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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谈认识中国历史的范式 ——与韩德强先生商榷 刘 东 超 （在《原道》十周年纪念研讨会上，我和韩德强先生比邻而坐。在韩先生做了一个简短发言后，我小声对他说：“我不同意您的观点。”韩先生指着他的文章《重新认识中国历史》说：“你看完了再说。”在别人发言时我看了这篇文章的一部分，觉得确有不敢苟同之处，便对韩先生说：“我写文章回答您。”然后我俩握手致意。回家后我又细读这篇文章，认为需要商榷处甚多，而且涉及到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应该写篇较大篇幅的文章来讨论。由于对此的思考尚需时日，暂写一篇扎记式的小文以践诺。） 在当代中国的学术背景上，认识中国历史的理论前提之一是对于认识范畴和范式的考察。从韩德强先生《重新认识中国历史》文中可以看出，他对此有着较为清晰的意识。但是，我比较奇怪的是韩先生对一些范畴的使用与一般的用法略显不同。比如，他说：“在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新王朝建立之初，基本上都有一次土地改革，或者平分，或者承包，使每个家庭都拥有一份土地。这时，有市场经济，但缺乏大规模的失地农民，也许可以叫做小资产阶级社会，甚至可以叫社会主义社会。大体上，经过30、50年后，由于水旱灾害、生老病死等各种变故，贫穷的农民只好出卖土地，或流入城市打工，或流入大农场，成为大地主的雇工，社会分化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社会性质就应该是资本主义社会。”[1]很明显，韩先生这里使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意义和当代汉语中这些词汇的一般意义不同。在我国学术界一般的使用中，这几个概念都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等近现代社会历史或经济学说紧密联系，都和人类历史在时间中演进到晚近阶段相关。比如，“资产阶级”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也是国内学术界的一般理解中）有着清晰的含义，指的是近代以来占有生产资料、剥削工人剩余劳动的阶级。而韩先生理解的资产阶级指的是中国历史上任何朝代的“大地主、大商人和大官僚”[2]。就一般意义而言，这两种理解显然有着极大的差异，前者显然不可能包括“大地主”和“大官僚”；即使是“大商人”，也不一定就是是资产阶级，象韩先生所举的范蠡、弦高、吕不韦等怎么也不可能被马克思和国内外学界视为资产阶级。作为成长在这种话语环境的青年学者，韩先生当然清楚这些范畴的这种用法，但他却在改变内涵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理解来使用这些范畴。从宽和的角度来理解，这种使用也并非完全不可以。但是，我担心这种使用有时会造成一些概念混淆，不利于思想的清晰表达。实际上，他完全可以用新造或类似的范畴来表达这里想表达的意思。 不过，韩先生这里较为特殊的概念用法从他自己的角度来说有其理论缘由。这一缘由在于他对马克思的历史认识范式的一些误解。或说，这里的概念混淆源仅仅是一种结果，其原因在于其历史认知范式中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就是他仅仅从生产关系的维度而明确放弃生产力的维度上来理解阶级和阶级关系。对此，他表达得相当清晰明白。比如，在谈到资本主义时他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有两种理解。一种定义是从生产技术的角度定义的。手工磨产生封建主为首的社会，机器磨产生以资本家为首的社会。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完全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在此之前，只有地主、领主、奴隶主，没有资本家。”“原来，马克思还有另一种定义，即从社会的基本生产关系来定义资本主义的。大体来说，如果一个社会的基本生产关系是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则该社会是奴隶社会；是领主与农奴制的关系，则是封建社会；如果是资本家与自由雇工的关系，则是资本主义社会。”[3]他认为，根据前一种定义，无法理解马克思将工业革命前的尼德兰革命、英国克伦威尔革命等理解成资产阶级革命，因为他认为马克思以为资本主义是由生产力发展到工业革命阶段才导致的。所以只有根据后一定义（仅仅考虑生产关系维度）才能将这几次革命理解为资产阶级革命。 我们说，韩先生在此对马克思历史观的理解是不符合理论事实的。因为根据今天我们能看到的文献，马克思并没有认为资本主义是由工业革命导致的。韩先生上文所引 “手工磨”（原文当为“手推磨”）“机器磨”（原文当为“蒸汽磨”）的话只是马克思用来说明不同的生产力导致不同的生产关的例证。所以这句话的上文是“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4]这并不证明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力发展到工业革命阶段才产生的。实际上，我们略微翻一下马克思留下的文献，就可以发现他实际上认为资本主义远远早于工业革命产生。比如，他谈到分工时说：“工场手工业分工的一个产物，就是物质生产过程的智力作为他人的财产和统治工人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这个分离过程在简单协作中开始，在工场手工业中得到发展，在大工业中完成。在简单协作中，资本家在单个工人面前代表社会劳动的统一和意志，工场手工业使工人畸形发展，变成局部工人，大工业则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并迫使科学为资本服务。”[5]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在工业革命前资本主义经历两个发展阶段：简单协作阶段和工场手工业阶段。这两个阶段也就是世界经济史上经常谈到的欧洲资本主义萌芽的手工工场阶段。对于手工工场阶段，马克思本人曾谈到：“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在工场手工业上取得了自己的典型形态。这种协作，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具有特征的形式，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占居统治地位。这个时期大约从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最后30年。”[6]在这个阶段，从马克思的表述可以清楚看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存在且向前演进的，只不过是到了工业革命时期才成熟。因此，韩先生用工业革命阶段的生产力水平来定义资本主义的产生并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实际上，如一些世界经济史著作所描述的，从十四、十五世纪开始，欧洲生产力得到较快的提高，尤其是农业生产力的进步（如轮作、二圃制、三圃制的实行、重型铁犁的广泛使用等）相当明显，这促使封建庄园经济发生变化，商品市场逐渐发展，并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在一些地区（如意大利北部的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米兰等）出现。这种生产力的提高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相互促进，直到十八世纪才导致工业革命的产生。因此，以工业革命来解释资本主义的产生既不符合马克思的认识，也不符合一般世界经济史的史实。 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解中，他从没将资本主义理解为可以分别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来定义。在他的理论中，他一直将资本主义理解为包括一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社会有机整体，他一直将资本关系理解力为一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比如，他说：“资本关系的形成从一开始就表示，资本关系只有在社会的经济发展即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的历史阶段上才能出现。它从一开始就表现为历史上一定的经济关系，表现为属于经济发展即社会生产的一定的历史时期的关系。”[7]其他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也是如此。因此，一定水准的生产力决定一定的生产关系，而这种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也具有反作用。如果一定的生产力水平没有达到，是不可能产生与它相联系的生产关系以及建立在这一关系之上或这一关系体现出的阶级关系，也就不可能出现和这种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相联系的社会形态。而这种理解在马恩的论述中也有大量支持的证据，比如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说：“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8]。又如马克思说：“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9] 当然，有人可以不同意甚至激烈批评这种理解，也可以指出它的各种不足和弱点。但对于这种理解的客观存在及建立在它之上的概念使用我们无疑是应该明白的。从韩先生的表述可以看出，他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认知范式的理解有所了解，但他将这种范式“拆散”后使用，放弃生产力的维度而仅仅利用生产关系的维度，从而使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破碎不堪”，这种破碎的历史认知范式的利用当然会导致认知结果中的逻辑问题和事实偏差，而且他也没有对于这种“拆散”进行充分论证。具体说来，如果按照韩先生的理解：“中国古代社会各王朝前期，农民从国家分得土地，既可理解为农民直接受雇于国家；亦可理解为农民都拥有私有土地，是自我雇用，只需要向国家交税，不受地主、领主或奴隶主剥削。”[10]他认为这种时代“倒是接近新中国土地改革后的社会”,并把这样的时代叫作“小资产阶级社会”或“社会主义社会”。我们说，首先这段话来存在着实事方面的问题，中国古代只有北朝、隋唐等几个颁布过均田制的国家实行过土地的大规模分配，其他王朝的土地分配虽然也有过，但都不足以在社会经济制度中占据主导地位，汉宋元明清都是如此。这样一来，似乎只有北朝和隋唐初年是“社会主义社会”或“小资产阶级社会”，到了后来这两种社会又不见了或说自然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了。这样，这两种社会也就没有多少价值了。因为如果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可以自然而然地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至少在马克思的意义上，这种社会主义的历史意义不大。而且,如果社会主义社会象中国北朝或隋唐社会那样,建立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上,广大人民过着当时水准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受着当时的政治统治和压迫,并最终会导致农民大起义的推翻,这样的”社会主义”在今天看来恐怕也没有多少现实意义和未来意义,恐怕也不会成为人们追求的理想了. 韩先生还说：“在王朝初期，重农抑商政策的确将放慢资本主义社会的到来的步伐，但是，由于市场经济的两极分化倾向极其强烈，资本主义社会还是要顽强地到来。从各王朝中期起，以大地主、大商人和大官僚为主体的资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主导经济力量，这种力量最终将摆脱政府的调节，将政府权力市场化、资本化，使社会崩溃。”[11]又说：“恰恰是市场经济的两极分化机制，导致了资产阶级财富的积累和无产阶级人数的壮大。与此同时，权力体系也日益失去制约，权力集中到少数谋求短期私利的权臣、宦官或外戚手中。资本的积累与权力的积聚相互推波助澜，社会财富完全集中到一小撮人手中，社会必然崩溃。”[12]这里韩先生提出了考察中国历史周期性兴亡问题的又一种解释，即市场经济导致社会的两极分化，并使权力资本化，最后导致社会崩溃。不过，这种解释的经验理由和逻辑理由似并不充足，或者说，仍有进一步补充和说明的必要。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市场经济是否这样发达，足可以造成社会的两极分化并导致社会崩溃。在我见到的一些材料中，学者们对于中国传统社会市场经济功能的估计没有韩先生这样“乐观”，比如方行先生经过各个方面对中国封建社会价值规律作用的探讨后得出的结论是：“总之，价值规律对封建社会农民商品生产的促进和调节作用，无疑是不能忽视的。但是，在封建社会的社会生产中，封建租赋和农民自给性产品的生产比重很大，而商品生产的比重很小，价值规律调节社会生产的范围是很小的，同时，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自然条件以及小农经济本身，对价值规律调节生产，促进生产技术改进和农民两极分化的作用，具有种种限制，使它在这些方面对农民商品生产的作用程度和作用效果，都受到影响，因此，对它在农民生产中的作用也不宜估计过高。”[13]因此，考虑到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现实情况，过分肯定传统市场经济的两极分化功能是不甚恰当的。那么，到底导致中国传统社会周期性兴亡的原因何在呢？这确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我在此只能给出自己的一点感觉。首先，我们似不应过分强调周期性特征，因为这只我们在回观历史时形成的一种大致印象，细致考察起来并不甚准确，或说并不具有历史发展的严格必然性。其次，表现出大致周期性的中国王朝兴亡是在由秦王朝确定的国家框架内由两种因素导致的。其一是民族纷争导致的颠覆，其二下上相争导致的颠覆。前者可以由各民族文明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来解释，后者的原因相当复杂，我觉得大致可以由秦晖先生提出的大共同体本位的社会结构导致的压迫和剥夺来进行某种解释。[14]总之，我认为韩先生以市场经济造成的两极分化导致中国传统社会崩溃的解释是不太成功的，至少他还需要更为细密的研究和论证才能使之具备一定的解释力量。 总结上文所论，我认为韩先生重新认识中国历史的范式有一定缺陷：既存在一些知识性偏差，又造成了范畴的变异和易于混淆，同时也没能较好地解释中国历史上的重大现象。因此，从总体上来说是成立不了的。 最后，我想谈几句对韩先生整篇文章的三点看法。第一，这篇文章可能不是韩先生深思熟虑、严密论证的结果，似乎有些想到哪里写到哪里、“信马由缰”的味道。因此，整篇文章的内容和结构都略显零乱。第二，这篇文章某些地方的论判有些武断。比如，他将马克思定位为“资本主义的首席经济师，甚至是当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首席经济师”[15]，对于这样一种令人惊异的判断，他的理由仅仅是因为马克思肯定过资本和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坦率地说，恐怕没有几个人能接受韩先生这种有些机械论色彩且以偏概全的论断。第三，这篇文章表现出一种较强的努力突破既有成见的勇气，但可惜的是，知识预备和理论预备似都略显不足，因此，得出的某些些结论实际上是无力的。 [1] 韩德强《重新认识中国历史》（打印稿）第6页。 [2] 韩德强《重新认识中国历史》（打印稿）第6页。 [3] 韩德强《如何认识中国历史》（打印稿）第5页。 [4] 《马恩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2页。 [5] 《马恩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18页。 [6] 《马恩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90页。 [7] 《马恩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2页。 [8] 《马恩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232页。 [9] 《马恩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44页。 [10] 韩德强《如何认识中国历史》（打印稿）5页。 [11] 韩德强《如何认识中国历史》（打印稿）6页。 [12] 韩德强《如何认识中国历史》（打印稿）6页。 [13] 方行《中国封建经济论稿》，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328——329页。 [14] 见秦晖《“大共同体本位”与传统中国社会》等文，载氏著《传统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15] 韩德强《如何认识中国历史》（打印稿）11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