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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上的讲稿) 今天给大家演讲的题目是：儒学在当今中国有什么用？现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因为一百年来中国受到西方功利主义的影响，中国已经成了一个功利主义盛行的国度，现在很多中国人的心中，功利主义占了上风，功利主义的根本特征就是“功用至上”，一切问题都要从“功用”上来思考、来评价才认为合理，“功用”成了人们思考评判所有事物的最高标准，现在的中国人已经不会像古代中国人那样从道德、良知、天理的角度来思考评判事物了。在这样的思想背后下，现在很多中国人认为儒学已经没有用了，已经像出土文物一样是博物馆中的陈列品了，最多只供专门的研究人员研究。在这些中国人的心中，儒学与化石、西汉古尸没有什么区别，仅仅是一种文字形态的古化石。（其实，在这些中国人心中，儒学还不如马王堆汉墓的西汉古尸有价值，西汉古尸还可以向外国人夸耀我们的祖先早就有了防腐的先进技术，墓中的漆器多么精美，丝织品多么精致，而儒学不过是黑暗的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是落后的小农经济的产物，等等。）然而，儒学果真在当今中国没有用了吗？儒学果真是文字古化石或出土文物吗？儒学果真已经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了吗？我的看法是否定的，我认为儒学在当今中国不仅有用，而且有其“大用”。下面，我就具体向大家分析一下儒学究竟在当今中国有什么“用”，以及有什么“大用”。 在具体分析儒学在当今中国的“用”之前，我们有必要简单了解一下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的“用”。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的确实有非常大的“用”，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不争的事实，中国主流的思想与正统的士大夫都充分肯定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的“大用”，这一“大用”的就是儒学奠定了中华文明或者说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基础。我们知道，儒学并非创立于孔子，孔子只是儒学的集大成者，在孔子之前的“二帝三王”时代，就已经存在儒学了（二帝是尧、舜，三王是夏禹、商汤、周文），所以儒学已经有五千多年的历史了；严格说来，儒学已经有六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了，儒学的基本经典《易经》最早由伏羲画卦，现在经专家考证可以追溯到约6500年前。我们知道，儒学的基本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体现的是中国“古圣人之道”，这一“古圣人之道”是中华文明或中国文化的历史渊源和价值基础，所以说儒学也就是中华文明或中国文化的历史渊源和价值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儒学实际上就是 “中华文明与中国文化之学”，是名正言顺的中国的“国学”。儒学作为中国的“国学”，体现了中华文明或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与根本价值，是中华文明或中国文化根本精神与根本价值的载体；我们可以说，离开儒学，中华文明或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与根本价值就无从展现，因而也就不存在中华文明或中国文化本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儒学在中国历史上有其“大用”，儒学的这一“大用”就是儒学体现并代表了悠久博大的中华文明或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与根本价值。 另外，在中国的夏商周“三代”，中国就形成了独特的儒教文明，儒教文明是中华文明的具体表现形态，使中华文明得以区别于世界上的其它文明，比如区别于印度佛教文明与西方基督教文明，而儒学正是中国儒教文明的核心价值与义理基础，所以说儒学也就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与义理基础。我们可以说，中国之所以有区别于西方文明的中华文明，就是因为中国有建立在儒学义理价值基础上的儒教文明。儒学在中国“三代”以后两千多年的历史中，通过三个时期的三种学术形态，即通过汉代公羊学、隋唐河汾学与宋明性理学，培育出了以儒教文明为特征的中华文明，起到了安顿中国人心、培育民族精神、教化中国社会、维护国家秩序、转化残暴政权、提升中国政治的作用。这就是儒学在中国历史中的“大用”。我们可以说，没有儒学，就没有中华文明，就没有中国文化，就没有中国历史，也就没有中国。这一过程相当复杂，今天就简单说到这里为止。 以上我们讲了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的“大用”，那么在座的同学和老师们一定会问，你讲的是儒学在中国过去的荣耀，过去的“大用”，现在的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已经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全新时代，在今天这样一个拼命追求现代化的中国，儒学还有用吗？这确实是一个必须正面回答的问题。我们知道，按照儒家的思想，儒学中所体现的义理价值是“圣人之道”，“圣人之道”是“常理常道”，是“万世法”，用今天的话来说是永恒不变的普遍真理。所以，儒学中的一些具体论断可能会过时，但儒学的根本精神与根本价值则永远不会过时，因为儒学的根本精神与根本价值源自天道，根于人心，不会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因此，虽然今天的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儒学的根本精神和价值并没有发生变化，仍然能适应今天已经变化了的当今中国。这就董仲舒说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意思，也是董仲舒说的：“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的意思。另外，儒学不仅具有博大精深神圣超越的学理，同时又是入世的学问，具有很强的实践功能，所以历史上把儒学的这一实践功能称为“儒术”。在中国历史上，儒学的这一实践功能表现在儒学能够成功地解决中国人的生命、社会、政治诸多问题上。在今天，中国人在生命、社会、政治诸多方面都出现了问题，这些问题只有通过儒学才能解决。下面，就从几个最主要的方面来讲讲儒学在当今中国究竟有什么“用”。 一、儒学在当今中国的第一个“用”：通过儒学安顿中国人的个体生命 人不是奶牛，只有物质肉体存在，吃好住好就满足，人是精神道德的存在，人活着不只是为了满足肉体的需要，而是要寻求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动物没有这种要求。所以，人的生命不只是一个物质欲望的生命，同时也是一个宗教信仰的生命，人需要宗教提供的意义与价值来安顿人的生命，否则人的生命就会空虚与荒唐。因此，人对生命意义的追求决不会低于人对物质欲望的要求，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会产生各种宗教文化的原因。然而，我们看看近代以来中国人的生命现状究竟如何呢？中国一百多年来儒家文化衰微，出现了梁漱溟先生所说的“中国文化调失”现象，即中国以儒家为代表的老文化崩溃，新文化又没有建成，中国处在“文化真空”的状态。这种“文化真空”的直接后果就是中国的一句老话“礼崩乐坏，学绝道丧”，具体表现在中国人的个体生命上就是我常说的“十亿中国灵魂在飘荡”，也就是说，中国人的心灵得不到安顿，没有归宿；中国人的生命缺乏价值，找不到意义。我们知道，人类生命的安顿古今中外都是通过特定的文化来实现的，文化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通过文化中所体现的超越神圣的信仰与价值来提供生活的意义与安顿生命的无常，离开了特定的文化就不可能存在抽象挂空的超越神圣的信仰与价值，比如西方人的生命是通过基督教文化所体现的超越神圣信仰与价值来安顿的，穆斯林的生命是通过伊斯兰文化所体现的超越神圣信仰与价值来安顿的，而历史上中国人的生命则是通过儒家文化所体现的超越神圣信仰与价值来安顿的。但是，一百年来中国文化崩溃，中国人的生命不能通过儒家文化所体现的超越神圣信仰与价值来安顿，出现了现在中国人心灵飘荡无处归依的普遍现象，这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普遍感到的中国人信仰空虚、价值虚无、生命荒谬、意义失落的现象，这一现象为中国的各种怪力乱神提供了温床，也是可能造成中国社会动乱的一个深深的隐忧。因为儒学认为：人心不安不稳，就可能导致社会政治的不安不稳。 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复兴儒学，通过儒学中所体现的超越神圣信仰与价值来安顿中国人的生命。因为儒学体现的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不是世俗性的价值，而是神圣性的价值；儒学不是一般世俗的学问，而是具有宗教性的学问，因而儒学集中体现了超越神圣的信仰与价值，能够给中国人的生命存在提供意义与安顿。历史上的中国人把儒学称为“身心性命之学”或“安身立命之学”，用今天来话说就是解决人生信仰、生命价值与存在意义之学，儒学中所说的“上达天德，天人合一，内圣外王、天道性理以及立人极、三不朽、返心复性致良知”等等，都是通过儒学体现的超越神圣信仰与价值来安顿生命。所以，要解决今天中国人生命无处安顿飘荡无归的状况，只有复兴儒学，在儒学中来安顿中国人的生命，从而克服可能导致社会政治动乱的隐忧。 二、儒学在当今中国的第二个“用”：通过儒学重建中国人的社会道德 前面已讲到，人类的社会道德从来都不是抽象的，都是在特定文化中存在并体现的，如美国人的道德体现在基督新教文化中，俄罗斯人的道德体现在东正教文化中，穆斯林的道德体现在伊斯兰教文化中，而中国人的道德则体现在儒教文化中。但是，由于百年来中国儒教文化崩溃，更由于儒教文化的核心——儒学——式微，中国人的社会道德开始崩溃，现在的中国人已经不知道按照什么样的道德标准来实施自己的行为了！即出现了孔子所说的“无所措手足”的状况，出现了前面说的“礼崩乐坏，学绝道丧”的局面，我常说“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无规则”就是指的这种局面。中国古代也有因为政治、社会、战乱等原因出现过道德崩溃的状况，但是当时中国文化与儒学并没有崩溃，儒学体现的道德标准在社会人心中还存在，只是有道德标准做不到，而一百年来中国文化与儒学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与社会内部的动荡而崩溃，儒学体现的道德标准在社会人心中已不复存在，现在的问题不是不遵守道德，而是已经没有道德标准了！中国人已不知什么样的行为是道德的行为了。 在这种中国文化与儒学崩溃、中国人心中已没有道德标准的背景下，又雪上加霜，中国人的心灵又受到五十多年来政治权力的败坏与二十多年来市场经济金钱财富的腐蚀，中国人的社会道德已面临崩溃，已经降到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严重状态。在今日中国，人们每天在报纸上电视上听到看到的都是道德崩溃的坏消息：毒奶粉、黑心棉、假药、假酒、假文凭、假论文、假博士、假医疗器械，还有医生收红包、教育乱收费、学校卖文凭、学者剽窃论文、官员权钱勾结贪污腐败、买官卖官屡禁不止、豆腐渣工程年年出现、从村官开始搞假政绩一层骗一层骗到国务院，并且村官选举也搞贿选，以及假冒伪劣商品层出不穷，的士座位上铁栏铁闸，住房几层铁门又加防盗网（简直是“家家动物园”），出门提心吊胆怕被抢，一点小问题就酿成恶性刑事案件，盗亦无道抢劫财物后常恶意杀人，“从重从快”打击刑事犯罪收效甚微，等等。这些都说明中国的社会道德已经面临崩溃，中国处在一个完全靠利益驱动的缺乏道德的社会，改革开放以来所谓全民经商、全民炒股、全民言利、全民发财就是这一社会的写照。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上下交征利”的社会，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切向钱看”的社会，而孟子还有下一句话：“上下交征利则国危矣”。 怎么办呢？解决的办法只有复兴儒学，因为我们知道儒学的基本特征就是把道德放在治理社会与国家的首位，儒学在本质上就是道德之学，追求一个道德的社会就是儒学的实践目标。比如儒学中的“五常”（常理常道——“仁义礼智信”）就是人类普遍永恒的道德，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过时，历史上的儒学都努力在社会中实现“仁义礼智信”“五常”。举例来说，“诚信”是现在中国最缺乏的道德，前面所说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教育等领域虚假欺骗盛行，就是缺乏“诚信”。比如，现在在生意场中钱不到不发货，货不到不给线，互不信任，交易成本增大，“诚信”完全丧失。现在中国有了法律也不遵守，法律形同虚设。（孙中山先生讲百年前南洋华人做生意全靠诚信不靠法律，常不签合同，一个招呼口信就发货付钱，签合同认为是对人的不信任，不齿于生意圈，现在是熟人骗熟人、老乡坑老乡。）因此，要在今天恢复“仁义礼智信”道德，就要恢复儒学的权威，用儒学的道德来教育中国人，包括教育中国的儿童和成人，让中国人认识到儒家道德就是不可须臾而离的“伦常日用之道”，这种“伦常日用之道”是克服中国社会道德危机的根本解决之道。 另外，有人批评儒学是中国农业社会的产物，中国今天已经进入了工业社会，儒学显然过时了。对这一批评，我们要问：一个生活在农业社会中的中国人要遵循儒学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的道德，一个生活在工业社会的中国人就可以违背“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吗？也就是说，一个生活在工业社会的中国人就可以不仁、不义、无礼、无智、不信吗？就可以不遵守人类的普遍道德吗？可见，这一批评是毫无道理的。 还有，通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欲望的闸门被完全打开，在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的驱动下，中国人全民“交征利”，拼命追求物质财富，现在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的提高，这符合儒学“利用厚生”的原则，值得充分肯定。但是，在追求物质财富的市场经济中，中国人忘记了“利用厚生”的原则前面还有两个字：“正德”，即忘记了要用道德来规范指导市场经济中追求物质财富的行为，中国人就人像孔子批评的那样在市场经济中“放于利而行多怨”，结果导致了今天中国社会严重的贫富不均与两极分化，引起了社会人群之间的普遍怨恨，直接威胁着中国社会的稳定和谐。汤因比说，人类历史上很多内战，都是因为财富分配不均引起的。所以，中国今天社会严重的贫富不均与两极分化很可能是中国社会动乱的导火线。怎么办呢？只有儒学提倡的“中和价值”才能为中国的市场经济与社会秩序建立一个道德的基础，才能限制资本恶性膨胀向非人道的方向发展（因为资本的本性就是倾向于冲破道德约束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但真正的儒商除外。）。也就是说，只有儒学提倡的“中和价值”才能避免当今中国的社会出现董仲舒说的“富者田连阡陌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阶级对立状况，真正实现儒学“均富”的社会理想，即实现中国社会的共同富裕。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学天然就是社会主义的。 总之，只有复兴儒学，在儒学的指导下发起一场振兴中国社会道德的运动，才能重建中国的社会道德，才能克服中国社会道德面临崩溃的危机，从而才能避免中国社会因贫富悬殊引起的动乱，使中华民族又重新成为一个有道德的民族，使中国社会又重新成为一个有道德的社会，使中国人真正不愧为尧舜孔孟的后代，使中国不愧为“礼义之邦”的美名。 三、儒学在当今中国的第三个“用”：通过儒学重塑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每一个民族都有每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在精神气质上把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区别开来。因此，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根本特征，或者说自性特质。民族精神不是今天才有，而是一个民族在长时间的历史文化演变中逐渐形成并定型，所以，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产物，也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特质的体现。在一个民族与其它民族交往的过程中，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核心内容，是一个民族文化身份的集中体现，也是一个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身份标志。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民族精神，就不会有民族自我认同的内聚力，就没有确定的文化身份与其他民族交往，就会处在亨廷顿所说的“无所适从的精神分裂状态”。从历史上来看，民族精神都体现在一个民族的文化中，具体体现在一个民族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学说中，如美利坚民族的民族精神体现在基督新教文化及其思想学说中，俄罗斯民族的民族精神体现在东正教文化及其思想学说中，而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则体现在儒家文化及其思想学说中，即体现在儒学中。 但是，百年以来，在反传统的浪潮中，从“五四”打倒孔家店到文革“破四旧”，最后与传统进行最彻底的绝裂，儒学都首当其冲，成为攻击的目标，最后导致儒学式微。儒学式微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华民族丧失了自己的民族精神，学到的西方文化及其西学又不能转化为自己的民族精神，结果中国人灵魂四处飘荡，无所归依，中华民族成了一个没有民族精神的民族，从而成了一个没有民族文化自我的民族、没有民族文化身份的民族、不能够知道自己民族文化自性特质的民族。在这种情形下，中华民族就成了一个不知道“我是谁”的民族，一个“精神分裂无所适从”的民族，一个民族内聚力日益弱化的民族。由于中华民族丧失了民族精神，使中华民族缺乏确定的文化身份与文化自我同其他民族交往，不能以确定的民族文化身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小布什到中国访问刻意要去教堂礼拜，目的是要表明自己基督新教的文化身份，我国政治人物出国怎样表明自己的文化身份呢？） 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复兴儒学，通过复兴儒学来重塑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因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自古以来就体现在儒学中，儒学就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最集中的载体。在中国过去的历史中儒学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在今后岁月中，儒学也将再度体现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这是儒学“为生民立命”的历史使命，“为生民立命”就是为生民重塑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这样，重塑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努力就成了复兴儒学的努力，复兴儒学就成了重塑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当务之急。 四、儒学在当今中国的第四个“用”：通过儒学重建中国人的信仰与希望 人与动物不同，人是希望的存在，希望就是超越人自然生命的束缚怀抱着理想与信仰生活，动物则无此特征。如果人的生命中没有信仰与希望，不仅人的存在会荒唐，人类历史也会荒唐。荒唐就会产生无意义感、空虚感与恐惧感，人的存在就会痛苦不堪。从儒学的历史来看，儒学在本质上是希望之学，儒学追求的正是社会和谐、世界大同与宇宙太和的信仰与希望，儒学把人类的希望寄托在人类的良知上。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儒学为中国人提供了信仰与希望，使中国人的生命存在与历史现实具有了意义，获得了动力。但是，近百年来，由于中国人自己打倒了儒学，儒学不能再给中国人提供信仰与希望，中国人抛弃儒学转向西方的学说寻找信仰与希望，把中国人的信仰与希望建立在西方传入的学说上。然而，冷战结束，苏联东欧瓦解，意识形态的冲突消亡，中国人才恍然觉悟，当初中国人热情拥抱的西方学说实际上并没有给中国人提供真正信仰与的希望，中国人又一次陷入没有信仰与希望的痛苦中。由于在现实中中国人没有信仰与希望，为了解脱心中没有信仰与希望产生的痛苦，中国人开始通过无休止地拼命追求权力、财富、虚荣来麻痹自己。但是由于人是希望的存在，没有信仰与希望人不能生存，权力、财富、虚荣并不能真正麻痹中国人，中国人现在仍陷入在深深的痛苦与惶惑中，中国的社会已经成了一个没有信仰没有理想没有希望的社会。 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复兴儒学，因为儒学的特征就是理想之学、信仰之学、希望之学，儒学能够给当代的中国人指明理想、提供信仰、带来希望，即儒学能够给当代的中国人指明社会和谐与王道德治的理想、提供世界大同的信仰、带来宇宙太和的希望。儒学提供的理想、信仰与希望不是建立在理性必然性上的乌托邦，而是建立在生命信仰与历史信念上的真正的理想与希望，而西方近代理性主义哲学提供的历史进步观才是建立在理性必然性上的乌托邦，苏联东欧的历史已经做出了有力的证明。因此，在今天的中国，只有复兴儒学才能激发中国人的理想、重建中国人的信仰、重获中国人的希望，从而才能解除中国人因丧失理想、信仰与希望而产生的无意义的痛苦，才能为中国的社会现实与今后的历史提供意义与动力。马克思·韦伯说现代性的世界是一个理性化铁笼笼罩的世界，因而是没有理想与希望的世界，儒学的理想与希望就是要打破这个理性化的铁笼，为生活在理性化铁笼中的人带来信念与热情，提供理想与希望。中国人现在已经卷入到现代性世界的理性化铁笼中，儒学理应为现代的中国人提供理想与希望。 五、儒学在当今中国的第五个“用”：通过儒学重建中国政治秩序的合法性 政治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合法性问题，用中国儒学的学术来说是所谓“政道”问题。合法性解决的是权威与服从的关系问题，是实现政治稳定与执政能力的根本。解决了合法性问题，用卢梭的话说就可以“把统治变成权利，把服从变成义务”，实现中国人所说的“长治久安”，就不会有“稳定压倒一切”的焦虑。在中国历史上，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是儒学赋予的。儒学在古代又称“王官学”，其基本功能是为政治权力提供合法性的标准：符合合法性的标准，人们就自愿服从，政治就长期稳定；不符合合法性的标准，人们就不服从，政治就不稳定，就处在随时可能发生动乱的边缘。所以“王官学”是支持某一政治秩序同时又批判这一政治秩序的标准，既有意识形态的功能，又有批判政治的功能。具体说来，儒学是通过“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来为政治秩序提供合法性的标准的。“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包括“神圣天道的合法性”、“历史文化的合法性”、“人心民意的合法性”，一个政治秩序必须同时具备这三重合法性才完全合法，否则合法性就要打折扣。虽然历史中现实的政治秩序未必都符合这三重合法性，但“王道政治”所包含的“三重合法性”确实为人类政治提供了一个最周全最完满的评判标准。 中国自近代以来，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标准一直没有建立，以儒学“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的标准来衡量，中国近百年来的政治秩序都缺乏完整的合法性的支持。四九年以后，中国的政治秩序建立在学习苏联政治这种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得不到中国“历史文化合法性”的支持；计划经济使国弱民穷，得不到中国“人心民意合法性”的支持。此外，新的国家成立，靠的是“武力打天下”的方式夺取政权，但是到今日已经过了半个世纪，“马上打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因为暴力违背儒学所说的“天道好生之仁”，不能成为一个政治秩序合法性的基础，因此，以暴力来维持政治秩序得不到“神圣天道合法性”的支持。由此可见，中国自近代以来政治秩序面临着巨大的合法性危机，即在“三重合法性”上都存在危机，这一合法性危机到现在仍未解决，中国现在特有的政治术语“稳定压倒一切”就是这一合法性危机的生动写照。所以，当今中国政治最大的问题就是“合法性缺位”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经济上有了高速的发展，但这并不能从整体上改变中国政治秩序“合法性缺位”的事实。现在有“经济增长的合法性”的说法，但“经济增长的合法性”属于“人心民意的合法性”，不能成为整个政治秩序合法性的唯一基础，即不能以“经济增长的合法性”排斥否定“神圣天道的合法性”与“历史文化的合法性”。再进一步说，人心民意很复杂，构成人心民意合法性的内容很多，除经济增长外，还包括政治公正、吏治清明、社会公平以及社会道德状况、权利状况、自由状况等，所以“经济增长的合法性”也只是“人心民意的合法性”中一个组成部分，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绝不能以经济增长作为自己合法性的唯一基础，因为这种做法政治动乱的风险非常大。从当今中国的政治现实来看，可以说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完全建立在单一的经济增长上，而从常识来判断，经济又不可能永远持续增长，所以当今中国政治秩序的合法性非常脆弱，一旦经济增长停止，马上就会出现合法性危机，统治秩序就可能崩溃。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政治一直强调“稳定压倒一切”、深深陷入合法性危机的恐惧焦虑之中的一个原因。 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复兴儒学，用儒学“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的思想来为当今的中国的政治秩序提供周全完整的合法性，同时又用周全完整的合法性来作为评判中国政治秩序的标准。具体说来，儒学能够为当今中国的政治秩序提供“神圣天道的合法性”、“历史文化的合法性”与“人心民意的合法性”，用这三重合法性作为三足来鼎立支撑中国的政治，使中国的政治既符合超越神圣的价值又长期和谐稳定，同时又用这“三重合法性”来评判中国的政治，避免中国政治违背这三重合法性而出现合法性危机。这样，中国的政治秩序才能够得到天道、历史与民意的广泛认同与支持，就算“人心民意的合法性”中经济增长出现了问题，但其它合法性仍在稳定地支撑着中国政治，不会出现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因而不会导致中国政治秩序的全盘崩溃。环顾当今之世，没有哪一种学说能像儒学一样能够为当今中国的政治秩序同时提供“三重合法性”的支持与维系。因此，只有复兴儒学，通过儒学来重建中国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才能解决一百年来中国政治秩序“合法性缺位”的问题，从而才能克服当今中国政治秩序因合法性危机产生的“稳定压倒一切”的焦虑，才能使中国的政治真正做到长治久安。我的朋友张祥平先生说：“早尊儒早安定，晚尊儒晚安定，不尊儒不安定”，这是中国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了的颠覆不破的永恒真理。所以我们说，儒学具有重建中国政治秩序合法性的“大用”，也只有儒学才能避免中国政治因“合法性缺位”而陷入动乱的危机。 六、儒学在当今中国的第六个“用”：通过儒学建立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政治制度 中国的政治制度在古代是建立在儒家文化上的“大一统礼乐刑政制度”，而中国政治制度的理想是儒学推崇的“王道政治”。因此，中国的政治制度自古以来都具有中国文化特色，即儒家文化特色，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政治制度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在中国政治制度中的体现。但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学西方，把西方的民主制度（不管是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还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作为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方向，进而作为中国政治制度的本质，这样，中国政治制度就丧失了自己的文化特色，向西方文化歧出并变质，即变成体现西方文化精神特质的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因为不管是欧美式的政治制度还是苏俄式的政治制度，都是体现西方文化精神特质的西方式的政治制度）。这种文化的歧出变质在中国古代叫“以夷变夏”，今天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被“以夷变夏”。“以夷变夏”的直接后果就是亨廷顿“文明冲突论”中所暗示的中国变成了一个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中“无所适从的精神分裂的国家”，即中国在以文明为单位划分国家属性的世界格局中找不到自己的文化定位与文明归宿。在传统上中国不是欧美文明，不是伊斯兰文明，而现在日益西化已经“以夷变夏”又不是传统的中国文明，中国在政治制度上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文明属性，找不到自己的文化自我，确立不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在世界文明体系中无所适从。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引用了一个人类文明谱系图，图中描绘我们中国文明的现状是一个“？”，该图描绘现在世界上存在的各大文明谱系与文明定性都非常清楚，如埃及文明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产生了地中海文明与迦南文明，发展到现在形成了明确的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古印度文明发展到现在形成了印度文明；中华文明在演变过程中分为两支：一支发展到现在形成现代的日本文明，一支在中国古代形成中国文明，而这一中国文明发展到现在已不知其文明的明确性质，即现在的中国文明既不是传统的中国文明，又不是现在的西方文明，编谱系的西方人不知现在中国文明的性质究竟是什么，只好以一个“？”来描绘现在中国文明的状况。这样，中华文明发展到现在变成了一个缺乏文明自性且没有文化自我的问号，这说明中华文明处在最危急的时刻，陷入了最悲惨的境地。你们想一想，一个有着六千五百年辉煌历史的伟大文明发展到现在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文明都已经搞不清楚了，中华文明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文化自性已经在现在的世界上不知不觉地消失了，这不是最大的文明悲剧又是什么！这最能说明中国的政治制度已丧失了中国文化的特色，中国成了一个没有自己文明属性、文化身份与文化方向的国家。 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复兴儒学，通过复兴儒学建立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政治制度。前面已言，“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不仅在合法性内容上优于周全于只具有一重合法性的民主制度，同时“王道政治”本身就是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政治制度，因为“王道政治”产生于中国夏商周三代以来的“圣王文化”，是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政治制度的最典型形态。因此，中国今后政治发展的方向不是西方式的民主，而是吸收了某些西方民主正面价值又避免了西方民主弊端的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王道政治”。因此，我们要用“王道政治”改造、超越民主政治，只有这样，才能克服近代以来中国政治文化的歧出与变质，才能寻回中国政治文化的自我，才能确立中国政治制度的自性，才能回归中国政治文化的特质，才能确立中国政治制度的文化身份。也就是说，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不再成为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中“无所适从的精神分裂的国家”，才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找到自己的文化定位与文明归宿，从而才能改写亨廷顿书中对中国文明现状所打的“？”，即在这个打“？”的地方明明确确地写上“中国文明”。而这个“中国文明”靠谁来写？靠在座的老师和同学们来写，靠所有的中国人来写，最根本的是要靠在当今中国复兴儒学来写。 七、儒学在当今中国的第七个“用”：通过儒学奠定中国现代化的道德基础 中国近代以来进入了一个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国际生存环境，即进入了一个弱肉强食的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文化支配主宰世界的时代。不讲道德、掠夺别国财富、瓜分全球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在全世界盛行。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一百多年来中国一直面临着西方列强瓜分侵略的巨大压力，救亡图存一直是中国近代史的主旋律，我们的国歌歌词最典型地表达了中国近代以来救亡图存的最强音。而救亡图存的直接诉求就是学习西方的声光化电、坚船利炮、科学技术以及西方的政法制度、财经制度、工业制度、军事制度等一切能够使中国救亡图存的制度。用一句话概括：救亡图存的直接诉求就是追求国家的富强，因为中国富强就可以避免中国挨西方打，而“落后就要挨打”正是中国近代史中最不道德的又是最现实的一条血淋淋的铁律。（国家“落后就要挨打”就像邻人相处“矮小就要挨打”一样，实在荒唐。）在这种背景下，追求国家富强就是增强国家综合国力，具体方法就是走西方现代化的道路，因为只有走现代化的道路才能使中国富强不挨打。但是，按照中国的文化观，西方现代化的道路是中国古代圣人所反对的“以力服人”的“霸道”的道路，是不道德的道路，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文化也是一种不道德的强盗文化、霸道文化，而中国文化追求的是“以德服人”的“王道”理想，中国文化是建立在历代圣贤义理之学上的圣贤文化、君子文化。所以，中国百年来追求洋务富强的知识分子如张之洞等人认为中国文化在“体”上（精神价值上）崇尚道德，优于西方文化，本不用学西方文化，但西方列强已打到你家门口了，中国已面临“亡国亡种亡教”的威胁，所以在“用”上（器物层面上）不得已为了救亡图存要去学西方文化，即去学使西方富强的现代化。因此，中国的现代化不是从中国社会内部中产生的，而是被不道德的外部力量逼出来的。中国人本不想放弃圣贤文化、君子文化走现代化的路，但迫于救亡压力非常不情愿地被推上了现代化的路。所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位研究中国现代化的学者说：中国的现代化是被诅咒的。 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现代化只具有底线公正的意义，即只具有反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瓜分侵略的意义，不具有更高的道德意义。因为中国的现代化学习的是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文化，这种文化追求强力霸道以力服人，是没有更高道德的小人文化，说得严重点是违背人类基本道德的强盗文化。因此，中国一百多年来的现代化，是没有道德基础的现代化，是纯粹追求物质力量的现代化，而没有道德基础的现代化必然会导致两种结果：第一种结果是在国内，现代化腐蚀中国人的精神道德，因为现代化所追求的物质财富本身就是对人性和民族精神最大的腐蚀力量，罗马帝国的衰亡就产生于对东方财富的掠夺占有而腐蚀了罗马人心，明帝国的灭亡就产生于社会财富的增加而全民追求物质上的享乐安逸（即郑板桥《道情》所说“最可叹龙盘虎距，尽消磨燕子春灯”）。第二种结果是在国际关系方面，如果中国的现代化没有道德基础，当中国国力强大到在国际事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说话资格和影响力时，中国肯定会称霸；中国现在说自己将来不称霸，是因为中国现在还没有称霸的能力。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现在所走的现代化之路就是按照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规则在走的路，中国已经接受了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规则。这个规则就是“有力量就称霸”的规则，不可能按照这个称霸的规则做事又不称霸，就如同接受足球比赛的规则参加球赛又声明比赛不是为了进球一样。现在中国人按西方人确立的现代化规则走现代化的路，这二十多来年来玩他们制定的规则比一百年前玩得好了，西方人就紧张了，“中国威胁论”就出笼了，按照他们的规则来玩比他们玩得好他们能不紧张吗？他们看到中国人玩他们规则必然会按这一规则的逻辑行事，所以他们是实话实说，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规则是不道德的规则，是有力量必然称霸的规则。中国开始有点力量了，他们自然感到威胁了。这就是因为中国接受的西方现代化规则是国际关系中不道德的规则。 那么，怎么办呢？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社会达尔文主义支配主宰世界的状况不会改变，因而中国还必须走现代化的路。但是，现代化的路又是一条不道德的路。到底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复兴儒学，通过儒学奠定中国现代化的道德基础。我们知道，儒学就是道德之学，儒学以道德为首出，最重道德。儒学所体现的中国文化价值与文化特性实质上就是一种普遍的道德精神。因此，在国内，只有用儒学所体现的道德精神来指导、规范或者说提升中国的现代化，来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基础，中国的现代化才不会偏离道德的方向，才不会变为腐蚀中国人人性和败坏民族精神的负面力量，从而中国的现代化才具有超越单纯追求物质财富的更高的道德意义。 此外，在国际关系上，只有通过儒学奠定中国现代化的道德基础，中国的现代化才能在增加社会财富的同时又保持人类普遍的道德精神，中国的现代化就会从以前追求底线公正的消极力量（救亡图存的力量）变成改变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规则的积极力量，从而才不会因为中国最终国力强大后按照西方的“霸道规则”行事而称霸世界。这是因为儒学的理想就是要建立一个道德的世界，表现在国际关系上就是要建立一个“以德服人”的道德的国际秩序，就是要把国与国之间“狠与狼的关系”变成“人与人的关系”，即把国际关系中比拳头大的“动物规则”还原为讲道德的“人类规则”，最终建立一个“道德的天下”。这就是儒学的伟大抱负──“为万世开太平”（张子“四句教”的最后一句）。这样，以儒学道德精神指导的中国的现代化就担负了改变西方不合理不道德的现代化的历史使命与道德使命，为最终打破国际关系中“落后就要挨打”的铁律奠定了道德的基础。由于西方文化中没有“为万世开太平”的文化基因，改变西方现代化不道德因素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在了儒家文化的身上，具体落在了儒学的身上。从这里可以看到，当今中国复兴儒学不仅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也能解决人类的问题，而当今人类最大的问题就是国际关系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问题。所以，复兴儒学不仅具有中国意义，也具有全人类的意义。（我们从美国入侵伊拉克与对待朝鲜、伊朗核武器的态度上，实在看不到人类有和平相处的希望。） 八、儒学在当今中国的第八个“用”：通过儒学解决中国的生态环保问题 儒学在本质上是“天人之学”，儒学强调“天人合一”，就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儒学中的生态环保思想非常丰富，并且是从精神信仰上来解决生态环保问题的“深度生态学”，而不是只从技术、法律层面来解决生态环保问题的“浅度生态学”。比如张载“乾父坤母，民胞物与”的思想，邵康节“以物观物，物各付物”的思想，王阳明“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思想，都是建立在精神信仰上的非常深刻的生态环保思想，可以说儒学就是天然的“绿色之学”。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人不顾一切地向自然攻伐索取，中国的生态环境遭到了前所来有的巨大破坏，已经到了毁灭性的崩溃边缘。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生态环保问题，就只有复兴儒学，因为只有儒学才能从精神信仰的深度与高度解决生态环保问题。由于今天时间的关系，不能对这一问题详细展开论述，就简单提到为止。 结 语 以上我们讲了儒学在当今中国八个方面的“用”，通过对儒学这些“用”的了解，我们看到了儒学博大精深的价值内涵与解决当代中国问题的深远功能。这一价值内涵与深远功能就是《中庸》“致中和”的思想。《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只要达到了“中和”，天地万物都能够得其所，这就是“致中和”的伟大功用。“中和”是儒学的根本精神与治世功能，从上述儒学八个方面的“用”中，我们可以看到儒学的这种根本精神与治世功能，即儒学能够使人心和谐、社会和谐、民族和谐、政治和谐、国家和谐、世界和谐、物我和谐、天人和谐、宇宙和谐，这就是儒学在当今中国的全体大用！环顾当今中国的思想界，没有哪一种思想学说能够解决上述八个方面的问题，因而没有哪一种思想学说在解决当今中国的问题上能够比儒学更有用。因此，只有儒学才是当今中国最有用的思想学说！只有儒学才能够救中国！既然如此，我们还能像“五四”知识分子那样认为儒学“无用”吗？“儒学无用论”无疑已是一个假问题而不复存在了。我希望我今天的演讲能够使大家达到儒学在当今中国最有用的共识。另外，通过以上对儒学的“用”的了解，我们了解到当今中国在文化上的当务之急就是复兴儒学与弘扬儒学的问题。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文化责任，也是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在此，我谨与在座的同学和老师们共勉。我的演讲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