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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开篇便说：“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作为历史发展的规律。世界历史上的许多强盛帝国确实是分而必合、合而必分的，如盛极一时的古埃及帝国、古巴比伦王国、波斯帝国、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拜占廷帝国等庞大帝国，统一后不久就土崩瓦解，有的虽然持续一段时间后才分崩离析，但这些帝国都已经烟飞灰灭，成为过眼的辉煌，并没有延续到现在的大国。世界上唯独中国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分裂后不久又复归于一统。虽然现在台湾尚未统一，但除个别台独分子外，要求统一的呼声非常强烈，统一是大势所趋，是任何人也不能阻挡的历史潮流。 为什么世界上许多古代大国昙花一现而中国却是大国相继而不绝呢？为什么世界上许多古代大国是合而必分而中国却是分久必合呢？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拥有以孔子思想为主干的民族文化，而孔子思想是促成中国分久必合、统一国家一直延续下来的思想基础。 大一统观念是中国国家统一的理论基础 中国自古就有天下一统的观念，《诗经》就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的土地、人民都是属于天子的，但提倡大一统却是孔子的功绩。孔子提倡大一统，他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孔子这番话是针对社会现实有感而发的，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诸侯混战，社会动乱，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孔子认为，要使社会有序，必须尊崇周天子，维护周天子的绝对权威，恢复大一统的政治局面。 孔子自知人微言轻，无力扭转这种混乱局面，只能以笔代刀，将自己的观点寄托在著述中。他在编写鲁国历史书籍《春秋》时处心积虑地维护大一统，尊崇周天子，笔诛乱臣贼子。鲁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晋文公攻打曹国，向卫国借道，卫国不借，晋文公攻下曹国，回程就攻打卫国，楚国出兵帮助卫国，晋文公就召集齐国、宋国、秦国军队共同打败了楚国。战后，晋文公召集鲁、齐、宋、蔡、郑、卫、陈等国国君盟会，还派人把周天子召到温地。周天子是天下的共主，只有天子召见诸侯的规矩，哪有诸侯召见天子的道理？为了维护周天子的权威，孔子只好违背秉笔直书的史书传统，将此事记载为“天王狩于河阳”，以此维护周天子的尊严。春秋时期，楚国、越国、吴国国王虽然都已经称王，但楚国、吴国国王在初封时都是子爵，所以孔子在《春秋》中记载楚王、吴王仍然称他们为“子”，记载他们的死都是“卒”，只在记载周王的死时才用“薨”。孔子之所以记载楚王的死为楚子卒，就是不承认他自称的王。孔子自己也说过：“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别也。《春秋》不称楚、越之王丧”，孔子以此表示反对他们的僭越和维护周天子的天下共主的地位。 孟子最早指出了孔子作《春秋》的良苦用心，他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高度评价了孔子提倡大一统的历史功绩。 孟子继承并大力宣传孔子大一统的思想。梁惠王问“天下恶乎定”时，孟子回答说“定于一”，梁惠王又问“孰能一之”，孟子回答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梁惠王再问“孰能与之”，孟子回答说“天下莫不与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作雨，则苗浡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国家要统一，统一才能使天下安定，只有不好杀人的人才能统一天下。孟子也主张尊王，反对混乱的局面，他说：“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他的观点与孔子是一致的。 公羊高认为大一统思想是隐藏在《春秋》中的微言大义，他在《春秋公羊传》的隐公元年、桓公九年、文公十三年、成公十二年和十五年等年的经文中都指出孔子隐藏在其中的大一统思想。《春秋》开首是隐公元年，经文是“元年，春，王正月”，对此，公羊高解释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谓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周文王确定的周朝历法，首书“王正月”，就是表明各地都实行周天子的政令，天下是统一的。成公十五年经说：“冬十有一月，叔孙侨如会晋士燮、齐高无咎、宋华元、卫孙林父、郑公子鰌、邾娄人，会吴于钟离”，将叔孙侨如与吴人相会单独记载。对此，公羊高解释说：“曷为殊会吴？外吴也。曷为外乎？《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吴在春秋时期被视为蛮夷之国，本来是没有与诸夏会盟的资格的，孔子把叔孙侨如与吴人相会单列，为的是突出内外有别。孔子本来是主张“异内外”的，但王者一统天下，也包括夷狄，应该是先正京师，然后正诸夏，最后正夷狄，由内向外逐渐治理，正如何休所说“明当先正京师，乃正诸夏，诸夏正，乃正夷狄，以渐治之”，所以孔子也将会吴记载在《春秋》中。 孔子大一统的思想到汉代时受到董仲舒的大力提倡，“《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将孔子的大一统思想视为天地之间永恒的规则、古今通用的道理。董仲舒针对汉朝初年思想界“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的现状，提出大一统的主张是建议汉武帝以儒家学说统一思想，但这一主张更符合抵抗匈奴入侵、加强国内统一的汉武帝的心意，大一统思想不仅用来统一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孔子思想的正统地位，而且还成为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的强大思想武器。 孔子的大一统主张成为巩固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的理论基础，大一统思想也就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思想。任何一个王朝无不想一统天下，即使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地方政权也都以正统自居，以大一统为己任。匈奴人赫连勃勃自称是大禹的后代，于407年割据建国，取国名为大夏，建立都城取名统万，“朕方统一天下，君临万邦，可以统万为名”，也想君临万邦，一统天下。氐族人苻坚统一了北方之后，南征东晋，也是要一统天下，“复禹绩”，建立大一统的帝国。 时至21世纪的今天，大一统的思想仍然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思想，主张统一，反对分裂，维护国家领土的完整，仍然是每一个炎黄子孙的愿望和义不容辞的责任，除极个别的台独分子以外，不论是大陆居民还是台湾居民，不论是国内的中国人还是国外的华人华侨，绝大多数的中华儿女都是主张统一、反对分裂的。大陆与台湾的统一是大势所趋，是符合绝大数中国人的愿望的，分裂是不得人心的，也是没有出路的。 孔子思想是维护国家统一的纽带 血缘是一个民族的根，统一的宗教信仰是一个民族最明显的特性，而没有共同的血缘和共同的宗教信仰的民族最明显的特性就是思想文化。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人们常说中华民族是炎黄子孙，中华民族的始祖是炎帝和黄帝，而炎帝是姜姓，黄帝是姬姓，他们来自两个不同的部落，所以中华民族可以说是一个没有共同祖先和共同宗教信仰的族群，维系这个族群的纽带就是思想文化，就是以孔子思想为主干的传统思想文化。 从西汉开始，孔子思想就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历代王朝无不大力推行孔子思想，大兴学校，开展儒学教育，汉族政权如此，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也莫不如此。最为典型的是东晋十六国时期，也就是在中国历史上称为“五胡乱华”的时期。在中国北方出现了匈奴、鲜卑、羯、氐、羌五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十三个地方割据政权，少数民族政权尊孔崇儒较之以前的汉、晋中原王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匈奴人、前赵国主刘曜大力开展儒学教育，“立大学于长乐宫东，小学于未央宫西，简百姓年二十五以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选朝贤宿儒明经笃学以教之，以中书监刘均领国子祭酒”，为鼓励士子向学，成绩优异者即授给官职。建立前燕的鲜卑族慕容氏统治者大多崇尚儒学，慕容皝为世子时受业于名儒刘赞，所以“尚经学”，即位后“立东庠于旧宫，以行乡射之礼，每月临观，考试优劣”，“经通优异者擢充近侍”，他“雅好文籍，勤于讲授，学徒甚盛，至千余人”。一个割据政权的皇帝，竟然亲自授课，而学生竟多达1000多人，由此可见鲜卑贵族对孔子思想崇信到何等程度！南燕鲜卑人慕容德称帝后席未暇暖便“设置学官，简公卿以下子弟及二品士门二百人为太学生”。南凉国主、鲜卑人秃发利鹿孤接受史暠“建学校，开庠序，选耆德硕儒以教胄子”的建议，“于是以田玄冲、赵诞为博士、祭酒以教胄子”。后赵国主、羯人石勒虽然不识汉字，但却“雅好文学，虽在军旅，常令儒生读史书而听之”，建国后就设立太学一所，小学十余所，并亲自到太学、小学考试诸生，按儒学的成绩高低给以奖励，“勒亲临大小学，考诸生经义，尤高者赏帛有差”。而且还令郡国设立学官，“命郡国立学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修成，显升台府”。就连“降城陷垒，不复断别善恶，坑斩士女，尠有遗类”的杀人不眨眼的石虎也知道尊师重教，“下书令诸郡国立五经博士”，“复置国子博士、助教”。氐人、前秦国主苻坚重用儒生，“广修学宫，召郡国学生通一经以上者充之”，甚至“每月一临太学”，“考学生经义优劣，品而第之，问难，五经博士多不能对”，一次就将经义考试上等的八十三人破格叙用。他还曾诏令天下百官每年向朝廷推荐贤良、方正、孝廉、清才、多略博学之士，凡精通儒学者一律给以官职。羌人、后秦国主姚兴尊崇儒学，重用儒者，“天水姜龛、东平淳于岐、冯翊郭高等皆耆儒硕德，经明修行，各门徒数百，教授长安，诸生自远而至者万数千人”，其治下的长安竟成为当时的儒学重镇。姚兴“每与听政之暇，引龛等于东堂讲论道艺，错综名理”。凉州名儒胡辩“东徙洛阳讲授，弟子千有余人，关中后进多赴之请业。兴敕关尉曰：‘诸生谘访道艺，修己励身，往来出入勿拘常限’”，对出入边境的学生给与优待。北朝时，鲜卑人、北魏孝文帝精通儒学，“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授，谈其精奥”，所以执政时全盘汉化，改汉姓，穿汉服，讲汉语，禁止30岁以下鲜卑人讲鲜卑语，奖励鲜卑人与汉人通婚，加快了民族融合。 其实，统治者越是少数民族越要推崇孔子及其思想。西夏人庆三年(1146年)追封孔子为文宣帝，自唐玄宗加封孔子为文宣王开始，宋代先后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至圣文宣王，历代中央王朝赠给孔子的封号均是“王”，唯独西夏加封孔子为帝，因为自秦始皇定名皇帝后帝高于王。其实，文宣王的“王”是周朝天子的“王”，是与秦至隋的“帝”相同的。据记载，女真兵进入曲阜，曾以孔子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语而火烧孔子庙，但两年后就建太学，重修国子监，14年后，熙宗亲自拜祭上京孔子庙，赞扬孔子思想“使万世景仰”，拨款重建曲阜孔子庙。到金章宗时，更是大事扩建。现存的曲阜孔子庙十三碑亭分别建于金、元、清三代，都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时所建，这不仅仅是巧合，确实也透露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更需要孔子思想的衷曲。 为什么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后就一定要推崇孔子思想、学习中原文化呢？这是因为少数民族当时大多属于游牧民族，处在奴隶社会末期，文化比孔子思想影响下的中原地区落后很多，而少数民族要在中原地区立足就必须采用汉族的制度，推行孔子思想。蒙古初年，著名学者许衡在给元世祖忽必烈的上书中说：“考之前代，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汉法，可以长久。故魏、辽、金能用汉法，历年最多，其他不能施用汉法，皆乱亡相继。史册俱载，昭昭可见也。国朝仍处远漠，无事论此，必若今日形势，非用汉法不可”，采用汉族制度就能长治久安，否则就是乱亡相继。汉族士大夫阶层本来是重视华夷之辨的，但当异族入主大局已定而不可改变时，部分士大夫对哪个民族掌权就不再那么重视，而是更看重少数民族采用什么样的制度，能否重用汉族士大夫阶层。“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出生在女真族统治之下的蒙古初年著名儒家学者郝经的这句话就反映了当时这部分汉族士大夫阶层的观点。能够重用汉族士大夫阶层，采用中原的制度，推行孔子思想，部分汉族士大夫就承认它是中原之主。正统地位不是从民族、血缘上来划分的，而是从思想文化上来确定的。虽然这样的汉族士大夫是少数，但是推行孔子思想确实能够笼络汉族士大夫。 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提倡孔子思想，固然是他们巩固统治的需要，但客观上也加快了民族的融合。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从政治上、军事上看，他们是胜利者，但是，文化上落后的游牧民族一进入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区，面临强大的儒家思想，就注定了他们是失败者。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很快就被融合，早期入主中原的匈奴、鲜卑、羯、氐、羌、契丹、党项、女真大多被融合为汉族，后期入主中原的蒙古族和满族作为民族虽然还存在，但如果不是在其民族聚集区也很难能看出他们的民族特性。现在，中国共有约1000万满族人，但能讲满族语言人已经很少了，能通晓满族语言的只有不到20人。当然，这并不是好事，各民族应该保持本民族的特性，保持本民族传统的文字、文化和风俗。但它从一个侧面说明，孔子思想确实具有强大的融合力。对中国历史进行纵向的全面考察，可以说，是孔子思想促进了民族融合，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发展。 传统文化是大陆和台湾实现统一的基础 1981年9月 30日，叶剑英委员长发表了《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的谈话，谈话提出：“为了尽早结束中华民族陷于分裂的不幸局面，我们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谈话发表后，引起了海内外华人的高度重视，海内外华人纷纷为和平统一建言建策。当时在新加坡的一位来自台湾的学者吴德耀先生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说：第三次国共合作，台湾不要坚持三民主义，大陆也不要坚持共产主义，大家都坚持孔子的思想；台湾不要坚持到台北去谈判，大陆也不要坚持到北京去谈判，大家到孔子的故乡曲阜去谈判。大陆的中国孔子基金会建议将共同的文化作为民族和解的基础，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先生提议以传统文化统一中国，著名学者钱穆先生也指出中国的统一要统一在中国文化上，有识之士的见解是一致的，那就是以传统文化作为民族统一的基础。国共两党意识形态虽然完全不同，但是在文化上可以找到共同点，那就是以孔子思想为主干的民族传统文化。国共两党都不要刻意坚持各自的意识形态，而要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中寻找共同点。 中国之所以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强大的大一统国家一直延续下来，历史上之所以分裂的局面很快被统一所取代，统一的时间远远高于分裂的时间，少数民族之所以进入中原以后很快被融合，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共同的文化，这个共同的思想、共同的文化具有超越不同政治集团利益甚至分立政权利益的民族凝聚力。 80多年前，英国著名学者罗素曾经说过：“中国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实体，还不如说是一个文明实体——唯一幸存至今的文明。孔子以来，埃及，巴比伦，波斯，马其顿，包括罗马帝国都消亡了，但是中国以持续的进化生存下来了”。罗素高度评价了中国思想文化在中国历史发展上的重要作用，他的评价抓住了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 中国作为文化实体的形成是在商周时期。商周时期，中国的政治、文化都经历了一次巨变，商代奠定了中国宗法制度的雏形，西周的制礼作乐完善了中国的宗法制度以及与之相匹配的礼乐文化。在西周礼乐文化的熏陶下，殷商时期的各个相对独立的部落逐渐融合成具有共同文化心理、大致相同风俗、承认共同祖先的民族共同体，也就是华夏族。 中国早期的民族观并非是以血缘为基础，而是以文化为根基的。民族的界限不是血统，而是在于文化的认同。孔子就是以是否行周礼作为区分民族的标志，唐代的思想家韩愈就清楚地看出了这一点，他说“孔子作《春秋》，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用夷礼的就是夷族，用中原礼仪的就是华夏族。中国古代称中原为华夏，周围的少数民族的分别称作东夷、西戎、南蛮、西狄。对于华夏，《尚书》注说：“冕服采章曰华”，《礼记正义》孔颖达疏引说：“夏，大也，中国有礼义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就是有着礼义道德和礼仪制度的族群，夷、狄、蛮、戎就是四边尚未开化的族群，华夏和夷狄划分的标准就是文化水准的高低和文明的是否开化。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也说：“中国古人的民族观念，不拿血统分，而拿文化分”，以文化区分民族，是中华民族民族观的重要特点。 中国古代虽然一再强调明华夷之分，但却又认为华夷可以变化甚至转换。孔子认为华夷可以变化，“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尚未开化的地方，君子到了就能使它开化，夷就可以变为华夏。孔子认为夷狄能够转化为华夏，“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也”，蛮貊之人也具有与华夏相同的人性，人类的美德在夷狄之地也能行得通，夷狄当然能够经过教化成为华夏。孔子反对以夷变夏，用落后的文化改变先进的文化，“裔不谋夏，夷不乱华”，而是希望以夏变夷，用先进的文化改变落后的文化。改变落后的文化，孔子反对采用军事征服、文化征服的方式，而是主张采用礼乐教化的方式使之主动归化，“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在孔子思想的影响下，历代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吏大都能正确对待少数民族，在少数民族地区大兴学校，进行礼乐教化，提高了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准和生活水平，促进了民族团结，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现在，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有着共同的语言，共同的传统，共同的文化，共同的心理素质，共同的文化认同，为两岸的统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不可否认，长久的分裂，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价值观念，也造成了思想文化上的差异和情感上的隔阂。但是只要双方坚持孔子“和而不同”的原则，求同存异，互相尊重，互相谅解，互相学习，就能缩小差异，消除隔阂，尽早实现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是和的核心，和是多种因素的统一与和谐，是在不同意见之上的和谐与一致，是允许不同意见存在的和谐与协调。 中国是有着遵循和而不同原则建设国家的传统的。中国思想界在春秋时期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汉代以后虽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但孔子思想是一种宽容的思想。孔子主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孔子思想对人对事都能持宽容的态度。中国的传统是“有容乃大”，孔子思想博大精深，又处于统治地位，对其他思想、宗教、文化都能包容。佛教来自印度，是一种外来的文明，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占据重要的地位，甚至出现过举国信奉的盛况，有的学者甚至将其称为独尊佛教，其实，统治阶级信奉佛教，这只是宗教信仰，佛教并没有成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在历史上，中国一直是政教分离，崇奉佛教的王朝，仍然是以孔子思想为治国理念，孔子思想仍然是国家的指导思想。虽然历史上也曾有过儒家学者如韩愈等人大力批佛，排佛，但那是因为皇帝的佞佛对国家造成危害而引起的，“欲为圣明除弊事”，要为国家消除佞佛的弊端，从整个历史看，孔子思想与佛教基本是和平共处的。正因为孔子思想是宽容的思想，对其他思想、宗教持宽容、包容的态度，所以中华民族就能不断融合其他民族，中国多民族、大一统的国家才能不断发展壮大。 20世纪以来，中国继续坚持和而不同的原则，妥善处理国内的各种矛盾和事件，和平解放北京，和平进军西藏，最为典型的当然是发明了“一国两制”的方针，收回了被外国长期占领的领土香港和澳门，并成功实现了香港、澳门的平稳过渡和持续发展，“一国两制”这种中国人的智慧获得了世界的赞许。 在历史上，传统思想文化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团结，维护了大一统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在今天，有传统思想文化作为统一的思想基础，有两岸人民和世界华人华侨对统一的支持，有香港、澳门和平回归和持续发展的经验可以借鉴，只要正确发挥思想文化在国家统一中的作用，大陆和台湾就一定能够实现和平统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