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世纪90年代，专事古代文学、美学与批评史研究的汪涌豪忽然兴致勃勃做起了游侠研究，并撰成《中国游侠史》《侠的人格与世界》（与陈广宏合著）二书，首开这一专题史研究之先河，至今仍为文史学界与学生称引。尽管据他后来追述，其时武侠小说正风靡读书界，或许不能不说是构成写作的一个动因，但在汪涌豪那里，自有更深的学术冲动与性情激荡，因而笔下的游侠世界较之虚构的侠客江湖也就另现一片天地。 “大约在公元前四百多年，当封建井田之制稍坏，诸侯大夫亡国败家相随属，又或淫侈不恤士，变革时代的纷乱动荡激活了一部分意欲改变自身命运的人们。他们觑准当日百废待兴，特别是国家政治运作、法制建构尚未走上轨道的时机，乘隙而奋盛于一时。由于其一生行事，好‘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被世人称为侠；又由于他们不乐居业，偏好游处，通常还多被人称为游侠。”汪涌豪从一开始就尝试将这一特殊人群放回到古代中国的历史流程，从史学、社会学角度审视游侠，对其人群构成、活动方式、人格特征和社会关系等作出系统的梳理。只要仔细翻阅游侠二书，就会发现其研究视野并不限于诗词文赋的侠客描摹与怀想，研究方法更多建基在史籍文献的翻检和爬梳，直至时空脉络的追溯与重塑；不仅在正史正典的皇皇载记里寻找那些寂寞古道、独行远客，而且要在野史、方志、笔记、别集、碑铭、牒帖、账簿、案册等零落断片中孜孜追索，去发现古老帝国的长长斜影、中华民族的人格精魂。 可以说，游侠几乎总是游走于历史的边缘，但汪涌豪的游侠研究却敏锐把握了新时期以来思想学术之势的重心。彼时新老学人开始在精英化的王朝史、政治史大叙事之外另辟道路，以人口、家庭、宗教等人类活动为主体的经济史、社会史研究乃方兴未艾，而汪涌豪关于游侠的种种讨论，正呼应了民众史、日常生活史研究的转向，并因其对象本身的丰富与驳杂，带动研究意识和方式的舒张与拓展，逐渐沟通起传统中国上下阶层的历史联系，展开着庙堂与江湖间的对话可能。 时隔二十余年，汪涌豪精心增订旧作，交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他明确自陈借鉴了“年鉴学派”的观念与方法以及中国既有的传统，力求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对游侠发展及湮灭的历史作更细致周洽的探讨。从新书稿清样上每一页密密麻麻增补、改写的文字里，都能切实感受到他“尤注意结合对象长处底层与边缘的特性，增补了许多史料，终得以使原本罅隙与断裂处有了信实的连接，原本寒俭单窘的地方因此变得丰实起来”。 边缘的游侠又几乎总是代表着中国人的叛逆精神。在他看来，侠爱人不讲等第，四海之内皆兄弟；侠追求公平也是没有原则的，是一切意义上的公平。而以往中国社会，公平的解释权是掌握在有权力者这边，而侠天然就站在弱势者一边……就像他在新版后记中所说：“那时的我们更多着意于尚友古人，从历史发生论角度究明其人格构成的社会基础，那么今天有机会重理旧作，更注重的就是在当下语境中，它之于构建现代意义上中国人的健全人格的价值了。”大概，这就是他在学术研究之中传递给我们的文字感性和思想温度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