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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堪称古代大众传播的先驱者，也是古代传播模式创新的探索者和生动实践者。尽管孔子并没有专门涉及大众传播的言论，但他的言语，尤其是《论语》经典，用时下最流行的一个词来形容，是世界上最早的微博，其中已经带有传播理论的色彩，闪烁着传播智慧的光芒，体现了烙着中国文化印记的传播规律和人文符号，当今新闻报道实践可以从中汲取很多有益的养分。 本文是《衢州晚报》总编辑崔建华在韩国忠南大学纪念中韩建交2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作为一家之言刊发出来，供探讨。 文/ 崔建华 在社会转型、多元叠加、资讯过剩的现代传媒生态环境下，在追求创新的同时，如何坚守新闻传播某些规律性的符号和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标识？这是摆在现代传媒人面前的一个“时代之问”。 《论语》作为一部承载儒家思想的恢弘巨著，以其深刻的思想内涵、鲜明的东方文化特征和高度浓缩的理论精华，影响了中国2500多年的历史，并烙在每一个中国人的灵魂深处。 关于传播主体的媒介素养：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在人际口头传播时代，传播主体就是人，而在大众传媒产生后，人与媒体共同构成传播的主体，但人依然是传媒生产力中最基本、最活跃的因素。传播主体的媒介素养直接决定了传播的效果。 孔子设教招徒，有弟子三千，并培养出精通“六艺”的七十二贤人。从现代传播学理论来看，这七十二贤人就是在当初口头传播生态环境下的“意见领袖”。他们的“媒介素养”直接决定了儒家思想的传播效果。 在孔子看来，传播是一项高尚而严肃的事业，它对传播者的要求很高。《论语•述而篇》中有这样一段话，“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志于道”就是现今说的“理想”，要求人首先要树立一种立志高远追求人生的精神和毅力。“据于德”，就是要重视实现目标、理想的方法和途径，言、动、视、听一律依据首先规范。“依于仁”，就是说首先的主体是“仁”，内心的活动和行为的表现以仁道仁德为载体。“游于艺”，即经常悠游于礼、乐、射、御、书、数六种技艺的学习和实践中。志道、据德、依仁是为了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和思想品格，即当今提倡的“德”。《礼记》中说：“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所以游艺是培养人的工作能力和生活乐趣。 孔子在对待事业的态度上也有精辟的论述。他在《论语•雍也篇》中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大意是对待任何事业，知道它的人，不如爱好它的人；爱好它的人不如以实际行动以它为乐的人。从现代传媒的实践看也是如此，只有一个对新闻事业充满了满腔热情，并愿意视为之奉献而当作人生乐事的人，方可真正投入其中，并有所收获。 孔子在《论语•雍也篇》中，还对传播主体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博学于文”，讲的是业务素质，要求广泛学习各种文献技艺，掌握尽量多的资料和知识，换句话说就是要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从而才能在传播中拥有底气，并游刃有余。在现代大众传播中，要求记者编辑做一个“杂家”，也就是这个道理。 如何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孔子强调学习，教育者必先受教育。他在《论语•述而篇》中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他还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篇》）他不仅向书本学习，而且向周围人学，向生活学，从研究历史文献中学，从教学相长中学。他曾经去周都洛阳问礼于老子；曾经问乐于苌弘；在卫国向蘧伯学习严于律己；在齐国向晏婴学习贵人贱己，先人后己等等。他学无常师，见贤思齐。他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在学习的方法上，孔子提倡凡事都要问个“为什么”，从深层次去想一想。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篇》）只学习，不思考，在认识上就会迷惑不解；只思考，不学习，那就疑惑难解了。 除了业务素养，孔子还谈到了道德素质，这也是孔子在他的言论中讲得最多的。他要求学生自觉以“周礼”来规范自己的言行，非礼的事情不要去做。这个观点尽管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撇开这一点，他要求学生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准，从而在传播中受人尊敬，以礼服人，还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孔子还在传播的社会责任方面有专门的论述。他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他还论述了见利忘义，不承担社会责任所带来的后果。“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篇》）意思是说一切依照自己的利害关系行事，就会招致更多的怨恨。当今社会的新闻传播人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利益陷阱，不得不防。时代不同，我们不需要从业者像“子路衣敝氲袍，颜渊箪食瓢饮”那样，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原则还是要坚守。 联系眼下全国新闻界正轰轰烈烈开展的“走转改”活动，与孔子的以上所述理念是一脉相承的。 关于传播内容的客观真实：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论语》中，记载了不少孔子关于传播的价值取向、社会责任和职业伦理等方面的重要论述。对我们当今的新闻传播实践，同样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论语•子路篇》中有孔子与鲁定公的两句对话。鲁定公接连向孔子提了两个问题：“一言而可以兴邦”“一言而丧邦”，有这么回事吗？孔子以两个“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作答。意思是“话不可以讲得这样肯定，但有与这接近的。”孔子常常告诫他的弟子“慎言”“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子张篇》）。 在舆论传播零时差、多渠道、个性化、互动性和海量性的现代社会，舆论的重要性有目共睹，无论是当政者，还是经商办企业者，甚至是普通公民，都十分重视新闻舆论，因为“记者笔下有财产万千，记者笔下有毁誉忠奸，记者笔下有是非曲折，记者笔下有人命关天”。（新华社原社长郭超人语）作为现代传媒人不能打着道德的幌子，而强奸法律的尊严，当然也不能高举法律的鞭子，而无情地抽打我们道德的同类。 对于传播内容的定位，孔子有自己的原则。他将“礼”作为最完美的伦理规范和制度，同时又将“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准则和品质。他在《论语•颜渊篇》中说：“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这也是他在阐述传播内容的定位。 孔子治学严谨，他遵循两条原则，即：“述而不作”和“无征不信”，通俗说法是承传记述而不创作，没有证据就不足为信。在孔子看来，“成人之美”也不是乱“成”的，他提醒要注意有事实根据。他在《论语•卫灵公篇》中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意思是说：“我对待别人，毁谤过谁？赞誉过谁？如有所赞誉，必定是实践检验过他的。”这反映了他对传播内容真实性要求之严格。 《论语•八佾篇》也记述着孔子这样一段话：“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意思是说，“夏代和殷代的‘礼’是什么样，我能说得出来，但夏禹后代杞国和殷后代宋国现行的礼仪，却不足以作为考证的证明。因为文字资料不足，熟悉夏礼、殷礼的贤人也不多。如果‘文’、‘献’足够的话，我就能用它来作考证的证明了。”由此可见，孔子对待“证明材料”态度的严肃认真。 孔子在《论语•阳货篇》中说：“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告诉人们：“在路上听到传言就到处去传播，这是道德所唾弃的。”在《论语•卫灵公篇》中又强调：“巧言乱德。” 当今，我们在做新闻报道中也强调“孤证不立”原则，再现一个新闻事实必须要有两方面以上的证据来印证，也是这个道理。也正是“道听途说”和“巧言”，制造了现代社会有损新闻媒体形象的虚假新闻和失实报道。 不过，孔子也认为，做事难免有错，但要知错即改。他在《论语•学而篇》中说：“过，则勿惮改。”告诫人们，有了过错，就不要怕改正。《论语•卫灵公篇》中他则说：“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孔子的学生子贡则秉承老师的精神，他也认为：“君子之过也，为日月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论语•子张篇》）君子因改过而受人敬仰。 在资讯发达的当下，媒体因新闻发布量大，报道速度快而导致一些差错的产生。“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差错产生不可怕，怕的是有差错遮遮掩掩，或“死不认账”，漠视新闻更正，这将对新闻真实性产生严重损害，降低媒体公信力。 知错而改错，最终减少且消灭差错，关键在于“内省”。《论语•学而篇》中有记载，“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大意是，曾子说：“我每天都要多次反省自己：替别人办事是否尽心尽力了？同朋友交往是否真诚？老师传授我的学业有没有去实习？”孔子倡导在日常行为中，对人对事不偏听、不偏信、不偏见、不偏向、不偏激、不偏执、不偏爱、不偏私，不讲过头话，不做过头事；随时、随处、随事坚持中道原则。 有学者认为，新闻更正，是媒介不可缺失的公信力。新闻更正是新闻传播活动中克服错误、回归真实的理性之举。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如今我们做新闻传播的人，也需要经常这样“内省”：今天我传播出去的新闻有错吗？受众喜欢吗？对人有帮助吗？ 关于传播模式的受众本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聚徒讲学，让教育走向平民，让礼仪和六艺传播到民间。他既是“有教无类”的倡导者，也是躬行实践者，教育对象无地域之别、贵贱之分，只要是成年人，他都愿意施教，“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篇》）同时，他对传播对象进行细致认真的研究。 孔子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篇》）也就是说：“对有中等水平以上才智的人，可以讲高深的知识学问；对中等水平以下才智的人，不可以讲那些高深的知识学问。”这段论述，对我们新闻媒体确立受众定位，有较好的现实指导意义。 怎样对待传播对象？《论语•卫灵公篇》中有这样的记载：子贡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恕的本意是，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具体表现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现代社会的各种媒体所面对的受众已越来越平民化。作为新时代的媒体人，记者写稿，编辑编稿，老总审稿，都要换位思考，站在受众的角度去想一想：我这篇稿、这个版面（节目）、这份报纸（广播、电视、网站），受众爱看、爱听吗？现在有些报社的情况往往是，记者只管完成任务写稿，编辑只管填满版面编稿，老总只管报社眼前利益出报，这样办出的报纸怎能受读者欢迎？以前说报纸是“谁写谁看，写谁谁看”，而在信息过剩的年代，是“谁写谁也不看，写谁谁也不看”。为什么？空话、套话甚至假话连篇，不看也罢，这是“心中无读者”的表现。 认知受众，熟悉受众，是做新闻传播的最基础工作。尊重受众，服务受众，是新闻传播获得效果的关键所在。眼下，我们讲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也是强调受众观念。 关于传播方法的贴近亲和：因材施教，举一反三，文质彬彬 “夫子循循善诱人”，这是《论语•子罕篇》中颜渊对孔子传授方法的赞叹。孔子在传播他的思想主张中，有许多方法值得我们学习。 孔子提倡察言观色、因材施教，说话看对象。《论语•先进篇》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 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 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此段文章写的是孔子师生四人，相安相坐，质疑答疑的情景。同样是一句“听道理后就去行动吗？”，孔子根据因材施教的原则，给不同心理个性的人有不同的对答。由躁抑性，求慢助勇，扬人善，善益善，补人短，短变善，各得其所，知心为关键。《论语》中，像这样孔子与弟子之间的互动还有很多，同样是问“仁”、问“孝”、问“政”、问“士”、问“君子”，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回答。这也告诉我们，新闻传播切不可主观主义，得看对象，“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做到有的放矢。要想想看，受众需要听什么、看什么、读什么，然后才用恰当的话语和表达方式，让传播对象高兴接受。 《论语•学而篇》有记述：“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这是孔子的学生子贡向孔子讨教如何对待生活中的贫富，并联想到《诗经》中“切磋琢磨”的深层含义时，孔子作的回答。意思为：“子贡呀，今后，咱们可以讨论《诗经》了。你已掌握由此及彼、举一反三的方法。”同在《论语•学而篇》中，孔子还说：“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举一反三不仅是学习方法，也是传播思想的方法。 “辞达而已矣！”这是孔子在《论语•卫灵公篇》中提出的一个观点：“言辞足以表达意思就行了”。他认为，凡言辞无论口头，还是书面，达意为先，不要故弄玄虚。《论语》记载的文字，就充分体现了孔子的这一信条。这一点在新闻传播中尤为适用，新闻就是要用简洁准确的语言文字把事实再现给受众。 另一方面孔子又强调语言文采的重要性。他说：言而无文，行之不远。他在《论语•宪问篇》中说：“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当时郑国的外交文书的工序有：起草、研核、修改、润色，并各有专人负责各道工序。这里也反映“润色”已成文书工作不可缺少的一环，为的是能起到更好的传播效果。《论语•述而篇》中记载，孔子在读《诗》、读《书》、读《礼》的时候，总是使用“雅语”。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用规范的语言。事实上传播内容如果过于干巴，就缺乏可受性，也就缺乏传播力。 “法语之言”，孔子主张既要“不过”，又别“不及”，要掌握好“度”，不求辞美而伤意。他在《论语•雍也篇》中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认为，如果质朴胜过了文采就会粗俗，如果文采胜过了质朴就会虚浮。质朴和文采配合恰当才是好的。 同样的内容让不同的人传播，会有不同的传播效果。为什么？其中很大程度来自传播者的亲和力和影响力。亲和力往往来自“平民立场”，受众认为你与他一样看问题、想事情，不是居高临下，没有对立情绪，往往会产生共鸣。孔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他原想“求仕传道”，但始终不得志，这种平民的身份，也让他的思想更容易让大众接受。 影响力往往来源于受众对你的了解，对你的信任。孔子勤奋好学，到二十岁时，就闻名鲁国，鲁国的大夫孟僖子甚至让自己的儿子师事于他。不仅如此，他的名声，让许多人从四面八方慕名而来求学，影响力可想而知。正因如此，今天，我们要打造媒体品牌，提升影响力，也是为了更好地传播新闻。 博大精深的《论语》经典，并非传播学，但其中所蕴含的众多传播学逻辑思维方法，却至今仍闪耀着理性的光芒。如果我们能结合当下新闻传播的实际，取其一瓢，细嚼慢咽，同样能让我们豁然开朗，明白作为现代传媒人需要摒弃什么、坚守什么，明白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 （作者是浙江省衢州日报社副总编辑、《衢州晚报》总编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