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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有一段近似白话的对答，非常有名。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八个字，被伏尔泰称为“人类的法典”，不仅被写入了1793年的法国宪法，也被写进了1993年的《全球伦理宣言》。 这便是儒家的“恕道”。“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种宽容精神。对个人它是一种修养，而落实在政治上，强调的便是一种政治宽容。他要求执政者要有对“己”的限制和要求，而不是对他人的要求，期望实现的也是执政者对自身的限制，不能随意把己方的想法强加于人。儒家认为，只有在这种前提下实现的沟通，才真正体现了平等和自由的精神，才能实现对野蛮、暴力、高压的政治权力的超越，让越来越多的人把协商、平等、合作，当作构建社会秩序的目标。 儒家的恕道，是中国人应对公共生活的一种创造，更是一门艺术。它意味着政治不再是明争暗斗、貌合神离，而是肝胆相照、精诚合作；它意味着社会能容忍各种反对的声音，而不用担心迫害和压制；它意味着政府对异己者不再极端对待，民众从此不用生活在惊恐和担忧中；它意味着政府行为不再喜怒无常、变幻不定，而是更富有人性和温情，与民众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它意味着民众与执政者能共同走上共谋国事的舞台，每个人都可以在公共事务中体会到个人的尊严。这便是儒家追求的“仁”的政治境界。 可以说，“恕道”正是儒家“王道”政治理想的哲学基础。“王”字的本意为“天下归往”，也即如今讲的民意认同。《尚书》对王道有过一段精彩论述，翻译过来就是：不要不公不正，就是遵循王的法则；不要私行偏好，就是遵循王的大道；不要为非作歹，就是遵循王的正路；不营私不结党，才能使王道宽广；不结党不营私，才能使王道平坦；不反复不倾斜，才能使王道正直。这段话今天读来，仍然有惊醒世人之意。在孟子看来，王道就是“以德行仁”，“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力假仁”，“以力服人”的霸道。这一切的前提，就是要遵从“恕道”。 一个多元社会，再正确的观点也不可获得所有人的赞成，何况是不同阶层、不同价值取向的人群，政治见解肯定有巨大差异。如果对思想采用武力强求统一，反而可能引致暴力反弹。秦始皇就有巷议之罪和坑儒之举，但高压并未带来长治。 到上个世纪初，章士钊提出“为政有本”，强调的仍是“恕道”。 章士钊对政治的理解是：“本在何？曰在有容。何谓有容？曰不好同恶异。”这里的有容，指的是执政者要有包容和宽容之心，不要好同恶异，要主动培养一种和而不同、和而共进的社会状态。在儒家看来，“恕道”体现在政治上的首要原则，就要有尊重不同政治主张的胸怀。有了这个胸怀，执政者在民众心目中才有合法性，社会安全系数也会提高。合法性不是指执政者的强制权威，而是政府威信受到民众发自内心的尊重、信任与支持。儒家很早就主张王道与“仁政”，反对那种标榜仁义，但实际靠武力实行的强权政治，期望恢复自尧舜到周公所遵循的那种公正无偏、法于天地的王道政治。 用今天的观点看，儒家“恕道”所说的政治宽容，还能激发民众对公共事务的热情，使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从无序到有序、从消极到积极。公共决策的成败，往往决定着无数民众的利益和权利。民众有了对公共事务的兴趣，能主动放言议政，执政者才能听到对于自己施政行为的真实反应，以适时修订施政方针，减少决策失误的概率。政治本来便是众人的事，这种共同劳作的神圣感，不仅能激发社会与民众的潜在活力，更能成为民众对国家认同最坚实的基础。如果民众对待政治事务宁愿三缄其口，社会的创造力也会面临衰竭，国家整体智商只会越来越低，这是所有被精神奴役国家的一个共同特征。 “恕道”所说的政治宽容，一直是这片古老土地上的常识，希望它在未来能引领每一个人前行。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从内心真正理解和信仰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说的精神，中国才能更美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