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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基础之一，而在杜维明看来，放在当下时代背景中去理解，这也是对当下精英阶层的要求与期望。“如果希望普通民众能有有尊严的生活，精英阶层要自觉要求自己。”他说。 过去几年，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儒学思想家杜维明一直关注儒家思想在企业家群体的传播。他担任长江商学院人文委员会主席有五年、浙江大学儒商与东亚文明研究中心荣誉主任也四年多，在这些场合，他都会与中国的商业领袖们探讨儒家文化，谈论跨文明之间如何建立对话。因为，这些人正是改革开放造就的时代精英的一部分。 有人说，中国儒家思想复兴的希望在商界，因为企业家阶层视野宽广、资源丰富，能够影响到社会各界。这种观点令杜维明亦“深受感染”。 在专访中，杜维明教授谈到了中国企业家阶层对待儒学的态度，儒学在日本商界的地位和影响，更谈到了中国精英阶层在当下的责任。 儒学与企业家 《21世纪》：你在长江商学院任职人文委员会主席，有很多机会接触企业家，这个群体是怎么看待儒学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 杜维明：朱熹曾经讲过一段话：去参观一个房子，可以在外面转一圈，也可以进到里面仔细看看。对于包括儒学在内的传统文化，企业家的态度也分为两种，一些是绕着房子走几圈，有的则是真正走进去，深入了解是怎么回事。 现在，越来越多企业家对传统文化感兴趣，认为汲取传统的心灵资源，不仅可以将企业的成功推向新高度，而且能回答人生意义之所在等问题。而传统经典的文本，在当代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21世纪》：在商学院进行人文领域教育，你主要讲些什么？在您陈述观点的时候，是否会遭遇企业家学员的质疑？ 杜维明：我基本采用讲座形式，有几个重要议题，包括如何在不同文明之间建立对话，对西方一些重要思想的阐释和批判，“文化中国”的探讨，还有“儒家文化圈”内的中国、韩国、日本、越南等国各有什么特色。当然，不会“一言堂”，也指导学员读一些经典著作，鼓励他们发问。 第一届学员，有很多比较有影响力的企业家，包括海南航空（600221）的陈峰、蒙牛的牛根生等。开始时，学员质疑很多，有些人根本就是反感的，认为儒家的东西过时了，与企业经营也没关系；也有人先入为主地认为，当代信奉的民主、法制、人权、自由和个人尊严，这些普世价值在儒家思想中并不凸显，甚至儒家思想会是一种阻碍。但他们愿意和我辩论，类似例子现在也很多。 《21世纪》：“儒家文化圈”里的其他国家，如日本、韩国的企业家如何看待儒学的？ 杜维明：目前，且不论是否值得推崇，儒家传统保留得最好的在韩国，在韩剧中都有体现。日本的情况也很有趣，国内有所谓“三教”——大乘佛教、神道和儒家，儒家依然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甚至在越南，现在儒学复兴的速度都非常快。 “儒商”用现代化话来翻译，其实就是在企业界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有社会良知、愿意为社会服务。这种人在日本企业界太多了。比如日本三菱商事前任社长诸桥晋六。一听到“诸桥”，从事汉学研究的人就很震撼，古典汉语研究的权威性著作《大汉和辞典》就是日本诸桥辙次家族两代人用几十年时间主持编纂的。我一见诸桥晋六，就问他跟汉学研究的诸桥家族有没有关系，他回答就是他们家族的，他说自己搞企业是家族里跑出的“黑马”，其他家庭成员都做学术。日本还有一个“东洋文库”，是世界著名的中国及亚洲历史文化研究的专业图书馆，需要庞大的运营资金，资金1/3来自于三菱，1/3来自于日本文部省，1/3文库自筹，这当然和诸桥先生也有关。 资生堂前任社长、家族事业的第三代传人福原义春，也遵奉儒学，特别突出谈“文化资本”。他曾在《朝日新闻》每隔一个月就发表一篇论述文化资本的文章，这些文章已集结成书而且有中译本。再早一点，日本“现代企业之父”涩泽荣一终生都在念《论语》，对《论语》推崇备至。他说其一生最重要的金科玉律就是“见利思义”，“利”是小利，是短期的，“义”方为大义，是长期的——所谓“义”就是要为社会服务。 日本在德川幕府时代，有所专门培养日本商人的学校叫“明德堂”，“明德”就来自《大学》的“在明明德”，学校主讲儒家论理道德。我有一个日本朋友冈田武彦，每周六早上都会开讲儒学，听讲的是上百名企业家。有一次他邀请我去讲《大学》，我用中文，他们找人翻译成日文，然后听众发问，提问水平非常高，就跟他们自己的传统经典一样。 (责任编辑：admin) |