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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和”，是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也是我国传统道德的重要规范。“贵和”的文化传统深深植根于我国人民的实际生活之中，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在新形势下弘扬中华民族的“贵和”传统，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民族“贵和”思想的内涵 中华民族的“贵和”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它贯穿于人们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以及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认识中。 “贵和”是自然法则。我国古代的思想家们一般把自然称为天或天地，并将其视为一个和谐的整体。早在春秋时期，中国人就有“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的观点。在这里，“同”指的是无差别的绝对同一，“和”则意味着有差别的统一。这一看法在以后的中国哲学中一再得到确认：从老子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四十二章》），管子的“和乃生，不和不生”（《管子·内业》），庄子的阴阳“交通成和而物生焉”（《庄子·田子方》），荀子的“万物各得其和以生”（《荀子·天论》），到董仲舒的“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春秋繁露·循天之道》），张载的“太和所谓道”（《正蒙·太和》）等等，都蕴含着“和实生物”的观点。 “贵和”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法则。“和”乃天道。自然有其自身的秩序，是和谐的整体。“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人“不与天争职”（《荀子·天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我国古代哲人主张“天人合一”，将人与万物一视同仁，视为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认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人类各种关系和谐的基础。对自然和谐的破坏，都是由于人没有顺应自然、尊重自然。 “贵和”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法则。中国传统道德提倡“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在孔子看来，人与人之间可以有矛盾，但能够在一定的道德原则和规范下达到统一与和谐。也就是说，“和而不同”的实质乃是强调矛盾的统一和均衡，强调通过对“度”的把握以获得人际关系的和谐。儒家积极宣扬“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均无贫，和无寡”（《论语·季氏》）。“和”不仅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个基本准则，而且是调解人们之间利益冲突的一种处世方式和治国之术。 “贵和”是处理民族、国家关系的法则。中国人一直认为“和”是解决国与国之间冲突的原则，主张“协和万邦”。“协和万邦”的说法最早出现于《尚书·尧典》中，随着《尚书》被尊为儒家经典，其所主张的处理邦国、族群关系的准则也就逐步成为封建统治者处理民族、国家关系的法则。“协和万邦”，表现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优良传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贵和”思想在民族、国家、文化层面上的重要体现。“协和万邦”，不仅体现着古代先贤的政治理念、道德准则，也是一种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它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和大一统国家的建立。 弘扬“贵和”思想的现实意义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就需要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尤其是热爱和平、以和为贵的精神。 “和”能生财，“和”能致祥，“和”能聚力。在观念层面，“和”意味着对不同意见的承认和宽容；在社会结构层面，“和”则是指不同的个体、集团之间建立协调的社会交往关系。所以说，“贵和”就是在承认事物本来矛盾和必要斗争的前提下，在诸多因素的对立统一、相互依存中求同存异、化解矛盾，从而在“存异”的基础上“求同”而不“苟同”，达到总体上的平衡、和谐状态，进而择优汰劣，促进新事物的产生和发展。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周易·系辞下》）与“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荀子·王制》）的思想。这里的“和”，就意味着团结一致、万众一心，从而力量倍增、强盛不衰。中国人自古就认为，只有“志同道合”、“同心同德”、“万众一心”、“和衷共济”，才能不断发展进步，才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讲的就是要形成一种对民族和国家的强大向心力和凝聚力，使全国各族人民做到同心同德、精诚团结。这种和合观念、合群意识、团结精神必然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大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 “和”不排异，“和”不苟同，“和”不畏恶。强调“和”，并不意味着怯懦和无原则的退让、妥协。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在艰苦的自然条件和严酷的社会斗争中，还锻炼和培育出一种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精神，即不畏强暴、不惧邪恶、见义勇为，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的英勇斗争精神。“大禹治水”、“精卫填海”、“愚公移山”、除暴安良、抵御外敌，就是这一精神的体现。中国人认为，只有“见义勇为”、“敢做敢当”、“威武不能屈”，才称得上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弘扬“贵和”传统，有利于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妥善处理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增强妥善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本领；有利于综合运用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调解等方法，进一步健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工作机制和社会利益协调机制，依法及时合理地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需求，解决利益矛盾，自觉维护安定团结。当然，在弘扬“贵和”传统的同时，还应坚决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加强和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制，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人民日报》 (2004年12月24日 第十四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