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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史界素有《三易》说。除《周易》外，还有《连山易》、《归藏易》，前者据说是神农氏时代的产物，经《艮》卦开始，而后者则是黄帝时代的产物，以《坤》卦开始，今人大多只读的《周易》，则从《乾》卦开始。三《易》存在及流传至今，说明“易”的观念由来已久，也大可由此而探讨中华人文精神的内核。 昌明发达的现代学术，至今并未充分明了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知识，更遑论超越。大多数人对自已的学术传统不甚了了，对域外诸文明的核心价值与历史传承也处于略知皮毛状态，却在那里钻牛角尖，在芝麻谷子之间展示巧伪的貌似精微而实则粗陋之至的不学有术。讨论中华文化，尤其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人格精神时，寻根溯源到《尚书》《周易》这两部中华民族最古老的文献，是必然且必须的。然《尚书》残缺不堪，不免令人扼腕慨叹；而素有“群经之首”之美誉的《周易》，就其保存状态而言，则大致完整；就其内涵而言，其中许多观念对于中华文化整体而言更具有开创性意义，在“真髓”这一极高明的层面上，探寻中华文明的奥秘，《周易》代表一条便捷然而艰辛的曲径，因为它实无愧于集中华民族生存智慧之大成的超级“智慧书”。 何谓“易”？《说文解字》解“易”为蜥蜴（极可能是变色龙），从蜥蜴体色多变中抽象出“变易”之观念：生生不息、变动不居，即所谓“生生之谓易”，朱熹也说：“故易者，阴阳之道也”，所谓“易”也就是阴阳交替的生生变化（变易） 之道。《易传》表达得更其明确：“一阴一阳之谓道”，由是，“易”、“阴阳”、“道”这三大范畴，实可贯穿并统一起来加以解读，互映互照，以求觉解其真谛。 除了“变易”这一基本含义外，“易”还还包含“简易”“不易”两重意思。所谓“简易”，是说：“简则简，易则易。简则简之易，易则易之简，万物皆在一简一易中矣。"（《简易道德经》）我们常说“大道至简”，就是面对世界（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一种“化繁为简”的方法论，其实也就是努力抓住根本、要害的意思；如是，则处理事情、解决问题就可以找到某种“捷径”了。所谓“不易”，强调世界的根本法则（本质、规律）的稳定性，《易》之为经，也就在于能发现“万变不离其宗”的本质和规律，以指导人们的行为。子程子曰：“不偏谓之中,不易谓之庸。生生不易，是谓不易，故而不易为之庸。” 二 众所周知，孔子是“老而好《易》”，好到什么程度？到了迷恋之至、手不释卷的程度：居则在席，行则在橐。 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易》残卷出土之前，人们所熟知的《周易》分《易经》（包括卦名、卦辞、爻题和爻辞）和《易传》（“十翼”的上下《彖》、大小《象》等七种十篇）两部分。马王堆帛书《周易》附录《易传》六篇，分别是《二三子问》、《系辞》、《易之义》、《要》、《缪和》、《昭力》。据廖名春等学者考证，这些应为战国中、后期的作品，不会晚于《吕氏春秋》和《韩非子》。在《二三子问》中，记载了孔子与子贡等学生讨论《易》的对话。从以上资料可见，孔子晚年确实喜欢读《易》，认真钻研《易》，以致“韦编三绝”，还向学生传授过《易》。孔子不时翻阅、反复研摩、深度探究《周易》，几近废寝忘食，最终洞悉了《易》的最高本质——“德义”，于是“不安其用而乐其辞”，不搞卜筮那套把戏，而专心致志地深究文辞背后的深刻蕴涵，抵于《易》的最高本质或奥义——“乐其知（智）”，触摸到了《易》所包含的非凡智慧，分享到文王的快乐。其实是发现了《易》的卦辞、爻辞背后隐藏有“古之遗言”，即文王遗教。在孔子看来，“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辟咎，然后《易》始兴也。”文王仁德修养极高，对纣王的无道统治忧虑重重，胸怀大志却找不到现实出路，甚至不敢表露出来，于是就通过《易》的卦辞、爻辞隐讳（婉转）地把看书的“言”“教”以神秘的形态书写下来，以待后人中有超级慧根者妙悟。帛书中这段话与《论语》中“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吾其为东周乎”“久不梦周公”等记载完全合拍。 其实，孔子对《易》的态度，和年轻时很不一样，简直就是180度大转弯、大逆转，前后判若两人。子赣（即子贡）曾回忆老师早年的教导，原话是：“夫子他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繁。’”这代表了孔子年轻时对《周易》的态度：基本否定，当然也借此表达了对世道人心的强烈不满：人们不去追随德行修养（人格的完善），而去追随神灵以寻求莫须有的保护（无论自己为恶为善都只想神灵的无条件庇护）；不去追随生命之智慧（仁德大道的觉解）、寻求事理（物理）人心之明达，而去依赖卜筮之术（实际上是自甘愚昧、自我愚弄、自甘下流）。这一情况也与通常认为《周易》原本只是卜筮之书的观念（常识）一致。子赣很听老师的话，虽然并不太同意老师对《周易》的看法，但却一直努力不去碰它，不搞卜筮（装神弄鬼）那一套。然而，让他不解的是，老师本人却在年事渐高之际，突然整天摆弄起《易》，而且痴迷到手不释卷的地步，子赣被搞得迷糊了：“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老师好象开始迷恋《易》了，这是怎么回事？这一新情况令子赣大为惶惑。这段极珍贵的记载是1973年长沙马王堆《易传》帛书出土后，才为当代知晓的史料，孔子与《周易》的关系也有了新的眉目，但《易传》是否为孔子所作，仍不为多数研究者所认同。无论如何，孔子确实与《周易》有极密切的关系，则由此而被证明确实曾有极其亲密的接触，不必多疑。[帛书《易传·要》：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子赣曰：“夫子他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繁。’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缗行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曰：“君子言以矩方也。前（剪）羊（祥）而至者，弗羊（祥）而巧也。察其要者，不诡其福。《尚书》多阏矣，《周易》未失也，且有古之遗言焉。予非安其用也。”子赣曰：“赐闻于夫子曰：……‘孙（逊）正而行义，则人不惑矣。’夫子今不安其用而乐其辞，则是用奇于人也，而可乎？”子曰：“缪哉，赐！吾告汝，《易》之道……夫《易》刚者使知惧，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妄，渐人为而去诈。文王仁，不得其智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避咎，然后《易》始兴也。予乐其知……”子赣曰：“夫子亦信其筮乎？”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后其卜祝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而后乎？” ] 三 其实，孔子对《易》喜或不喜，或在他喜《易》前后，有一以贯之的生活态度或生命价值判断（理念），就是注重“德修”。这也是孔子对待《易》的态度中最要紧（关键）处。 孔子说：“《周易》未失也，且有古之遗言焉。予非安其用也。”《尚书》残缺太多，而《周易》基本完整，孔子对此欣欣然的态度溢于言表，对“古之遗言”极感兴趣，也就是对《易》所代表的以往历代先人所积累下的经验教训的集结乐观其成并极为重视，这当然是孔子晚年转而珍爱《周易》的关键原因了。子赣对老师的态度忽然如此大转变、大逆转，很不理解，也想彻底搞搞明白，并回想起了老师的另一句话：“赐闻于夫子曰：……‘孙（逊）正而行义，则人不惑矣。’夫子今不安其用而乐其辞，则是用奇于人也，而可乎？”老师一直教导我们要谦逊、中正、持守并履行道义，那样人们就知道我们究竟在做什么了。但这回老师开玩这部卜筮之书，是什么新花招呢？又不象是要卜筮的样子，整天读那些卦辞爻辞，叫人实在搞也搞不通其中的玄虚奥妙。子赣在背后嘀嘀咕咕，终于传到孔子耳朵里，又听说子赣很为此烦恼，就把他叫来，解疑释惑一番：“吾告汝，《易》之道”，我来说说对《易》的一些最新的心得体会吧。我觉得《易》中其实包含着许多根本之道理，值得细细地求解一番呢！显然，孔子晚年突然“好《易》”并不是要探讨卜筮技术，而对卜筮这一文化表象背后的东西更感兴趣。孔子接着说：“夫《易》刚者使知惧，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妄，渐人为而去诈。”孔子的意思是说，《周易》的内涵太丰富太博大了，不同的人阅读都可以发现与自己大有益处的道理，阳刚强悍的人读《易》会知道有所畏惧，因为刚强的反面就是柔弱，况且强中更有强中手！而柔弱者读《易》则可以知道自己其实本有刚烈强猛坚挺的另一面，只是不自知而不曾激发之而已；即使是愚笨的人，也会因读《易》而变得聪明起来，做事就变得有板有眼了——慧根就被开启了；而那些惯于玩弄权术阴谋者，则通过《易》可以知道智慧的博大，阴谋的有限，慢慢地自觉地或多或少地甚至彻底地放弃耍弄机巧诈谋等小手腕，向堂堂正正的人生大道方向从容转身。子赣听了这番道理，或依旧云里雾里，未得把握老师教导的精微，却很关心老师是否多少相信点卜筮之术，就又问道：“夫子亦信其筮乎？”老师您对这书中所讲授的卜筮技术信还是不信呢？孔子也直言不讳地告诉子赣，说自己也曾试过卜几把：“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孔子占卜的准确率是70%，大约三分之二的样子吧，还算挺准吧。但对孔子来说，只是偶尔玩几把解解闷吧，他手不释卷地读《易》，当然不是为了玩耍解闷，而是另有意图：“我后其卜祝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在孔子眼中，《周易》中的卜祝术数只是很次要的内容，德义才是根本与核心。他接着说道：“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幽赞是手段，是为弄明白术数之理，术数仍然是手段，更深层的目标是达到对德义的精准理解，而德义的最为根本内涵，不过是“仁”与“义”，仁是内心的修养，要悉心呵护，即所谓“守仁”——守望内心的那份人类独有的温暖情愫：自爱且爱人。光有内心的仁爱感情当然远远不够，必要见之于行动。于是有“义行”的要求。所谓“义行”，是仁在实际生活中的表现。《中庸》后来也说，“义，宜也”，也就是按照“仁”的理念去做应该做的事（合宜之事）。于是，我就联想到了康德的“you ought to ”（应当、应该）。道德意志（无条件的担当精神）这一人伦义理的根本（人性内泉源）被发现了。孟子也说：“夫义，人之正路也”，义德是人的精神成长、完善的阳光大道，并主张以（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舍生取义”的大丈夫精神无条件地践行之。孔子看到那么多人热衷于摆弄《易》，许多人却根本不入门径、不得要领，很是伤心：“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末也，好之而非也。”，孔子将不同的人理解、体悟《周易》的境界或层面区分为“赞”、“数”、“德”三种，“赞”属于巫术这一最低层次，“数”是史这类纯深究式把戏，比巫术高明一些，是第二层次。“史巫之筮”对《易》的真髓并未领悟，只看到表象，或初级的（一级、二级）本质，而不曾洞悉更深刻的本质。孔子自称“我后其祝卜矣”，努力从“德”这一最高层次来理解、透视、阐示《周易》的人文意蕴，着力避免“史巫之筮”之流的拙劣。其实，孔子是很为那许多颇有文化修养的人那么喜欢《周易》却难窥其真谛感到可惜吧。此外，那么多人滞留在“史巫之筮”不得超祓，也让孔子很为自己担心，害怕自己“老而好《易》”这件事被后世之人误解，自己也可能被归入巫史之流：“后世之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孔子强调自已酷爱《周易》，是将之当作道德之书阅读，与史巫之流完全是两码事，表面看起来行为走向类同，所追求的目标却截然相反。孔子的结论是：“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而后乎？”君子专心追求德行修养，不用去祈求福祉呀；做到了仁义，吉祥顺利归于必然——自然而然，还用得着占卜？只玩祝巫卜筮这些小把戏，太没水平、没层次了！这当然也包含（潜藏）着另一重意思：在孔子看来，人若缺德，祝巫卜筮也没有什么用处，因为神灵不会帮助作恶的坏蛋，所以，不修德行善的人，也就不必占筮，一定要追时髦，也只能闹得灰头土脸，蒙羞到家，亦如《论语》中所断：“‘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论语·子路》）? 总体而言，孔子既不简单否定占筮，但也不主张、鼓励将它当成正事，所强调的是以德行仁义来营造良好的社会秩序和人际和谐，顺势得福遇吉，是为不求而得。如果德修善行统统都到位了，偶尔闲暇玩两把事后占筮，也是生活一点小情趣，不必当真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