自我现代化的历史任务的稳步推进。 儒学现代化或第四期发展并非始自今日，甚至并非始自辛亥革命及新文化运动前后，而可上溯至明朝末年，至今已逾四百多年。十六世纪末叶（明末）以来的绝大部分时间这一进程总体处在“反题”阶段，过去百多年来激烈的反传统为旗帜所表达的文化演进，其实可恰当理解为“反题”形式下的中国文化（特别是其主干即儒家传统）的自我发展，即通过间接的方式实现更全面、深刻的发展——从反面发展或以“自反”（自我反思）的形式（形态）发展。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则进入了新的（第四个）“正题”也就是第三“合题”阶段。时至今日，儒家与西学为代表的域外文化的碰撞仍在持续，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这一碰撞势将持续。我们的期待是将这碰撞控制在良性互动的范围内，特别是致力解决好相互碰撞中的（相对的、有限的）融溶、互洽、耦合，即儒学自身经历文明淬火、锤炼而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即我们一再重复、强调的将欧美文明为代表的一切域外文明的积极成果都吸纳、消化、融溶为儒家为代表的中华本土文化自身的内涵（因子），并从而成就（促成）中华文明转化为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化的新形态这一精神蜕变、升华、飞跃的历程（愿景）。这是综合创新必须有的内涵，其理念我主张用“西而不化、传而不统、兼容并包、综合创新”来表述，以期实现（推动）儒学第四期发展的大幅深化，也即儒学现代化或第四期发展或第三大合题的充分展开和渐次趋于完成。 所谓“西而不化”就是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魔咒，打破“言必称希腊”甚至要将中国纳入“基督教化”的路径的轻狂妄念，拒斥西方现代丛林主义（粗陋的物质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消费主义）等次生伦理并尝试驯化之，同时主动地吸纳现代文明所积淀的全部积极、合理要素，为中华人文精神现代转型服务，简而言之，就是即坚决拒斥“全盘西化”的邪路，又积极借鉴、吸纳欧美文明为代表的域外文明的全部积极、合理的成果。所谓“传而不统”就是绝不以原教旨主义的姿态面对传统，绝不走复辟、倒退、复古那条死路。珍爱、呵护本土传统之“返本”只因要为创新提供坚实、厚重的人文经典资源; 而开新则重在为新时代提供优质精神甘露，这才是主要、根本之目的。所谓“兼容并包”就是以海纳百川的文化胸怀，悉心接纳人类文明所创造的一切积极、合理的价值积淀，综百家之长，成一家之大。以此为前提，才谈得上并有希望抵达现代新儒学建构的最终目标：综合创新，既能吸纳现代文明的一切积极合理之因子，又能实现中华人文精神的现代转型，而这一转型与复兴也必是儒家为核心（主干）的中华传统文明以现代性为基本参照系进行系统而富创造性的再诠释过程。 这一进程中，中华民族如何获得文化（人文生态、精神家园）方面的更大“收益”（我讨厌类似表述，一时却又找不到更合适的字眼），是我所更感兴趣的。这个收益，是否可表达为如何实现人（全体中国人或整个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也就是说，儒学现代化最终要落实和转化为中国人（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在此，引述美国斯坦福大学著名社会学教授英克尔斯有关现代化研究的成果，或有所启发。英格尔斯在其专著《人的现代化》中将现代人的基本特征归结为十五方面，即：1.乐于接受新事物（新经验），较能把握创新机会；2. 随时准备接受社会变迁（对革新和变革持开放的态度）；3.思想活跃，善于形成并发表自己的观点——勇于表达意见，也尊重别人的看法；4. 勤于收集信息，尊重事实和验证；5.现在和未来取向，不留恋过去；6.办事讲效率；7.自信心强烈：相信人类（包括自己）有能力控制环境，实现目标；8.具有计划性、组织性——对公私生活有较长期计划；9. 信任感强，相信自己所置身的世界是可信赖的；10.讲究并践行诚信；11. 重视专门技术，愿意以技能和贡献大小获得报酬；12.有理想和抱负；13.重视教育，热爱学习，有对现代职业的强烈渴望；14.得体的自尊并愿意融入群体，愿意与他人相互了解，彼此尊重和自尊；15.了解生产过程，相信普遍性工作原则。这是国外有关人的现代化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可与儒家为代表的中华人文信仰即中华信仰传统之核对人的理念（有关人的本质、人生意义、生命价值的解读）相互印证，并可作为中国人及中华民族现代化诉求的文化参照标的（座标）。 在探索儒家传统的现代化及人文复兴并引领炎黄子孙的公共社会生活健康地进入现代性这一宏大文化创新工程中，港台新儒家有很多积极有益的探索和贡献，值得大陆儒学界认真借鉴。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我这几年思考的一个重点，但涉及内容太多，题目庞大，此次不便深谈，找时间或可做专门探讨。 如何再造新儒林？我想谈一点儿粗浅的看法：虽然儒学曾经的种种优越的政治的、制度的、文化的条件如今已不复存在，但我们仍然有理由期待儒林有现代性之再造，从而能有儒学之现代转型与复兴。如果没有虔诚地信仰儒家核心理念（偏偏、信仰）的儒者（儒士）的批量出现，所谓儒学现代转型、复兴，只能是水中月、镜里花。 时代需要虔诚的通儒。中华民族激情拥抱现代性过程中正在持续遭遇现代丛林主义的公然（赤裸裸）、激越（半疯癫）的挑战，这对儒家而言，或恰恰是貌似意外实为必然的良机：王者归来。对治现代丛林主义对人文生态的持续毒化，浇解人们在现代城市丛林中所遭遇的普遍的精神焦虑、灵魂饥渴，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甘霖，必将大有用武之地。机遇已经是客观现实，但有效地将这一机遇转化为儒学现代转型和复兴的现实，还需要一支强大的团队（骨干），也即“通儒”或现代新儒林的系统性再造。此再造工程，是“虔诚信仰”“返本开新”“综合创新”三位一体的文化工程。首先，新儒林必须是虔诚地笃信儒家道统的群体，不是只懂皓首穷经（于庶务一窍不通）的纯学究，更不是只谋蝇头小利（甘为五斗米折腰）的禄蠹，而是深明儒学奥义而明达时务尤其虔信儒家道统并勉力践行之的儒士——愿为儒家仁德理想、道义精神、礼法秩序这些核心价值的当代再生而真诚（无条件）奉献、牺牲的殉道者。其次，要精通原始儒家的核心经典，对两千多年封建政治化过程中所积淀的专制独裁集权与小农主义等毒素有解毒、涤汰能力，尤其要对儒家人文信仰的核心义理有恰当的觉解、坚守并能予以创造性的转化、诠释，这也就是学界所认同的“返本开新”了。其三，要有广阔的文化视野，对其它主要文明（特别是欧美文明）要有足够的了解与同情之理解（觉解），不仅能正视其它文明的崛起与持续强势的现实，而且能发现“别人”的长处，发现一切积极、合理的文明要素，尝试会通中西、兼容万有，努力推进儒学第四次综合创新的历史进程。 总而言之，“重现汉唐雄风、再造人文中国”新文化建设工程的短期目标是将传统文化之长与现代文化之优整合为一的综合创新，并为此打造一个“特别能战斗”的儒林（团队），并期待有仁义礼为代表的儒家核心人文精神（价值观）在生活中自发而柔和的释放；而在社会性即大众化传播中则就特别强调拒斥说教、灌输的外接（粘贴、嵌入）模式，更须隄防“洗脑”魔咒的逆袭、狙击，要以开启主体的自觉性即仁义礼智为代表的良知良能即人之善良根性的唤醒、激活为主旨和基本路径，进而全面唤醒并激活“仁爱”美德（主体际性），在整个过程中则全力追求“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人文教化效应。 记者：中央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您认为中国孔子网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传统文化传播方面，能有哪些作为？ 傅永吉：我上次接受贵网采访时，提出“返本开新，再造新儒林”，我认为这就是孔子基金会、中国孔子网的时代使命，能够将些任务落到实处，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优质的精神文化资源支撑，就是了不起的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业。 针对“一带一路”如何有具体的作为，我想了又想，一时还没有想出什么具体建议。我想说，如果能把孔子基金会、中国孔子网的特色和优势尽量充分地发挥出来，站稳“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建设”的制高点并不断做大做强，在“返本开新、再造新儒林”并再造中华精英这一极宏大的人文工程中扮演好领军团队这一角色，或者就足够了，在文化这项持久而富于渗透性的“慢工细活”中，持续地有作为，就必然有越来越大的作为，并必然在“重现汉唐雄风、再造人文中国”这一千秋伟业中有日益深刻、深入的影响，“传统文化传播”事业也自然再上背台阶、再创新辉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