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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和平崛起的表层是经济奇迹，中间层是制度优势，深层则是以儒家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动力效应和道家的平衡机制的有机统一在起作用。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尤其是“道”的智慧、“仁义”的德性和思维模式、道德自觉的人文主义精神和人学修养理论今后必将对全球产生更大、更广泛、深刻地影响。中西对话、交流和传播的路径：一是靠民间组成的类似“儒学世界”、“儒学时代”的网络平台的渠道用英语等外语向世界传播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理念和价值；二是要承认、引导和开掘民间信仰，以便在日常生活方式和学校、家庭、社区中融入传统文化的元素，进行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做人信仰的培育；三是把仁爱、责任等儒学理念与民主、自由、信用等价值进行综合创新，使之内化为中国公民的人格建构的资源。
中国正在和平崛起，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中国这头已经苏醒的雄狮正在改变世界的格局和走向。中国和平崛起即中国模式的表层是令全球瞩目的“经济奇迹”，中间层体现为“制度优势”，深层则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动力效应和平衡机制有机统一的文化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前不久在视察山东专程考察孔子研究院并在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讲到关于中华文化的“四个讲清楚”，深刻地揭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和我们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在2014年9月24日“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模式会上的讲话中他进一步说道：“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基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华，要认识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就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研究孔子、研究儒学，是认识中国人的民族特性，认识当今中国人精神世界历史来由的一个重要途径。”①本文试图通过揭示中国道路的制度优势之深层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阐述中国在和平崛起中何以能够和怎样向世界贡献与世界共享的价值观。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说，中国不可怕，因为中国只会输出廉价商品，不会输出思想、 理念和价值。美国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也曾说过，中国除了经济上去了，其它方面等于零。无论这两位西方领导人的话是攻击还是挖苦、谩骂，是错是对，都无法否定一个事实，中国 已经成为经济大国和政治大国。当下的中国人应有大国的心态和思想准备，在与西方各国经贸、科技和文化的对话、交流中向世界贡献能与世界共享的价值、思想、文化和理念。 贡献与世界共享的价值观之首要前提是，要承认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相统一的价值观。我们反对文化帝国主义为了实现“西化”和“分化”的图谋用“民主”、“自由”、“人权”等所谓的普世价值强加于我们。“民主”、“自由”、“人权”等理念既有古希腊的，又有基督教的、马克思文本中的、苏联模式中的，还在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所倡导的，其内涵各不相同，各有时代特征、民族特色。“民主”、“自由”、“人权”作为一种理想的价值目标，从理论上看，思想家可以赋予其普遍主义的内涵，但一旦被某个时代、民族和某人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加以诠释或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进行应用时，它就变成一种带有民族特色、个性特征的政治价值观。可见，“民主”、“自由”、“人权”是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统一的价值观。“不许杀人”、“不许奸淫”、“不许偷盗”是人类的普遍主义价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曾被世界宗教大会公认为人类行为的黄金定律，也是普遍主义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的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大楼前的石碑上用多种文字镌刻的一句话：“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也是一句具有普遍主义价值的话语和思想理念。 中西文化流来流去，在对话交融中相互学习、吸收，这种文化的共享就是因为中西方文化中包含着能够被对方接受和吸收的普遍主义价值。比如，自东汉末年到宋朝，曾从佛教经典的汉译传入中国的印度古代的天文学，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巴比伦和古埃及的天文学。蒙元铁骑扫荡欧亚，“为东西方文化和科学技术的交流提供新的契机，由阿拉伯人消化、吸收的古希腊天文学，随伊斯兰教的东传进入中土。”②明清之际，耶稣会教士为了进入北京宫廷，又一次以介绍、引进西方天文学进入中国。四百年前，西方文明第一次传播到中国，在激烈的争论中，中国人悻悻然以西方的数学起源于中国的《周髀算经》作为心理安慰，先是接受了数学、历法的普遍主义价值。19世纪后期，在“中学为体”的核心价值观指导下又接受了西洋器具的普遍主义价值。20世纪中国人接受了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的普遍主义价值。改革开放后，又接受了市场经济和管理科学的普遍主义规则。19、20世纪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地留洋学习，21世纪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地出国旅行和留学，耳濡目染了西方的人文道德、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等，都饱含着令我们学习借鉴的普遍主义价值的成分。 反过来看也一样，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昌明是建立在东方尤其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普遍主义价值的基础之上的。中西方文化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不但使来自西方的思想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和社会面貌，同样，中国思想文化也在深刻地改变西方人的思想和社会面貌。美国西点军校的军事理论充分吸收《孙子兵法》的理念。有许多西方启蒙思想家吸收了孔子儒家和老庄道家带有普遍主义价值的思想。马克思曾评价过中国的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火药、指南针、印刷术——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③中西方文化和文明自古以来就在对话和交融中相互借鉴，只不过在古代，因交通阻碍进程缓慢，对话和交融表现得不明显，近代以降信息沟通便捷，尤其在网络化、全球化的世界背景中，使得中西对话和交融的频率和深广度不断扩展。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经济总量增加了18倍，大部分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升堪称世界第一。中国的经济奇迹在世界上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中国的体制和文化、文明的优势定然会对整个世界产生更加强烈的影响，这就需要在中国和平崛起中回答何以能够和怎样为世界贡献与世界共享的价值观这样一个不仅对中国而且具有全球意义的重要命题。习总书记为回答这一问题曾说，“要维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因而要尊重各国各民族文明┉不同国家、民族的思想文化各有千秋，只有姹紫嫣红之别，而无高低优劣之分┉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对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无论是古代的中华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文明等，还是现在的亚洲文明、非洲文明、欧洲文明、美洲文明、大洋洲文明等，我们都应该采取学习借鉴的态度，都应该吸纳其中有益的成分，使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中的优秀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优秀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进行文明相互学习借鉴，要坚持从本国本民族实际出发，坚持取长补短、择善而从，讲求兼收并蓄不是囫囵吞枣、莫衷一是，而是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④提供与世界共享的价值观是为了发展壮大自身，同时是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中国经济奇迹的秘密在于体制优势和文化动力：其一，我们的政治制度的有效性的深层文化原因是中华文化的强大凝聚力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高度统一，它不存在西方民主的多元权力导致的互相扯皮、互相掣肘，权力运行效率不高、成本昂贵等问题。“越来越多的西方人看到了中国模式的精髓即‘团结就是力量’的整体主义的中国元素。它能组织和调动起八千多万党员和十三亿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⑤中国制度的优越性，表现在决策和行动的效率高，“已经发展成一个高度适应性强、独立自主和上下一致的组织，能够在偌大的一个国家动员所有成员”。⑥东西互补与梯度推进是中国发展的内在动力，“沿海地区的率先改革开放构成了对外的比较优势动力，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际资本流入以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的外来动力，二是国内中西部民众向沿海地区流动以求职致富的内生动力，这两个动力共同推进了沿海地区的迅速崛起。”⑦中国经济奇迹的深层文化因素还包含着经世致用、德法兼治、文以化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道法自然、协和万邦等儒家文化的动力效应和道家文化平衡机制的有机统一。其二，它能为现代化目标做出长远规划且能在动态中加以调整，确保改革开放在和谐稳定的环境中逐步推进。我们的现代化目标绝不是欧美式的现代化，而是要为全人类探索一种真正幸福的生活状态，它注重精神价值的追求。中国独特的以道德为核心的人文资源不仅是克服自身在发展中出现问题的本土资源，还将成为矫正资本主义缺陷提供良药。我们的现代化更加注重意义世界的构建，其最高理想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其三，我们的政治制度有足够的组织上的激励去执行和维护经济发展的战略，各级地方政府不断进行着发展竞争，中央政府和党的各级组织能推动国家和社会的良性互动，能为包括地级市和县在内的几千个地方政府间互相竞争，提供一个可持续的学习和创新平台；“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双向互动，上有大政方针，下有广泛试验创新，中有多层次研讨交流和知识扩散，从而使得改革年代的中国成了全世界规模最大，最有活力的知识更新和制度创新的试验场。”⑧ 中国模式的深层原因在于以儒学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驱动力和道家的平衡机制的有机统一在发挥作用。比如我们制度的决策和行动的高效与我们文化传统的大一统有密切的关；与“整体和谐、以民为本、生和化、自强和厚德、道法自然”有关；与“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仁者爱人、知行合一、整体和谐有关。在国际政治上的“因时而变、以变求胜、纵横辟阖、左右逢源”等又与中庸之道中的权变思想”有关。在现代化建设中，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忧患意识”、“天人合一”、“中庸之道”、“革故鼎新”和阴阳协调、整体和谐、直觉顿悟、有机论的思维模式即中国智慧在发挥作用。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使中国经济模式实现了社会有机体的协调一致，形成了整体发展合力。中国模式越来越向世人显现出它的深厚的文化实力，使西方模式走下神坛，使得西方社会产生了奇特的心态，比如白宫经济咨询委员会前高官克里斯汀·福布斯曾说：“中国既是西方最大的希望，也是西方最大的恐惧。”有人甚至认为，“以理性为主的西方的思维模式也已走到了尽头，而中国智慧、中国的思维模式却可以弥补西方思维模式之不足。”原来西方人以为只有实现了民主才能发展经济，现在他们意识到随着经济的发展，某些具备一定条件的社会的民主制度会逐步成熟起来。所以，他们中的一些人觉悟到：“按照我们的想法去改造中国是不可能的。我们无法把西方的标准强加给中国，不得不改变的是我们自己，因为中西方深层的观念文化不同。”还有人认为，中国的民主是一种特殊的民主，这种民主将考虑到这个大国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特点，“这种亚洲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文化背景是孔子的公共伦理，而不是抽象地复制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澳大利亚的汉学家李睿智早在6年前就说：“中国在超越西方，将来中国将引领世界，它的成功主要有10大原因，诸如注重教育；中国文化适应性强；包容性强；中国的道文化圆润通达，使人有力量、能变通，西方的宗教像洗脑；科学发展观首先注重人的身心和谐，在稳态中求发展，在和谐中讲变革；天人合一更有利于生态环境；上层建筑和社会组织的调动力更强，中国文化的中庸之道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儒道互补使中国人像毛笔既刚劲有力、铁笔银钩又龙凤飞舞，圆润柔顺、不可战胜。”⑨
1、历史上我们向世界贡献了哪些与世界共享的价值观。我们中国人只记得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给我们带来的震慑，认为西方是中国的样板，早就遗忘了从五世纪到十五世纪中国古代科学技术领先和超越世界一千多年的历史事实。实际上，西方近代的科技文明是与其启蒙思想有密切关系，而西方的启蒙思想家当时深受中国传统儒释道思想理念的影响同样是不争的历史事实。我们在历史上曾经为世界提供过许多非常有意义的与世界共享的价值观。尽管黑格尔曾经讽刺中国没有哲学，但在自己的著作中却赞美中国是理想的国家，他不得不承认：“中国曾经是我们的样板。”⑩早在希腊、罗马时代，我们为西方贡献过丝绸、瓷器、玉石，自15世纪马可•波罗来到中国的“大航海”时期，欧洲就流行“东方主义”。罗马教廷向亚非各国传播“上帝福音”之时，中国的经典就传入了欧洲各国，如利玛窦1591-1594首译的朱熹《四书》，之后有金尼阁翻译的《五经》（1626），郭纳爵翻译的《大学》，取名《中国的智慧》。18世纪后，法国神父唐尚贤著《易经注》、钱德明著《孔子传》和柏应理的《中国哲学家孔子》等，后者还介绍了朱熹的理学以及“太极”、“理”等新儒学概念。莱布尼茨6岁时就已读到家藏的《易经》等中国经典，后来发明了著名的“二进制”。17世纪和18世纪初叶，许多西方学者承认，中国的历史、艺术、哲学和伦理思想、政治对欧洲的影响比欧洲对中国的影响大很多，尤其是中国人对于德行、智慧、信义、仁爱、慈惠、礼貌、威仪、谦逊均是其他民族所望尘不及的。他们用中国的智慧来审视基督教，感叹不信基督教的中国 人为什么与基督教信徒一样快乐。他们认为孔子的思想是理性的结晶、智慧的宝库。亚当•斯密从他的好友魁奈（被称为欧洲的孔夫子，认为老子的“道”即是自然法）那里得到灵感，完成了《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马弗里克认为孟子的恻隐之心的思想启发了亚当•斯密撰写《道德情操论》，“书中的许多观点源于中国的儒家”⑾斯宾诺莎的“实体”，康德的“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都有中国思想“道”的成分。康德指出斯宾诺莎的“实体”取自于老子的“道”，尼采说康德是“格尼斯堡的中国人”。朱谦之认为康德的理性直接来源于宋明理学的“理”和中国文化的“道”。马克思则说黑格尔哲学跟中国哲学具有共同点。最近我们还从俄罗斯学者那里了解到，大文豪托尔斯泰也从儒家的伦理道德中吸取营养，用以自身的道德修养和灵魂洗涤。众所周知，朱熹理学传入东亚的朝鲜、日本和越南，随之形成了“东亚儒家文化圈”，在文艺复兴后期至法国启蒙运动期间由耶稣会教士把“天理”、“太极”和“道”等概念输入欧洲思想界，成为近代欧洲本体论哲学的重要元素。儒家的核心概念“诚”在康德那里是“善良意志”，当我们剖析他的“纯粹理性”以及他的“自在之物”时，我们发现他跟朱熹的“理”或“太极”更为相似。⑿儒家的人性本善不但推动了法国大革命，还对康德发起的德国哲学的‘哥白尼革命’都产生了深刻影响。毛泽东也说过“吾国宋儒之学，与康德同”⒀康德曾说斯宾诺莎的“实体”源于老子的“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与王阳明的“本心”十分相似。列宁也曾指出莱布尼茨的“前定和谐”包含“深刻的辩证法”，而康德和黑格尔的辩证法更是直接受益于莱布尼茨，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中国哲学的影响。《易经》中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思想到了黑格尔那里发展到了顶峰。黑格尔阅读过《易经》、《论语》、道德经》及朱熹集注的全部四书五经。在《易经》中，莱布尼茨看到了二进制，黑格尔看到了“肯定”和“否定”。贺麟早在40年代就指出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就是朱熹的“理”或“太极”，张岱年也一直持这一观点。莱布尼茨一生都在研究中国哲学，他的学生沃尔夫继承了他的事业，黑格尔直接继承了从莱布尼茨-沃尔夫学派到康德所开创的德国古典哲学。朱熹的“理”和老子的“道”在欧洲思想家看来是“自然律”。在黑格尔时代，中国哲学在欧洲已经传播了二百年之久。马克思曾说：“如果黑格尔说，中国占主导地位的规定性是‘有’，印度占主导地位的规定性是‘无’等等，那么，绝对的批判就会‘十足地’附和黑格尔，并把现时代的特性归结为‘非规定性’这个逻辑范畴，并且会更加十足地把‘非规定性’同‘有’和‘无’一样列入思辨逻辑的第一章，即列入关于‘质’的第一章。”⒁黑格尔的体系当中有三个因素，一是斯宾诺莎的实体，即中国哲学的“有”，费希特的自我意识即佛学的“无”，而“绝对精神”则是“有”和“无”、“实体”与“意识”的统一。马克思道出了黑格尔哲学受到中国思想文化影响的秘密。 16 至18世纪文艺复兴尾声也就是法国启蒙运动兴起之时，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霍尔巴赫、狄德罗等启蒙思想家都几乎成了中国文化迷，狄德罗赞赏中国政治与道德合一，伏尔泰评价朱熹的理性是把人从宗教中解放出来的普遍道德，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引导人们学会道德理性的实践行为。他认为欧洲的君主和商人在东方发现了财富，而哲学家则在那里“发现了一个精神和物质的新天地”⒂他认为耶稣只是禁止人们作恶，孔子则是劝人行善，“基督教和西方的格言根本没法与这种纯粹的道德哲学相比。他赞美孔子不媚帝王，不好女色，实为世界上第一师表。为了表示对孔子的崇敬之心，他在自己住宅的墙上挂了这位中国圣人的画像。”⒃儒学在启蒙思想家的眼里是唯物主义的理性精神，是与“上帝”、“宗教王国”的对立物，从17世纪德国莱布尼茨的唯理论和18世纪英国休谟的《人性论》可以发现儒释 道三教合一的宋明儒学的影子。美国学者雅可布逊说：“断定休谟的思想来源包括大量的中国、印度教和佛教的思想，这并非故作惊人之语。”⒄有更多的西方哲学家认为，是朱熹的哲学一定程度上导致启蒙时代的西方突然出现了偏离神学传统而呈现出倚重“理性”的奇特现象。尽管笛卡尔是改变欧洲思想方向的第一人，在这之前的斯宾诺莎更有欧洲哲学转向的特色，正如黑格尔所说的他有深刻的统一性，东方绝对同一观是儒道哲学的基本原理。古希腊原本是有辩证法的，“西方恢复对辩证法的重视是16世纪东学西渐的事。欧洲人的辩证法思想随着东方阴阳学说的传入被激活了，于是才出现斯宾诺莎、爱尔维修、康德和黑格尔的辩证法。”⒅《周易》是讲一阴一阳之谓道，老子是讲一生二，二生三，这个二就是阴和阳，这里的三是由阴阳二气和合而成的和气，都是对立统一的法则和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量变质变和物极必反等思想。中国的辩证法早于黑格尔辩证法二千多年，就像黑格尔指出斯宾诺莎把东方的绝对统一性纳入了欧洲的思想形式一样，正反合的中国哲学理念成为黑格尔哲学的基本命题。 马克思也是一个中国迷，他的大女儿小燕妮有两个绰号，一个叫“中国皇帝”，一个叫“高贵的中国人”。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其实最接近于中国的阴阳辩证法，是更高一级的辩证法，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的辩证法是概念辩证法，马克思将其变为唯物辩证法。所以，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也与中国的阴阳辩证法有密切关系。李约瑟曾说过：“现代中国人如此热情地接受（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很多西方人觉得不可思议。他们想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个古老的东方民族会毫不犹豫、满怀信心接受一种初看起来完全是欧洲的思想体系。但是，在我想象中，中国的学者们自己可能会这样说：‘真是妙极了！’‘这不就像我们自己的永恒哲学和现代科学的结合吗？它终于回到我们身边了！’‘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更愿意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哲学思想正是他们自己所产生的。我们也许能从这里得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内在联系的某种消息。当然，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的基础早在古希腊就奠定了。”⒆ 2、儒学向世界贡献与世界共享的价值观之可能性和必要性。向世界贡献与世界共享的价值观在历史上是事实，今天当然也是可能的。这种可能性是建立在中西文化和哲学的对话和交融当中；这种可能性也是建立在共同面对人类的困境即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能源危机和人为物役等普遍性问题的基础之上。 杜维明认为是儒学的两个基本原则“恕”和“仁”能够为全球伦理提供必要的和有益的智力资源。他主张与西方进行对话，需要产生一大批关心政治、参与社会、对文化有抱负、有敏感，具有人文精神的公众知识分子。我想我们能为世界贡献的价值观的途径主要是在对话中传播。没有广泛和深入的对话和传播，我们的价值观不会被西方人所接纳。历史上西方耶稣会士之所以会传播中国的思想理念，是因为他们为了将神的启示传播给中国人。今天的西方人之所以会重视中国的价值观和智慧是因为中国正在崛起，他们想了解中国强大的原因以及如何与中国做生意。我们向世界贡献与世界共享的价值观，归根结底是为了在中西对话中让世界了解中国，不仅是为了发展我们自己，更是为了共同应对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和为了推进世界文明和和平。 3、儒学能够贡献与世界共享的什么样的价值观？有人认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必须具备三项法理要素即：组织和体制上的规范与保障，健康与健全的国民精神支撑，民主、均衡、和谐的社会环境和坚持科学发展观。我想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的核心价值的创造性转化。任何制度、体制和规范的设计，环境的营造和公民的素质、精神状态都离不开思想、理念、价值和信仰的支撑。这种思想、理念、价值和信仰不是凭空从当下活着的人的头脑中产生的，而是由五千年的文化传统积淀而成的，它主要是在传统文化的儒释道中，在近代以降的马中西文化的融合创新之中。 就内容上而言，我们可以向世界提供经现代诠释和创造性转化的一系列价值观，如“仁爱”、“天下为公”、“大同理想”、“协和万邦、亲仁善邻”、“忠恕之道”、“天人合一”、“和合”、“包容”、“中和”、“泰和”、“和而不同”、“忧患意识”、道德自觉的“内在超越”、“极高明道中庸”的“中庸之道”、“自强”“厚德”、“道法自然”、“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亲民、乐民”、“为政以德”、“经世致用”、“清廉从政”等思想理念都具有普遍主义价值。 我想强调的是在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是“道”的智慧、“仁义”的德性和中国哲学的思维模式。中国文化中的“道”意味深长，一阴一阳中的道是《易经》中所讲的道，道者反之动的道是《道德经》中所讲的道，天道之阴阳，地道之柔刚与人道之仁义是儒道两家共同讲的道。道是最高的智慧，是经中之王，是中国思想精神的最高境界，是形而上的最高表现形式。这种智慧与佛祖、耶稣、神的智慧有异曲同工之妙，比苏格拉底的智慧似乎更玄妙、幽深。它是对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的全方位的领悟。“道”可以和“无极”、“太极”、“空”并列，这种智慧与西方的逻各斯、上帝的智慧不同，是直觉顿悟的——是微妙玄虚的。道是万物的总根源。道又是真善美的精神实体。是指导社会人生的总原则和规范。它坚信搞歪门邪道之人必败，在日常生活中黑白颠倒的人一定身体不好；过于追逐名利的人一定会早夭。道深信大宇宙与小宇宙息息相通。无论治家、治乡、治国、治天下都一样，都是要循“道”而行，都要把常德、孔德、玄德之人格用于社会，以至德治世。道还是柔弱的智慧，它告诉人们一事物总是向相反方向转化，充满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不同于西方的主客两分，由概念、判断、推理形成的庞大的形式逻辑体系和实证实验以及机械论的思维模式，我们是讲阴阳协调、整体和谐、直觉顿悟，有机论的思维模式。这两种思维模式即智慧是人类最重要的智慧结晶，过去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的思想家曾经非常热衷于学习、吸取中国的智慧，今天的中国需要向西方和全人类虚心学习各种文化和文明成果，同时也要为世界贡献我们的智慧。在与各国、各民族人们进行对话、交流中传播我们的思想、理念、价值和智慧，以促进世界和平和繁荣。 4、向世界贡献与世界共享的价值观之路径设想。其一，除了主流媒体和网络之外，靠民间组成的类似“儒学世界”、“儒学时代”的网络平台的渠道用英语等向世界传播我们的思想、理念和价值的效果也许更好。现在有一些西方的汉学家发自内心地由衷赞叹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已经产生了许许多多有辐射力的学术成果，他们也愿意为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参与与西方文化的对话、交流，他们善于运用西方人能听懂的语言与西方人交流，也愿意在我们民间组织的网络中开展文化对话的工作，我们应当把他们组织起来，在我们的民间网络团体中工作。这种民间的组织可以在网上为其确定各种主题或网名，诸如“儒学时代”、“儒学世界”、“儒学与基督教”、“儒学与伊斯兰教”、“儒学与当代文明”等。中国文化的交流和对话再也不能像历史上的那种被动的局面，而是应采取主动向世界发出友好的声音，主动向世界传播孔子的价值观对世界的意义和价值，主动向世人介绍中国在崛起中的文化主张和和平的人文主义、道德自觉的理念。 其二，承认、引导和开掘民间信仰。民间信仰是中国社会伦理治理的“活”的传统资源，它蕴藏在每一位中国公民的血脉中和言谈举止中——它需要当政者关注它，在主流导向中将其标示出来，在人性的深层进行唤醒和培育。我们应当承认它是一种人文信仰，它渊源于儒释道传统文化的道德自觉意识的内在超越，渊源于儒释道民间信仰的传统，是我们老祖宗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集体无意识”，对建立有序的精神秩序意义非凡。这是可以和基督教文化传统媲美的伦理道德的社会资本，应当引起我们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我们应当向世人宣示：中华民族绝不是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我们的人民绝大多数都有自己的信仰，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还有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的信仰，更有为广大的民众信奉的民间信仰，这种民间信仰主要表现为老百姓深信的“积善余庆，积恶余殃”、“因果报应”和“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头上三尺有神灵”等。这是一种重要的道德资源，它对整合社会具有重要价值。对民间信仰要科学地加以引导，将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结合起来。 其三，把仁爱、责任等儒学理念与民主、自由、信用等价值进行综合创新。儒学传统中的仁爱、正义、包容、责任、和谐、礼乐、自强、厚德、诚信等理念也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可以与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信用等进行综合创新。把仁爱普遍地洒向洲际间的所有共同体中的人。“民胞物与”、“天下一家”、“主客相容为一”等儒学理念可以使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洲际之间的所有陌生人相互之间得到关爱，地球共同体中的人彼此都用善心来对待，彼此看作是同舟共济的人。 苏格拉底、孔子、耶稣和释迦摩尼的思想都有一个对人性的尊重，对生命价值的关爱，对精神和意义的追求，这些圣哲的思想虽有其差异但又有许多共同点。无论中西方学者都越来越认识到“从古老智慧中寻找现代灵感”的迫切需要。 民主、自由、正义、仁爱、包容、责任、厚德等价值理念都赞成与人为善，与社会和谐相处，都要变“与自然为敌”为“与自然为友”人与自然“共同生存与繁荣”。人们对科技文化的偏向要转为重视社会——人文文化；人类文明从原始文明走向游牧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现在已经进入信息文明、网络文明和金融文明的新时代，原始人也已经演化为传统人——政治人——经济人向现代——文化人转换；知识社会的分裂状态将会转化为智慧的管理，人的德性再一次在新的高度上被颂扬。每一个人都在与他人相处中完善自身，人不仅仅是智能实体，更是“智慧实体”，智慧实体具有极高的情商，很高的仁心、爱心、博爱心和菩提心。人人都要回归自然之家、精神之家和爱的家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